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年初，编辑部发表了关于衡水制教育制度及衡中本身的调研倡议，尽管很快就因为不明原因（笑）被举报下架，但对其的调研、讨论与征集却仍然在继续。前几期我们发布了关于衡中的调研，本期是一篇总结性的文章，回顾了这个高考“超级工厂”是如何成长为如今的规模的。

引言： “衡水神话”的重构

在当代中国基础教育的演进历程中，“衡水模式”无疑是最具争议、影响最为深远且牵涉利益最为复杂的教育现象之一。发轫于河北省衡水市这一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衡水中学，凭借极高的重点大学升学率，不仅完成了从地方普通中学向省级“超级中学”的蜕变，更在此后的十余年间，跨越了公办与民办的体制边界，与各类商业资本、地方官僚深度媾和，演化为一个庞大的跨区域教育资本帝国——“衡水集团” 。

然而，仅仅将衡水中学视为一个应试教育的极端案例，或是一个单纯的商业扩张神话，都无法触及这一现象的本质。衡水模式的内核，是一场在特定历史时期下，地方官僚体系、房地产实体资本、跨国金融资本与教育管理层共同合谋的政治-“文化”资本交易。在这一过程中，公办教育资源的公共性被系统性地剥离，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即惊人的升学率与名校光环）被转化为可在市场上流通与套现的经济资本，最终导致了区域教育生态的严重破坏与教育内卷的无限加剧 。

该如何看待衡水中学，或者说，该如何去理解衡水“模式”的出现？衡水模式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义务教育体制的寡头化下的一种组织模式。在表面上，人们喜闻乐见的评论是，衡水模式破坏了所谓义务教育的公平性，而实际上，如果我们将教育体制看成是一种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亚系统，那么这种对于公平性的破坏，实际上就是一种资本主义义务教育系统中的寡头化的特质，——它破坏了教育的公平，——然后呢？

中国的义务教育，现如今看来，其教育/生产模式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前提：它就像追逐利润一样追逐升学率，——衡水中学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义务教育在逻辑的悖论中不断前行的产物，就像资本主义产生了自己的寡头化癌症一样，义务教育也产生了衡水模式。

而支持这种教育寡头化再生产的底层配置，实际上就是衡水集团本身的资本积累。

衡水中学的资本——文化场域

（一） 资本的形态与转换

布迪厄将资本区分为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其中，文化资本又可分为具体化的（如教养与学识）、客观化的（如书籍与仪器）以及制度化的（如学历与考试分数）三种形式。衡水中学在早期通过极端刻苦的训练，在国家统一的高考场域中垄断了大量的“制度化文化资本”（即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的录取名额） 。

然而，文化资本的积累并非最终目的。衡水模式的核心秘密在于其成功打通了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转换的隐秘通道。高升学率这一文化资本，首先转化为耀眼的“符号资本”（即社会的普遍认可与崇拜），随后，这种符号资本被地方政府与商业集团迅速捕获。地方政府借此招商引资、推高地价并获取政绩（政治资本）；商业集团则通过“特许经营”、高额学费与学区房溢价，将符号资本直接套现为巨额的经济利润 。

场域的破坏与重构

教育场域原本应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其运作逻辑应区别于纯粹的市场经济逻辑。然而，衡水集团的扩张彻底打破了这一界限。通过引入外部资本，衡水集团将市场场域的逐利原则与丛林法则强行植入基础教育场域。在这个异化的场域中，各地的县域中学原本处于相对均衡的生态位，但衡水系分校如同拥有雄厚资本与政策特权的“掠食者”，通过高薪挖角与高额奖学金“掐尖”，迅速摧毁了原有的场域平衡，形成了赢者通吃的超级垄断局面 。

底层文化资本

“惯习”是布迪厄理论的另一核心，指个体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长期潜移默化形成的性情倾向与行为模式。衡水模式对学生实施了极度严苛的全景敞视化规训，试图重塑学生的惯习，使其成为高度适应考试机器的单向度个体。学术界曾有争论，试图用“底层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来解释衡水中学中底层子弟通过坚忍不拔的意志获得成功的现象，认为这是一种对底层生命能量的肯定 。

