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观点版，作者大卫·弗伦奇是《纽约时报》的观点专栏作家，撰写法律、文化、宗教和武装冲突等主题的文章。

我想从一个过往丑闻的故事说起。

2016年6月27日，在希拉里与特朗普激烈角逐总统职位之际，她的丈夫克林顿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天港国际机场与司法部长洛雷塔·林奇短暂会面。

当时他们的飞机停靠得很近，比尔·克林顿便借机与林奇交谈。

林奇表示，这次谈话内容无关紧要，主要聊了各自的家庭和旅行。但共和党人对此感到愤怒。

当时，希拉里正因担任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的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器而接受联邦调查局调查。

虽然克林顿对林奇来说不是正式的老板，但问题显而易见：这位前总统是否试图干预对他妻子的调查？

甚至一些民主党人也表示担忧。

来自特拉华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说：“我确实认为这次会面释放了错误的信号，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恰当的信号。我觉得她应该完全避免与这位前总统进行哪怕是简短、随意、社交性质的接触。”

回头来看，到了2025年，我有两个想法。

首先，参议员库恩斯说得对——这次会面本不该发生。

其次，这件事如今看来简直太小儿科了。现在要发生类似的事情，恐怕连水花都激不起。

简单来说，是特朗普改变了游戏规则。

现在特朗普司法部的问题已经不是“看起来是不是有不当行为”，而是直接正面冲击司法部的公正性。他正迅速将司法部转变为一个以政治为核心的机构，其他所有职能都服从于特朗普的意志——以及他复仇的欲望。

司法部在行政部门中本就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原因也很容易理解。虽然有些人将司法部长称作国家的首席执法官，但我并不赞同。真正拥有这一称号的，是那个能在她不听话时立即解雇她的人——总统。

总统最终掌握着联邦执法权，而司法部长只是他的雇员。

正因如此，政治干预司法始终是一个潜在风险。总统对司法部长的控制权，加上总统拥有赦免权（这项权力源自王权，被悄悄写入美国宪法），意味着一个不择手段的总统可以打造出双重标准的司法体系。他可以赦免自己的朋友和盟友，同时毫无节制地追击政敌。

美国总统确实拥有让那句老话成真的权力——“对我的朋友一切照办，对我的敌人依照法律行事”。这不是一个新观点，更不是关于这一任总统的新观点，但在每次总统以报复为目的采取行动时，我们都必须提醒自己这件事。

这些宪法层面的担忧并非纸上谈兵。正如尼克松政府（还有其他一些政府）所展现的那样，“帝王式总统制”容易滋生腐败和滥权。

为了抵制这种诱惑，两党总统领导下的司法部建立了一系列规则和程序，以确保司法的公正和中立。

不同党派的总统可能会有不同的执法重点——有人更注重打击毒品犯罪，有人更关注枪支犯罪——但这些优先事项不应具有党派色彩。

换句话说，不应对民主党的毒贩有一套标准，对共和党的毒贩有另一套；不应对共和党持枪罪犯有一套标准，对民主党人有另一套。

还有其他一些标准，比如，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属于司法部）通常不会公开某人正在接受调查的消息。司法部也会尽量保护那些可能与案件有关、但未被起诉的人的身份。

这也是为什么起诉书中常常使用“个人1”或“个人2”来代替真实姓名的原因。如果没有被正式起诉，他们就无法真正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因关系有罪”既不是法律也不是道德上能接受的标准，不应因此毁掉一个人的公众声誉。

此外，相关法规还保护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特工，不能被随意或因党派原因解雇。这些法律保障了一批专业执法人员的形成，他们的服务年限可以跨越多个政府，从而建立起一套无法在彻底党派化、胜者通吃的司法体系中维系的专业性和专业素养。

特朗普已经彻底打破了这一切。

从他第二个任期一开始，这一点就已经显而易见。他为1月6日暴乱中最具暴力倾向的参与者赦免了刑罚，包括那些被判犯有煽动叛乱罪的人。

与此同时，他还展开了一场清洗行动，针对数十名曾经调查并起诉1月6日暴徒的检察官。

司法部撤销了对纽约市市长埃里克·亚当斯的指控，理由居然是此案妨碍了亚当斯执行特朗普在移民政策上的优先事项。负责此案的法官称，这“简直像是达成了某种交易”，这种做法公然违反了司法部的标准与惯例，导致多名检察官辞职。

自从亚当斯事件以来，丑闻接连不断，以至于那件事如今已仿佛成为史前往事，仿佛发生在大陆会议时期，而不是几个月前。

特朗普的偏袒不只针对对他个人忠诚的人，还扩展到了他偏爱的、以及他敌视的群体。

今年夏初，他领导下的司法部对一名路易斯维尔警察提出极为轻微的刑罚建议，而此人因违反民权罪被定罪，他曾在布里安娜·泰勒遇害当晚，向一间公寓中疯狂开枪。

与此同时，司法部却持续不断地追捕移民，将数百人驱逐至萨尔瓦多一所残酷的监狱，整个过程中并无正当法律程序。这只是针对疑似非法移民所实施残酷政策的冰山一角。

而这一切还在不断升级。我无法判断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是否有罪，但我知道，当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在社交平台上高调发布博尔顿住宅被搜查的消息，并宣称“没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副总统又确认博尔顿正在接受调查时，他们已经突破了那些本应提醒我们，“每位美国人在被证明有罪前都是无罪的”基本准则。

