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6年1月25日，美国明尼阿波利斯，普雷蒂纪念碑前摆放着一幅肖像。图/视觉中国

这并非孤立的悲剧，而是短短三周内在这座城市上演的第二幕血腥剧本。仅仅在17天前，同样是在明尼阿波利斯南部，另一名37岁的女性美国公民、三个孩子的母亲蕾妮·古德，因为在自家社区的街道上阻拦执法人员的车辆，在自己的车内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探员射杀。

这两起案件的细节充满了争议与对抗：刚下夜班的普雷蒂当时作为一名关注社区安全的“宪法观察员”，正试图记录联邦边境巡逻队（Border Patrol）探员对一名女性抗议者的抓捕过程，现场视频显示他手持手机、举手示意，并未构成致命威胁；而古德被杀时，虽然国土安全部事后声称其试图用车辆撞击ICE探员，但监控录像却显示她当时正在倒车试图驶离包围圈，探员是在车辆驶离时开的枪，录像还清晰地记录下ICE探员在开枪后的咒骂“臭XX”。

两名本国公民在本土死于联邦执法人员枪下，这一连串事件不仅震惊了全美，更让明尼阿波利斯这座曾在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后引发全美骚乱的城市，再次成为美国政治撕裂、联邦与地方权力对撞的暴风眼。随着联邦政府发起的史无前例的“都会突击行动”（Operation Metro Surge）进入高潮，数千名全副武装的联邦探员接管了这座城市的街头。

1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联邦机构在明尼苏达州的执法方式可能会“稍微放松一些”，但相关行动仍将持续推进。特朗普还称，已指派白宫“边境事务负责人”汤姆·霍曼接手明尼苏达州的联邦行动，希望以“降级、缓和的方式完成任务”。

在拥有漫长南部边境线的得克萨斯或亚利桑那之外，为什么偏偏是北部边陲的明尼苏达，成为特朗普政府联邦执法力量展示肌肉的首选战场？为什么是这里，而不是纽约或加州，成为“联邦占领军”与“地方抵抗者”对峙的最前线？答案深埋在明尼苏达州独特的政治基因、复杂且脆弱的移民生态，以及华盛顿与其之间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战争之中。

当地时间2026年1月24日，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移民执法人员施放催泪瓦斯。图/视觉中国

完美的“左翼政治”靶子

要理解联邦政府为何选择明尼苏达“开刀”，首先必须审视该州独一无二的政治结构。明州虽然是“深蓝州”，但拥有执政地位的并非普通的民主党，而是“明尼苏达民主-农工党”（DFL）。这个诞生于1944年的政党，由传统的民主党与更为激进、带有民粹主义甚至社会主义色彩的“农工党”合并而成。这种历史渊源使得明尼苏达的政治光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比美国其他蓝州更偏向进步主义，价值观上甚至更偏向西欧的左翼政治光谱。

在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视野中，打击明尼苏达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这里被视为“激进左翼”的孵化器。近年来，随着索马里裔的奥马尔·法塔赫等人当选州参议员，“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议会和州议会中迅速崛起，该州的一线城市已经成为挑战联邦移民法律的“独立王国”。明尼阿波利斯市长雅各布·弗雷曾公开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喊出“滚出我们的城市”，这种公开的敌意在华盛顿看来，无疑是必须被粉碎的“叛乱”苗头。

然而，明尼苏达的防御并非铁板一块。联邦政府之所以敢于长驱直入，正是看准了DFL内部的致命裂痕。明州现任州长蒂姆·沃尔兹是2024年总统选举时哈里斯的副总统竞选搭档，他虽然属于DFL，但其政治根基在于温和派与工会力量，与明尼阿波利斯激进的DSA派系存在天然的张力。更致命的是，联邦政府手里握有一张王牌——“喂饱我们的未来”欺诈案。这起涉案金额高达2.5亿美元的疫情餐饮补助欺诈案，被联邦调查局定性为大规模的系统性腐败，且涉案人员多为索马里裔背景。这不仅让一直标榜“包容与多元”的DFL政府颜面扫地，更为联邦政府的强力介入提供了完美的道德与法律借口。

特朗普政府及其司法部成功地构建了一套叙事：明尼苏达州政府不仅无能，未察觉巨额欺诈，甚至可能是为了选票庇护特定族群的同谋。这种政治攻势直接导致了州长沃尔兹的“政治崩盘”。在联邦高压与内部丑闻的双重夹击下，沃尔兹被迫在1月5日宣布放弃2026年的州长连任竞选。一个“跛脚鸭”州长，面对气势汹汹的联邦机器，显然无力组织起有效的行政抵抗。明尼苏达因此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软腹部”：它足够“左”，值得被打击；又足够“乱”，容易被击破。

“小摩加迪沙”与苗族社区

除了政治因素，明尼苏达州独特的人口结构是这场冲突爆发的土壤。这里拥有全美最大的索马里裔社区和第二大苗族（美国称为赫蒙族）社区。当年，这两个群体因为索马里内战或越战来到美国。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下，他们遭受了截然不同但都很残酷的对待。