然而，从布迪厄的批判视角来看，“底层文化资本”的概念在此处暴露了极大的矛盾性。这种对痛苦与隐忍的浪漫化赞美，恰恰掩盖了资本与制度的符号暴力 。学校体制与背后的商业资本不仅没有消除阶级偏见，反而利用了底层对于向上流动的极度焦虑，将这种“不甘被放逐”的生命意志转化为驱动资本扩张的廉价燃料 。

衡水模式扩张史

衡水集团的形成与扩张并非偶发事件，而是深刻映射了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变迁与资本介入教育领域的历史脉络。从历时性角度考察，衡水模式的演进可划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资本形态的升级与政商互动模式的演变。

（一） 原始积累期（1992-2012）：

衡水中学的发轫始于体制内官僚体系的行政力量推动。成立于1951年的衡水中学，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发展平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甚至面临着教师队伍涣散、学生纪律混乱、升学率极低的严峻困境 。转折点出现在1992年，李金池被地方政府任命为衡水中学校长，正式开启了“衡水模式”的初代构建 。

在这一阶段，衡水中学尚未引入外部商业资本，其核心战略是通过极度压榨师生的时间和精力，在体制内实现应试效率的突围。李金池提出并实施了包括“题海战术”、“激情教育”、全封闭管理与精细到分钟的量化考核等一系列规训措施 。这种将工厂泰勒制管理完美移植到教育场域的做法，在短时间内催生了应试效率的极大提升。1995年，衡水中学夺得衡水地区升学率第一名；2000年，其全面超越了石家庄二中等老牌名校，成为河北省的高考冠军，并在此后长期霸占该位置，确立了其不可撼动的“文化资本”霸权 。

在这一时期，衡水中学的资本形态仍局限于文化资本与象征性的符号资本范畴。然而，这一时期所确立的“升学神话”，为日后的权力寻租与资本变现奠定了坚实的符号基础。作为对文化资本积累的丰厚回报，李金池等教育管理官僚获得了显著的政治资本，顺利升任衡水市教育局局长，完成了从教育管理者向地方高级官僚的身份跃迁 。

（二） 资本联姻期（2013-2016）

如果说李金池时代完成了文化资本的原始积累，那么在2004年张文茂接替成为衡水中学校长后，衡水模式则进入了极具扩张性的资本化变现阶段 。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利用国家为弥补教育经费不足而允许的“公办民助”或“公参民”政策空间，打通了公立优质教育资源向民办私有资本无偿或低价输送的隐秘暗道。

这一扩张始于2006年省内的初步尝试，公办民助性质的滏阳中学成为第一个被纳入衡中版图的试验田，因其不受户籍限制，迅速成为河北全省家长的热门选择 。但真正的资本质变发生于2013年。2013年2月，衡水中学（公办）与河北泰华锦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泰华集团）正式签署合作办学框架协议，泰华公司投资高达9亿余元，在衡水市滨湖新区高起点、高标准地投建了民办性质的“衡水第一中学” 。2014年8月，衡水第一中学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 。

在这一结构中，衡水中学作为公办省级示范性高中，输出其积累十余年的无形资产——品牌、管理、师资队伍与教学研究成果；而泰华集团等房地产资本则提供土地使用权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国土资源部官网数据明确显示，衡水第一中学的土地使用权人实为泰华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衡水华瑞投资有限公司” 。

通过“两校一长”的违规制度安排（张文茂同时担任公办河北衡水中学与民办衡水第一中学的校长），公办体系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优质骨干教师与教研机密，被名正言顺、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民办的衡水第一中学 。民办高中的身份为衡水中学彻底打破了公办学校严苛的招生地域与收费标准限制，使其得以在河北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肆无忌惮地“掐尖”优质生源，并收取高额学费 。这种公私边界的刻意模糊与管理层的双重身份，本质上是一场利用公权力进行体制内资源体外循环的盛宴，完成了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直接转化。

（三） 狂飙突进期（2017-2022）

自2014年起，在资本逐利本性（对无尽增长的渴望）的驱使下，衡水集团打破了省域藩篱，开启了疯狂的跨省加盟、特许经营与资本证券化之路。在张文茂的高频站台与全力推动下，衡水中学的分校遍布云南、四川、新疆、河南、山西、浙江、广东等十余个省份 。据不完全统计，仅揭牌过的分校就至少达到21所（其中直接冠名衡中分校13所，冠名衡水一中分校8所） 。