我也无法判断来自加州的联邦参议员亚当·希夫、纽约州司法部长莱蒂蒂娅·詹姆斯，或者美联储理事会成员丽莎·库克是否犯有抵押贷款欺诈罪。但在没有任何审判结果的情况下公开指控，是又一次严重违反“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

总统仅凭未经证实的指控就解雇了库克，这不仅违反了维护司法体系所需的标准，可能还违反了法律。总统必须提出“合理理由”才能解雇美联储理事，而一项社交媒体上发贴指控有不当行为，并不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不当行为证据。

更令人震惊的是，特朗普甚至指示住房金融局局长比尔·普尔特，专门审查几位知名民主党人的财务记录，这是他为报复所采取的又一做法。如果是出于真实的怀疑而调查抵押贷款欺诈，那无可厚非，甚至值得称赞。但专门针对民主党人进行特别审查，这是对司法的严重滥用。

就在本周三，特朗普又一次鲁莽地提出刑事指控，在Truth Social上声称应当依据《反黑手党与腐败组织法》（RICO）起诉乔治·索罗斯及其儿子。

RICO法本是用来打击有组织犯罪的。

但这正是威权政权的做法。他们不仅仅说要起诉政敌，而是直接付诸行动——通过捏造指控或选择性起诉。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我总是试图反复检验自己的直觉。即便我几乎可以肯定特朗普或他的政府滥用了权力，我仍希望听取特朗普支持者和冷静的外部观察者的观点。

特朗普支持者传达出的信息很明确——这一切不是从他开始的。他们指出对特朗普的各项起诉，声称司法部早在他上台前就被“武器化”了，而媒体拒绝承认这一点。当起诉对象是特朗普时，他们毫不介意这种党派性。

必须承认，他们确实有一定道理，尽管真实性有限。并非针对特朗普的所有法律诉讼都同样合理。纽约上诉法院刚刚推翻了对特朗普高达5亿美元的欺诈赔偿判决（尽管维持了其欺诈行为的认定）。纽约州的刑事起诉基于一种被左右两派都在批评的法律理论，试图将轻罪级的记账违规行为提升为重罪。

但杰克·史密斯代表司法部提出的几项起诉却非常扎实。这些案件，若是其他担任相似公职的人，照样也会被起诉。唯一让这些案件变得不同寻常的，是被告是前总统特朗普。

这些案件的法律依据合理，事实也极具指控性。而真正的司法不公在于，特朗普从未真正接受审判。他本应面对一个由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

那么外部观察者怎么看？

你可能注意到，我在这个通讯中曾多次引用哈佛法学院教授、布什政府时期法律顾问办公室前助理司法部长杰克·戈德史密斯的话。我引用他，是因为他经验丰富、头脑清醒，不夸大其辞。

这个月，他在一次以“21世纪自由主义”为主题的会议上发言，他的话语既明确又令人震惊。《Lawfare》主编本·维特斯向与会者提出他的“总体印象”：“司法部在这几个月里的变化程度令人瞠目结舌，几乎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就像一颗原子弹投到了司法部内部，”戈德史密斯说。他接着表示：

“联邦行政系统里有成千上万名律师，他们分布在各机构，职责是解读成千上万条应当规范行政行为的法律。你可以对这个系统持怀疑态度，但它一直运行良好，包括司法部，能在一定程度上让白宫和高级行政机构遵守法律，尽管也有例外。而这个政府已经系统性、无情地成功清除了所有内部法律阻力——除了一个例外。

现在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表达任何与总统意见不同的观点都变得不可接受。而总统本身不是律师。这是个极其危险的局面。”

我们正眼睁睁看着特朗普亲手摧毁司法部。这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机构，它自己也多次违反过自身的标准。但面对司法部的问题，正确的做法应是重申对正义与公平的承诺，而不是摧毁规范、抛弃中立的表象。

如果我们能从这段痛苦的美国政治时期吸取教训，希望我们能认识到：仅仅遵守宪法还不够。如果我们想保护这个共和国，仅凭形式上的合宪远远不够。宪法赋予的权力也会被滥用，而特朗普正在滥用赦免权与对司法部的控制权，把整个行政机构变成实施个人报复的工具。

更糟的是，最高法院几乎无法制衡总统的滥权行为。他对联邦罪行的赦免权是绝对的。尽管法院可以限制具体的违宪行为，但总统对司法部的掌控将持续到任期结束。

这颗原子弹已经引爆，而唯一能收拾残局、修复共和国的，是美国人民。但在足够多的美国人拒绝这个人及其政治运动之前，他将继续破坏美国司法体系，甚至宪法也无法阻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