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透露年轻时曾渴望生育，认为孩子是“生命的延续”。但旅居巴黎期间，《巴黎时报》总编的提问点醒了她：“妈妈在病床时，你能代替她吗？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生命。”

这句话让她彻底转变观念，意识到孩子并非父母的附属品，自此主动放弃生育计划。

她犀利指出传统婚育中男女责任的不平等，女性常因生理压力“稀里糊涂结婚怀孕”，而男性在伴侣怀孕后便“完成任务重返少男生涯”。

育儿责任主要由女性承担（如夜间哺乳、哄娃），生育会彻底改写女性人生轨迹。她直言：“若有孩子，我就不是我了，我的演艺道路必然被改写”。

她将事业与艺术创作视为生命价值的延伸：“电影的生命是我赋予的，而孩子有他自己的生命。”

她强调优先成就自我：“我的一生要像万花筒般绚烂，必须先把自己活好。” 这一选择伴随对常规家庭幸福的让渡，但她坚定表示“从未后悔”。

部分网友质疑其四段婚姻均短暂（首婚仅4天）且曾涉入狱风波，客观条件可能限制生育，认为“主动选择”存在事后修饰。

她揭露的“男性育儿缺席”现象引发对结构性性别不公的反思，部分观点呼吁社会正视生育代价的性别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