这一阶段，衡水模式不仅与地方房地产商深度结合，更孵化出了高度组织化、专业化的跨区域教育投资集团。以云南长水教育集团（其境外上市主体演变为第一高中教育集团 First High-School Education Group, 简称FHS）为例，其创始人张韶维于2014年搭上了衡水中学的快车，合作创办了云南衡水实验中学 。凭借衡水品牌，该集团迅速在昆明市内的呈贡、宜良、西山等地，以及云南省的曲靖、玉溪、文山、昭通、西双版纳等多个地市州展开了疯狂的“再繁殖” 。

2021年3月11日，第一高中教育集团（FHS）迎来了其资本扩张的顶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募资达7500万美元，发行价定为10美元 。尽管衡水中学官方随后在舆论重压下发布辟谣声明，试图撇清与上市集团的直接股权关系，但FHS集团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的官方招股书却无可辩驳地揭示了两者之间的深度利益依附 。至此，衡水模式走到了资本化扩张的最高形态，实现了从一个地方公办中学的文化符号，向跨国资本市场金融资产的终极跳跃。

衡水集团的资本构成

衡水集团的扩张并非依靠单一的财政拨款或民间捐赠，其资本网络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层级结构与多元化特征。剖析其资本构成，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利益集团是如何在“教育”这把大伞下，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合谋。

（一） 实体经济资本的注入：

房地产商的“学区房”逻辑与土地增值溢价

房地产资本是衡水模式扩张最为重要的早期输血者与最大受益者之一。在衡水模式走向全国的过程中，大量的加盟分校背后都站着当地实力雄厚的房地产开发商。

正如上表所示，房地产资本介入教育的根本动机并非出于对教育事业的纯粹热忱，而是一场精密的财务算计。通过引入衡水中学这一顶级的“文化符号资本”，荒地或偏远郊区被迅速重塑为教育高地，周边的土地价值与房地产项目售价随之水涨船高。在这一交易中，教育完全沦为了推高地价与房价的催化剂和房地产营销的配套服务。

（二） 专业教育集团的品牌变现

除了房地产商，另一股主导力量是高度商业化的教育投资集团，如保定的贺阳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广州高新教育集团以及第一高中教育集团（FHS） 。这些集团是衡水模式真正的操作盘手，他们与衡水一中或张文茂本人达成协议，获取品牌授权，随后在各地圈地建校。

这些教育集团的盈利模式简单粗暴且极其有效：利用衡水中学长期渲染的升学焦虑与名校崇拜，向极度渴望改变命运的学生家庭收取远高于当地公办学校乃至一般民办学校的学费。

以在美上市的第一高中教育集团（长水教育集团）为例，其向SEC披露的财务数据撕破了衡水模式“平民教育”的面纱，展现了其惊人的财富攫取能力：

数据冷酷地表明，“衡水神话”的跨区域复制，本质上是对中产及以上家庭经济资本的系统性收割。所谓“底层子弟的希望”，在两万余元的高昂复读学费面前，沦为了一句虚伪的营销口号。

（三） 金融资本

为了能够让这套教育资本机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顺利变现，衡水集团的运营者们设计了极其复杂且游走于法律边缘的海外架构。根据第一高中教育集团（FHS）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F-1和20-F年度报告（Form 20-F），该集团为了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关于“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立营利性民办学校”以及对外资准入的严格限制，采用了一套经典的VIE（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 Interest Entity）架构 。

通过这套精妙的VIE架构，大量的中国学生家庭缴纳的学费，在扣除必要的办学成本后，化作源源不断的利润，穿透重重国界，最终落入了华尔街投资者和集团高管的口袋 。在此过程中，许多学校（如曲靖衡水实验中学、新平衡水实验中学等）虽然在国内民政局注册为“非营利性私人学校”（Non-profit private schools），理应将所有收入用于学校后续发展，但实际上却通过关联交易和独家服务协议，向境外输送经济利益 。