索马里社区，尤其是明尼阿波利斯的锡达-里弗赛德社区，被外界戏称为“小摩加迪沙”。对于右翼民粹主义而言，这里不仅是特朗普最痛恨的政治对手之一，国会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的票仓，更是“文化入侵”的象征。特朗普曾多次在集会上公开抨击索马里移民，将其描述为“未能被同化”的危险群体。通过将“喂饱我们的未来”欺诈案与“恐怖主义融资”挂钩，联邦政府成功地将针对该社区的移民执法行动升级为“国家安全行动”。这使得ICE探员在进入社区时，不再仅仅是寻找非法移民，而是在“反恐”。这种定性的转变，赋予了执法人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和武力使用空间。

与此同时，苗族社区的遭遇则揭示了联邦执法的无差别性。作为越战期间美国在中南半岛的盟友，很多苗族移民及其后代持有合法的难民或公民身份，且在政治上传统上较为保守。然而，在“都会突击行动”中，他们并未幸免。近期发生的ICE探员持行政手令（而非司法搜查令）强闯圣保罗苗族家庭，在严寒中将一名穿着内衣的57岁男子拖出家门的事件震惊全美。这表明，在联邦政府试图通过“100英里边境区”法律漏洞来接管明尼苏达执法权时，少数族群的历史功绩也不能成为护身符。

这种针对特定族群的定点清除式执法，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弹。索马里商户发动的“不上学、不工作、不购物”大罢工，以及苗族社区与非裔、白人左翼激进派的合流，发起了一场名为“明尼苏达抵抗”的社会运动。这种跨族群的结盟在过去是罕见的，但在联邦装甲车的压力下，它迅速成形。商户关闭，城市瘫痪，这反过来又给了联邦政府进一步升级警力的理由，形成了一个暴力的死循环。

法律的灰色地带：当“边境”向内陆延伸

为什么是明尼苏达？还有一个关键的法理原因：它是检验特朗普政府“内部边境”理论的最佳实验室。虽然明尼阿波利斯市不靠海，也不直接位于美加边境线上，但联邦政府利用法律对“波特兰以北”及“大湖区沿岸”的宽泛解释，将拥有数百万人口的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双子城都会区全部划入了“100英里边境区”的管辖范围。

在这一区域内，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关于“无理搜查”的保护力度被大大削弱。特朗普政府正在利用这一点，试图建立一个先例：联邦移民执法力量可以在内陆核心城市行使准军事化的权力，而不受地方警察局或州法律的约束。

受制于市议会的限制政策，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一直拒绝配合联邦执法人员执法。这反而促使联邦政府派遣了最为精锐也最为暴力的BORTAC（边境巡逻队战术单位）进驻。这些习惯于在荒漠中对付贩毒集团的战术小队，被直接投放到人口稠密的城市街区，其执法风格的“水土不服”是导致流血冲突的直接技术原因。

在明尼苏达州，最令联邦探员头疼的是无处不在的“宪法观察员”。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接受了快速法律培训，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去中心化监控网络。他们使用加密通信软件，实时追踪ICE和边境巡逻队的车辆动向。一旦发现联邦探员进入社区，这些观察员们便会吹响哨子、鸣笛示警，甚至通过社交媒体直播执法过程。

古德和普雷蒂都是作为这样的记录者出现在现场的。这种邻里团结源于一种深刻的危机感，即不论是否为公民都可能被联邦探员在街头射杀，那么没有人是安全的。正如一位居民所言：“这不仅是为了保护他们，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当法律失效时，我们只有彼此。”

走向“冷内战”的热战边缘

明尼苏达的危机远未结束，它正将美国推向一个未知的危险领域。

首先是武装力量对峙的现实化风险。宾夕法尼亚大学伦理与法治中心曾进行过代号为“绿对绿”的兵棋推演，模拟州国民警卫队与联邦军队发生冲突。这一曾经被认为只存在于小说中的场景，随着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启动国民警卫队待命而变得触手可及。如果州警察试图逮捕涉嫌谋杀的联邦探员，或者联邦探员试图强行解除州警察的武装，这种擦枪走火将不再是法律争端，而是宪法危机下的军事冲突。

其次是经济与社会的长期失血。塔吉特、3M、百思买等总部位于明尼苏达的商业巨头已联名发出警告，持续的动荡正在摧毁当地的商业环境。加拿大与英国更是罕见发布旅游警示，将明尼苏达打上了“不稳定地区”的标签。如果这种对峙持续，资本与人才的撤离将不可逆转，使这座美国中部经济引擎城市陷入长期的衰退。

最后，明尼苏达正在成为右翼激进主义的练兵场。随着联邦政府的强硬介入，全美各地的MAGA民兵组织和极右翼团体正视明尼阿波利斯为“圣战”前线，纷纷赶来“支援”执法。而极左翼的安提法和互助防御网络也在动员。这种极化的力量汇聚，有可能将单纯的联邦执法行动异化为一场代理人战争。

普雷蒂倒在雪地里的身影，不仅仅是一个悲剧，它象征着美国社会契约的一种断裂。当联邦执法者的枪口不再只对准越境者，而是转向本国持有不同政见的公民时；当州政府的法律无法惩处在其领土上行凶的联邦人员时；当“保护边境”成为在内陆城市实行军事管制的借口时，美国联邦制的基石已然松动。在这场不对称的对抗中，唯一的确定性是：明尼阿波利斯的枪声，绝不会是最后一声。只要联邦与州的政治裂痕无法弥合，只要移民议题仍被当作政治战争的弹药，这座寒冷的北方城市，就将继续作为美国“冷内战”的热战前线，在风雪中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