正因为是剪不清、理还乱的“历史遗留问题”，就要多讲现实，少谈历史。解决娃哈哈问题的关键，不是争论“历史”的是非曲折，而是寻求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宗馥莉接手娃哈哈后，家事、“司事”风波不断，备受关注。

在一年不到的任期内，她对娃哈哈商标权、供应链的“体外循环”转移，更是备受争议。反对“国有资产流失”的呼声很大，同情者则认为国有股份是不合理的“历史遗留问题”，试图从所谓“经济学角度”为其辩护。其中的是非曲直，应该辨明。

01

宗庆后时代娃哈哈集团的供应链分为集团直营和外包代工。外包代工的主力是宏胜集团，也就是所谓的“宏胜系”，占娃哈哈总产能的三分之一。此外还有“三捷系”等“山头”。这些体外循环的“山头”背后，都和娃哈哈集团的股东、高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就是说本质上都是“关联交易”。

供应链外包的关联交易在大型企业经营中很常见，也不违法，大可不必因国资存在过于敏感。关联交易难免会产生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利益输送，只要不影响企业本体的正常经营，也不必有道德洁癖地挥舞“国有资产流失”的大棒。

但是，宗馥莉的“吃相”未免太难看了点。

接班后，她把娃哈哈的供应链转移到了自己百分百控股的“宏胜系”，也拿走了娃哈哈集团的绝大部分利润。2024年宏胜净利润达47.67亿元，而娃哈哈集团净利润暴跌98%，仅有1871万元。此消彼长，令人发指。

这样堂而皇之、赤裸裸的关联交易不当攫利，要是搁在欧美国家，早就被其他股东告上法庭了。这种关联交易固然不必强调“国有资产流失”，但也不能以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辩护。

那么，宗馥莉试图把归属娃哈哈集团的 387 件核心商标归属集团转移至自己控股的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又是怎样的性质？是因为“历史遗留问题”的特殊情况，就能“同情和理解”呢？

也不行。

02

注册商标属于知识产权，其归属的确要从产权角度分析理解。这在法理上不存在争议，娃哈哈的品牌商标当然属于娃哈哈集团。娃哈哈的股权三分，国资占46%，宗馥莉占29%，其余为职工集体持股。

显然，宗馥莉是没有单独处分娃哈哈商标的权利的。这也不必强调国资的特殊性，换作任何性质的财务投资人都是一样的结论。所以，宗馥莉试图将娃哈哈商标转移到自己名下公司的行为，法理上完全没有依据。

我在网上看到，有学者另辟蹊径，发明了“经济学角度解释”——

娃哈哈的品牌及利润不是国家创造的，而是宗庆后及娃哈哈的员工通过他们的长期努力创造的，因此品牌及相关财富应该归属于宗庆后及娃哈哈员工，他们才是娃哈哈品牌及相关财富的合法所有者。

这个所谓“经济学角度解释”，讲白了就是谁的贡献大就归谁所有的“产权理论”创新。至少坚持市场原则的经济学流派，都不可能给出这样的结论。

因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市场主体的权利从来都不是按照贡献、创造分配的，而是按照契约分配的。白纸黑字，签了就要认。

要是按照“贡献”分配权利，那产权就成了一团浆糊。初创企业的天使投资、A轮、B轮都别搞了，“播种”时约定的权益分配，“收获”时企业经营方理直气壮对财务投资人来一句“你们没有贡献”，理直气壮地踢出局，那还怎么搞投资？

无契约则无市场，要是按贡献分配，任何市场活动的分配都是一笔糊涂账。谁都可以强调自己的贡献大，谁都可以主张蛋糕归自己。买卖干成了，谁还没点贡献呢？贡献大小是无法量化的，谁的贡献都是不可或缺的。就会出现老相声段子里的食堂大妈要求多拿一份奖金的场景。人家大妈说的也很有道理啊，没人家天天做饭，你们搞科研搞经营的，能做成事吗？你能说大妈的贡献不大吗？