FHS集团在招股书的风险提示章节（Risk Factors）中，罕见且直白地承认了这种基于“符号资本”特许经营权的脆弱性与法律风险。招股书明确指出，集团业务高度依赖与“河北衡水中学”的合作协议；如果衡水中学终止合作，或者发生任何不可预见的事件导致合作破裂，集团旗下相关学校将被迫更改名称（失去品牌溢价），无法继续从衡水中学横向招募高质量的教师（失去核心师资），从而对集团的整体教学质量、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且不利的毁灭性影响 。这一供认不讳的官方声明，彻底坐实了所谓的“分校”，不过是借用公办名校招牌进行资本套利的空壳，其自身并不具备独立的教育生产力。

官僚-学校的互动逻辑

布迪厄认为，国家不仅仅是一个统治机构，更是各种资本进行斗争的最高级场域，它掌握着元资本（Meta-capital），能够赋予其他资本以合法性。衡水集团之所以能够在一路狂飙中获得无数绿灯，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成功地将自身的利益与地方政府的政治诉求进行了深度捆绑，形成了一套稳固的官僚-学校互动机制与资本交易网络。

（一） 地方政府的政绩诉求与“BOT”外包模式

在当下中国，随着教育资源的过度集中与“超级中学”的崛起，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及县域层面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教育生态恶化问题。优质生源与优秀教师大量流失，导致许多地方的高考升学率常年低迷，甚至陷入县域高中“塌陷”的绝境 。对于地方主政官员而言，教育质量的滑坡不仅面临着巨大的民间怨气，更直接影响其政绩考核与政治晋升。

为了迅速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地方官僚在政绩冲动的驱使下，采取了一种类似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BOT（建设-经营-移交）模式”来外包基础教育 。在这一模式下，地方政府大开绿灯，免费或以极低廉的价格提供大面积的建设用地，甚至直接腾出现成的公办校园设施，引入外部商业资本（如房地产商或教育集团）负责基建与日常重资产运营；同时，通过官方牵线搭桥，引入衡水中学输出品牌、管理体系与骨干师资 。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政治买卖。首先，它极大地减轻了地方财政直接投资基础教育的资金压力；其次，衡水模式凭借其强大的威慑力与管理手段，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鲶鱼效应”，在短期内阻断本地优质生源的外流，甚至吸引外地生源回流，从而在现任官员的任期内，迅速打造出几篇考入清华、北大的亮眼战报。这些耀眼的升学数据作为制度化的文化资本，被地方官员精准地转化为自身履历表上熠熠生辉的政治资本，为其职务晋升铺平道路。更为露骨的是，在一些开发区，引进衡水分校直接被定义为“招商引资”的重要配套工程，旨在为引进的高管与企业家解决子女就学问题，使得教育彻底沦为服务于地方GDP增长的工具 。

（二）体制内权力的体外寻租

在这一庞大复杂的政商交易网络中，原衡水中学校长张文茂扮演了不可替代的核心枢纽角色。他不仅是教育家，更是精通资本与政治运作的高级操盘手。

作为体制内的公办中学校长，张文茂拥有着极高的行政荣誉、政治光环与社会威望；而与此同时，他又长期兼任民营性质的衡水第一中学的校长 。这种被外界戏称为“两校一长”的混合身份，为体制内属于国家与公共属性的教育资源变相私有化、资本化，提供了一把绝佳的合法性保护伞。

在张文茂的主导与默许下，公办河北衡水中学最核心的资产——经过多年沉淀的优秀教师队伍、极具针对性的内部教学资料、高效严密的管理经验——被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民办的衡水一中以及遍布全国的加盟分校 。张文茂本人更是常年处于高强度的“走穴”状态，频繁穿梭于全国各大省市，为各类“衡水实验中学”的分校挂牌仪式站台背书，并四处受聘担任名誉校长或首席教育顾问 。例如，在保定贺阳教育集团斥资兴建的兰州新区贺阳高级中学中，其不仅并未直接使用衡水字眼以规避监管，反而将张文茂的名字赫然挂在现任领导班子的第一位，职位标明为“贺阳教育集团基础教育部顾问”，将其作为招揽生源的“秘密武器” 。

