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律师，我想从技术红线、商业模式逻辑以及刑法的边界这三个维度，把这件事儿掰开揉碎了讲清楚，同时也谈谈我对这类判决是否会误伤技术创新的担忧。

一、触目惊心的刑事红线：个人开发的“黄牛”为何倒下？

我们先看一个最新的真实案例。就在不久前，浙江一男子开发抢票软件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5个月非法获利80余万元被江苏南通检方提起公诉。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这款软件并非简单的“手速快”，而是“绕过票源网站服务器防护，非法获取存储在服务器内核心数据”，直接跳过了选座、验证环节，一键直达支付界面。

这就是法律上的“生死线”。《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写得很明白：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或者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特别严重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此外，如果外挂软件对售票平台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干扰、修改，导致系统不能正常运行，还可能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若借此抢票倒卖牟利，且营利数额较大、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还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

上述关键词是“侵入”，个人开发者为了突破平台的反爬机制，往往不得不使用破解加密算法、伪造签名、绕过风控规则等破坏性技术，而这就是定性为刑事犯罪的关键红线。

二、携程们的“免死金牌”是什么？法律逻辑上的三个避风港

这时很多朋友会愤愤不平：“携程等抢票不也是加重服务器负担吗？不也是扰乱秩序吗？” 站在朴素正义观上这没错，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携程等的生存空间在于精准地踩在了违法与犯罪、违规与侵权的缓冲带上。

第一，技术手段的“非侵入性”辩护。

携程等正规平台的抢票，底层逻辑是高频刷新页面+模拟人工提交订单。它没有去攻击12306的后台数据库，没有伪造数据包篡改票数。可以将其定性为一种“高效的代理行为”。你可以说它不道德、不厚道，但在技术上，只要它遵循了网站的Robots协议且没有绕过核心验证，它暂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侵入”。

第二，商业模式的包装：我是代购，不是倒卖。

携程等平台提供的是代购服务，消费者通过平台下单，平台代为购票，提供免费抢票，如果需要加速抢票，则收取服务费（加速包费用），而非加价倒卖。即便最终没抢到票，它也能解释为“提供了代劳和监控服务”。个人”黄牛”则是先抢票囤积，再高价倒卖，牟取的是票面价与倒卖价之间的差价。

携程等平台通过披上“代购”的法律外衣，让它从刑事犯罪的泥潭里抽出了一只脚。

第三，监管层级的错位：行政监管 vs 刑事犯罪。

携程等也并非完全没事，就在昨天（4月10日）中共中央网信办、中国国家铁路局发布信息称联合约谈携程等七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禁止这些平台利用自动化程序实施大规模、高频次的抢票操作。

但携程等的行政监管也仅为可能被罚款、被批评、被要求整改，和被戴手铐、判刑、留案底的刑事处罚，在法律后果上是天壤之别。

三、作为律师的思考：重判个人开发者，是否会扼杀技术创新？

作为一名执业律师，在理解判决逻辑的同时，也深感一丝隐忧。我们是否在用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这把重锤，砸向了一些本该由民事法律或行政监管来解决的钉子？

这也是对刑法“谦抑性”的拷问。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

一个程序员为了展示技术能力，写了个抢票脚本开源到GitHub，没有大量获利，或者获利仅是为了补贴家用。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真的达到需要动用有期徒刑来惩罚的程度吗？

如果仅仅是“高频请求”就认定为破坏系统，那以后所有的自动化测试工具、爬虫学习代码，是不是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创新与违法的边界在哪里？

很多伟大的互联网产品（比如早期的搜索引擎爬虫、比价插件）都诞生于对既有规则边界的试探。如果我们将所有的“绕过前端限制”的行为都一刀切地刑事化，可能会导致技术社区的寒蝉效应。年轻人不敢写代码了，因为不知道哪天写个自动化脚本就会把自己送进看守所。

四、给技术爱好者和行业的法律红线图

基于目前的司法判例，我给各位程序员、产品经理和想当“黄牛”的朋友画一条明确的“保命线”：

1.绝对不要碰数据！只要你的代码涉及“脱库”、“撞库”、“绕过后台验证获取真实票源数据”，这就是刑事犯罪。

2.不要以“倒卖”为生。如果你是帮朋友抢票，收个几十块辛苦费，风险相对可控（虽然仍有民事侵权风险）；但如果你是规模化经营、大量囤票加价，即便你没侵入后台，也可能触犯非法经营罪。

3.大平台的日子也不会一直好过。随着监管对算法歧视和不正当竞争的打击收紧，携程等的“加速包”灰色地带正在被压缩。未来，利用技术优势制造消费焦虑的商业模式，必将付出更高的合规成本。

写在最后：

法律在追赶技术的脚步时，难免显得踉跄。在追责个人黄牛破坏公平的同时，也应审视资本巨头的“技术无罪论”。执法部门在打击底层代码侠的时候，更应当把目光投向那些利用垄断地位和算法优势、系统性制造稀缺焦虑的平台巨头，而诸如12306等平台本身的设计缺陷造成资源紧缺也是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