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元首会晤盛大而又重要，毫无疑问当然应该是全球关注的重点。然而在“热闹”背后，一个危险的信号灯正在闪烁，却被忽略了。在两位元首会晤前，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的《全球债务监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全球债务水平在3月底达到近353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的借贷扩张是推动全球债务在第一季度增加逾4.4万亿美元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这是全球债务规模自2025年年中以来增速最快的一次，​也是连续第五个季度增长。从债务比率来看，​全球债务目前占全球经济产出的305%。

虽然债务总额高达353万亿美元，但全球债务占GDP的比重维持在305%左右，并未大幅攀升。这是因为全球多个地区的经济扩张（名义GDP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债务增长的压力。然而，这种平衡非常脆弱，一旦经济增速放缓，债务比率将迅速恶化。

高达353万亿美元的全球债务规模，是如何产生的？内部层面看，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政府主导的财政扩张与“借新还旧”。很明显，本轮全球债务膨胀的“主引擎”已经从过去的家庭或企业部门切换为政府部门。美国是推动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债务激增（增加逾4.4万亿美元）的首要驱动力。其长期财政路径被评估为“不可持续”，政府借贷主要为了应对庞大的财政赤字。发达经济体长期依赖债务驱动增长，形成了严重的“借新还旧”模式。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福利支出不断推高财政刚性，迫使政府持续举债。

图为2009年11月3日，美国科罗拉多州威斯敏斯特一间银行职员所清点的美元纸钞。（Reuters）

另一个层面是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资本开支。全球正处于以人工智能（AI）为核心的第四次、第五次工业革命推进期，这带来了巨大的资金需求。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在为AI数据中心建设、网络安全、能源安全与多元化转型投入巨资。这些结构性压力迫使各国在长期内维持高借贷水平，以支撑国家竞争力和基础设施更新。

川普再次上台后，随即宣布美国进入全国能源紧急状况，指当地没有足够电力应付持续增长的需求，当中包括用于人工智能系统的数据中心。图为2025年5月23日，川普在白宫签署多项核能发展相关的行政命令。（Reuters）

内因之外要看外因，这将在未来几年凸显。那就是地缘冲突引发的防御性借贷。持续的中东冲突以及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事件，是全球债务风险的重要放大器。安全架构的变化迫使各国，尤其是欧洲和中东国家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例如，德国等国为了响应北约的安全投资呼吁，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所以地缘冲突推高了全球能源和食品价格，迫使各国政府以更高的成本借入更多资金来维持社会运转，进一步推升了债务规模。

2026年4月8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Marco Rubio）在华盛顿特区国务院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Mark Rutte）。（Reuters）

外部环境的压力在不同国家表现各异，导致了债务增长的不均衡：新兴经济体（除中国外）的债务在政府借贷推动下达到了36.8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面临严峻的再融资风险。另外就是资源型国家激增： 挪威、科威特、巴林和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的债务占GDP比重均增长了30多个百分点。这既与全球能源转型带来的资本开支有关，也与其应对地缘安全挑战的财政策略密切相关。

从绝对金额来看，美国是全球债务最高的国家，且遥遥领先。截至2026年初，美国的政府债务总额已高达 38.3万亿美元，占全球政府债务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是第二名中国的两倍多。由于债务基数过大，美国仅每年的利息支出就占到了联邦财政收入的22.3%左右，严重挤压了其他领域的财政空间。随着美国债务路径被长期看衰，国际投资者开始寻求资产配置的分散化。虽然目前美债市场暂无即时风险，但外资对美债的需求已趋于停滞。

中国曾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Reuters）

另外，如果看债务与经济总量的比例，日本的债务压力是全球最严重的。日本的债务总额约为9.8万亿美元，虽然绝对值远低于中美，但其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 235% – 240%，位居全球第一。这意味着日本的债务规模是其全年经济总量的2.3倍以上。日本的国债主要由国内机构和民众持有，且长期处于超低利率环境，这种独特的债务结构暂时支撑了其高负债的运行，但随着加息预期的出现，其利息偿付压力正在急剧增大。

日本经济：图为2024年2月15日，日本东京筑地场外市场，一间海鲜餐厅的员工在厨房工作。（Reuters）

而中国的情况，官方最新披露的数据来看，中国政府的债务规模虽然庞大，但相对比例适中。截至2025年末，中国政府债务余额约为 96.05万亿元（包含国债约41.23万亿元和地方政府债务约54.82万亿元）。结合2025年中国约140.19万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中国政府负债率约为 68.5%。进入2026年一季度，受积极财政政策影响，该比率小幅上升至 70.3% 左右。这一负债率水平显著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的数据，G20国家的平均政府负债率超过118%，G7国家平均超过123%。作为对比，日本的负债率高达235%以上，美国也超过了110%。因此，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政府负债率处于中低位水平。

并且，中国的政府债务绝大部分是国内债务（约占84%以上），主要由国内金融机构和居民持有。这意味着债务的偿付风险主要在国内闭环消化，受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影响较小，爆发系统性外部债务危机的可能性极低。

2025年11月4日，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在北京会见美国农产品贸易代表团。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农产品贸易等进行交流。（中国商务部）

并且，与部分国家将借来的钱用于消耗性支出不同，中国的政府债务资金大量投向了高铁、5G基站、水利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投入形成了大量优质资产，能够产生长期的经济效益和现金流，具备自我造血能力。

虽然过去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占比较高。近年来，国家正在积极优化央地债务结构，通过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方式，让中央政府承担更多债务（中央加杠杆），从而减轻地方政府的负担，降低整体宏观债务成本。针对过去存在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国家也已推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进行置换（即“隐性债务显性化”），不仅拉长了债务期限、降低了利息成本，还使得隐性债务规模快速压减。截至2025年6月末，已有超过六成的地方融资平台实现了隐性债务清零。

图为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总部。(Reuters)

总结来说，中国政府债务规模在绝对数值上确实较大，这是经济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客观现象。但无论是从负债率指标、债务结构的安全性，还是从资产支撑和化债力度来看，中国政府的债务风险都是总体安全、可控且处于合理区间的。

整体来看，是谁欠的钱最多，答案是美国；是谁的债务负担相对于本国经济实力最重，答案是日本。另外英国（约4.1万亿美元）和法国（约3.9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务总额也位居全球前列。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严重”风险： 如果从“偿债危机”的角度看，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债务总额不大，但面临着“借新还旧”的巨大缺口。由于全球利率维持高位，这些国家的融资成本极高，部分国家的外债偿付资金缺口达到了50年来的最高水平，面临着极高的违约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