长水教育集团高级副总裁桑海勇、副总裁丁业胜等核心高管，均曾是河北衡水中学的名师，在第一高中教育集团（FHS）赴美上市后，他们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千万美元级别的股东名单之中 。这种公办学校核心管理层与骨干力量在民办资本网络中的深度游走与交叉持股，本质上是一种极其隐蔽的权力寻租。公立优质教育资源原本属于全社会的公共物品，理应为普罗大众服务，却在“名校办民校”的幌子下，被管理阶层私相授受，转化为教育商业集团在资本市场上攫取暴利、推高股价的核心筹码。这正是中国基础教育领域公私边界模糊、监管套利被发挥到极致的典型表征。

（三） 浙江平湖事件

衡水模式的跨省输出并非在所有地方都畅通无阻。当其试图入侵东南沿海经济发达、教育理念相对前卫的省份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剧烈的文化冲突与行政博弈。2017年爆发的“衡水中学进驻浙江平湖事件”，便是一个最具隐喻性与剖析价值的典型案例。

2017年3月，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在浙江省嘉兴市下辖的平湖市乍浦高级中学基础上高调揭牌 。该校的资本结构同样复杂，属于典型的“名校办民校”合作模式：平湖市乍浦高级中学（地方公办机构）提供现成的教学场所及校舍，广州高新集团提供资金支持，而衡水第一中学则负责输出品牌、管理、师资和应试文化 。嘉兴港区社会发展局教育科官员坦言，引进该校是为了优化教育资源，吸引招商引资人才，让企业家安心 。

为了在最短时间内打响知名度并掠夺浙江省内的优质生源，平湖衡中祭出了一项极具震撼力与破坏性的“重金悬赏”招生政策：对在本校高中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每人一次性重奖人民币50万元；在全国性、省级学科竞赛中获得一等奖的学生，每次分别给予5000元至3万元不等的现金奖励 。同时，为了抢夺先机，该校法人代表、执行董事肖家兴无视浙江省教育厅关于中考结束后统一招生的红线规定，要求提前招收的90名初三学生在4月15日便提前到校报到入读 。

这一极具侵略性的扩张行径，犹如将一条凶猛的食人鱼扔进了相对平静的池塘，瞬间激怒了浙江教育界，并引发了全国性的舆论哗然 。浙江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方红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平湖衡中展开了毫不留情的严厉抨击，其措辞之严厉在官方语境中实属罕见。

方红峰明确指出，平湖衡中4月15日提前让学生报到的做法严重违背了省教育厅制定的《完善初中毕业升学考试与改革普通高中招生的指导意见》，涉嫌严重的违规招生 。更深层次地，方红峰将矛头直指衡水模式的意识形态内核，他严辞定性：“这所学校是应试教育的典型，眼睛里只有分数没有人，跟我们浙江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理念不符合，我们浙江不需要。” 。方红峰的表态在朋友圈获得了大量浙江教育界人士的点赞，有评论尖锐地指出，这种建立在违规招生与生源掠夺基础上的学校，是一种依靠悬赏招生的“假优质学校”，河北大地之所以“寸草不生”、唯独衡中一枝独秀，绝不是什么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规律，而是彻头彻尾的掠夺与寄生 。

面对巨大的社会反弹与舆论危机，平湖衡中执行董事肖家兴只能在微信上感慨“舆论太激烈了，请让我们缓冲一下”，并试图保持低调 。2017年4月11日，杭州市专门召开了名校校长关于“衡水中学现象”研讨会，杭州学军中学校长陈萍忧虑地表示，浙江反对的不仅是一所学校，而是忧虑一种极端教育模式与学校文化对浙江教育生态的长远危害 。同日，浙江省教育厅主要领导以罕见的高规格，直接约谈了嘉兴市、平湖市政府的分管领导，责令两地政府必须作为责任主体，对平湖衡中涉嫌违规招生的行为进行彻底调查；随后，平湖衡中的违规招生被强行叫停，其提前招收的90名初中生被全部遣送回原籍学校 。

这场激烈的冲突表面上看似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两种抽象理念的辩论，但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纵深层面，实则是两种不同教育场域运作逻辑与不同层级资本之间的剧烈冲撞。浙江作为东部经济高度发达的省份，其原有的教育生态已经形成了一种注重综合素养、鼓励创新与文化资本自然、长效积累的场域逻辑；而平湖市地方政府与外来资本则试图通过引入衡水模式这一充满野蛮生长气息的“破坏者”，通过短平快的暴力应试与金钱悬赏，打破现有的阶层与利益格局以谋求局部的政绩突围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强势干预与叫停，不仅是对行政规章的维护，更是对破坏区域基础教育生态、实施掠夺式办学行为的强力国家纠偏。