所以，强调企业家的经济贡献、企业家精神的稀缺都没有错的，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但是，企业家的贡献也要体现在契约中，而不是否定契约的无上限。强调企业家的贡献，却否定契约作为市场经济基石，就成了顾此失彼的“半截子”经济学了。

娃哈哈的股权三分是有明确契约的，不能以“企业家贡献大”为由就推翻了。理论上讲不通，现实也不可行。

03

市场经济理论强调企业家贡献，也重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权益。反映在法律上，就是企业是具备独立权利“拟人格”的法人。企业可以是“私产”，却不是所有者可以随便拿捏的“死产”。

众所周知，企业是“法人”，具有独立权利的“拟人格”。这是现代公司制度的基础。财产具备独立权利，产权所有者不能做出危害其权利的处分，并不是现代法学的发明，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延续至今。

比如英国的“王室财产”，包括王室珠宝、王室地产，现在名义上归查尔斯国王所有，但是他无权变卖、转赠这些“王室财产”。再如信托财产作为独立资产，所有权、受益权和经营权分离。所以，不要一提“产权”，就想当然地认为所有人可以任意处分，要送要卖随心所欲。

市场秩序和原则从来不是拍脑袋发明的抽象教条，而是习俗、传统的自发秩序演进的结果。在现代公司制形成过程中，公司也被纳入到了具备独立人格的拟人格财产体系中。这是古老的产权传统和现代法学、经济学结合，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

因此，市场经济的产权理论从不支持企业所有者的“任性权”。品牌商标属于企业法人娃哈哈，并不等于娃哈哈的股东可以随意处置。就算宗馥莉是娃哈哈的第一大股东，控股超过99%，她也无权任意处置娃哈哈的品牌商标。在企业权利保护更完善的英美法体系中，哪怕宗馥莉拥有娃哈哈100%的股份，如果做出危害企业权益的决策，员工也可以把她告上法庭。

何况宗馥莉连娃哈哈的大股东都不是？凭什么就把集团的利润大头、核心资产往自家的口袋里拿？

04

国资是娃哈哈第一大股东，这是事实。不可否认，其中确有产权改革不彻底的“历史遗留问题”，但是宗馥莉接班后的暴力拆解、任性妄为，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

娃哈哈集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7年，期间经历了1999年的股份制改革的“大改”、2001年股权结构调整的“小改”，还涉及到后来的“达娃之争”。过程很曲折，其中有不少今天看来“很不规范”、“不上台面”的交易和博弈。比如宗庆后以个人信用借贷支付股本金，是否有政府隐形的信用背书，等等。

这些陈年旧账，今天很难、也不必分清是非。当时的大环境、制度不健全，很多都是权宜的做法，很多交易都是以默认、默许的方式完成的。今天任何一方要倒算找补，都谈不上占理。

正因为是剪不清、理还乱的“历史遗留问题”，就要多讲现实，少谈历史。解决娃哈哈问题的关键，不是争论“历史”的是非曲折，而是寻求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国进民退，娃哈哈国有化，显然不是正确方向。那么，唯一的选择无非是国资以何种方式退出。显然，满脑子条条框框的“想当年”，是谈不成的。抱着“国有资产流失”的锱铢必较谈不成，“国资从来都没贡献”的执念也谈不成。唯有基于实际情况和现实条件，才能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就是好方案。

各方都能接受，那就要照顾各方的利益。国资对上对下要有交代，出让股权的价格就不能过低。收购方的承受能力和收购的利益空间，也要考虑。这个议价过程当然是艰难的，一时谈不拢也很正常。总不能谈不成就自己胡来。宗馥莉的任性妄为，很不明智，只会让“历史遗留问题”更复杂、更难解。

在这个节骨眼上，再以所谓的“经济学角度”拉偏架，就是帮倒忙了。其性质和片面强调“国有资产流失”并无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