底层文化资本的破产

任何社会空间都是各个行动者为了争夺特定形式的稀缺资本而进行激烈斗争的结构性力场。衡水集团凭借其与地方政府在暗中合谋建立的法外特权地位，通过滥用“公参民”的制度漏洞，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基础教育场域中发动了一场惨烈的非对称战争。

衡水第一中学等“超级中学”通过涉嫌违规的提前跨区域招生、高达数十万的巨额奖学金恶意悬赏等破坏性手段，如同抽水机一般肆无忌惮地“掐尖”掠夺各地最为拔尖的初中毕业生生源与最富经验的优秀教师骨干 。这种缺乏底线的市场化行为，不仅瞬间摧毁了原有区域教育生态的平衡，更导致了极其惨烈的“虹吸效应”。大量原本支撑着地方教育基座的县域中学，由于优质生源与核心师资的快速失血，陷入了升学率下滑、家长不信任、生源进一步流失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得这些县域高中在残酷的高考竞争格局中被彻底边缘化，引发了令人痛心的中国地方县域教育全面“塌陷”的深重危机 。

更令人感到绝望的是，当衡水模式在逐利资本的推波助澜下，在全国各省份被海量复制时，它并不能增加顶尖高校的总体录取名额（因为清华、北大等985高校在各个省份的招生计划配额是相对固定的、零和的）。它唯一做到的，是强行、无限度地推高了所有参与者的高考竞争及格线与付出成本，制造了教育体系内部极其严重的“内卷化”。为了争夺那几个固定的名额，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家庭被迫付出了成倍的时间精力、牺牲了身心健康，并上缴了极为高昂的学费作为资本过路费。最终，除了肥了少数教育集团的腰包与成全了个别官僚的政绩，整个社会的教育获得感并未增加。教育不仅失去了促进社会公平、实现阶层阶梯的核心功能，反而异化为一场毫无意义、相互碾压的零和博弈与资本消耗战。

衡水模式的宣导者与利益相关方，长期以来通过精心包装的话术，将自己打扮成拯救平民子弟、帮助底层群体逆天改命的救世主。他们声称，只有通过这种抛弃一切尊严与休息时间的极端应试集中营式训练，才能帮助缺乏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农村学生及底层阶层打破阶级固化，获得进入国家精英大学的一线生机。这种带有悲情色彩的意识形态话语，成功地为衡水中学及其分校体系确立了不容置疑的合法性与极高的道德高地，让任何对其残酷性的指责都显得像是不懂底层疾苦的“何不食肉糜”。

然而，冰冷的财务数据与残酷的社会事实，无情地戳破了这层幻象。随着衡水模式在跨省扩张中走向深度资本化，入读这些被冠以“实验中学”名号的所谓平民救星学校的门槛早已高不可攀。正如第一高中教育集团的招股书所披露，高达每年一万至两万三千余元人民币的昂贵学费（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中国中西部地区许多普通家庭的全年可支配收入），犹如一道无形但坚不可摧的柏林墙，早已将那些真正急需教育改变命运的底层贫困家庭彻底拒之门外 。

在这种隐蔽但极为严苛的阶层经济筛选中，衡水教育集团实则服务于那些具备一定经济资本累积、但缺乏在一线城市获取优质体制内教育资源的中产及以上阶层。金融资本与地方官僚以“帮助底层翻身、实现教育公平”作为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遮羞布，实则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着最冷酷无情的商业收割。而真正的社会弱势群体与底层子弟，不仅彻底失去了进入名校的机会，其原本赖以生存的县域中学的衰败与塌陷，更让他们在基础教育场域的最底层彻底沉沦，再无翻身之日。

此外，即使那些看起来有幸避免了资本化的衡水集团的中产阶级们，他们也可以通过更多的“盘外招”如高考移民选择更轻松的升学方式。至于那些被脚下土地深深绑定的平常人，在“主的羊群”中获得的不是安济，反而是某种猛然觉察到的幻灭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