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应该自己去看看

8月3日，我从伊斯兰堡登上了飞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航班。满座的机舱里，大概只有三四位女性。等行李时，我旁边正好站着一位女生。她一直看着我，有点好奇但非常友善，于是我主动和她打了招呼，得知她来自阿富汗北部省份，在伊斯兰堡读医学博士，还有三年毕业，最近学校放暑假回阿富汗探亲。我问道：“听说塔利班2021年取消了女性的医生执业资格考试，你毕业后如何通过考试获得正式行医资格成为医生呢？”她笑了，“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也许哪一天塔利班突然就改变政策。或者也许哪一天，政权突然就换掉了。谁知道呢？我现在只能考虑如何念完大学拿到毕业证。”

听到我来阿富汗旅行，她很惊讶，最后她给了我她的联系方式，再三叮嘱北部非常漂亮，有空的话一定要去北部看看，如果在旅行过程中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联系她。

去阿富汗是我心血来潮的计划。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冲突地区性别议题的国际发展领域工作者，阿富汗一直是我职业视野里绕不开的名字。自塔利班2021年重新掌权后的这五年，阿富汗女性几乎被从公共生活里一点点抹去：先是被大量排挤出政府部门，出行须由男性监护人陪同；2022年，她们先后被禁止就读中学、被要求从头到脚遮盖，又被挡在公园、健身房和公共浴室门外，年底大学校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就业机会也相继关闭；2024年，一部新法律甚至连她们在公共场合被听到说话、唱歌都不被允许，年底医学培训也被叫停，切断了她们获得正规学历的最后一条路；就在今年，最新颁布的法令正式废除了男女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提高了女性提出离婚的门槛，同时保留了男性单方面离婚的权利，也移除了最低结婚年龄，为童婚开辟了空间。

一直都是令人沮丧的消息，直到今年6月初，社交媒体突然给我推送了一条视频，点开后竟然看到了一群女生在类似大礼堂的地方上公共演讲的课，台上一个女生正在用阿富汗通用语达里语演讲，她看上去那么自信，台下的女孩们也在拼命鼓掌，每个人都在笑。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AI生成的视频，于是点进去该账号的主页。置顶的第一条post写着“我们是阿富汗的女性导游，我们开始做这件事是因为我们相信，旅行能以头条新闻永远无法做到的方式，将人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希望开辟安全的女性专属空间，让女性旅行者能够彼此交流，以不同的方式体验阿富汗。”

我不确定这些文字里具体哪一句打动了我，又或许是这些文字配图里每一张图片都传递出的温暖色彩和连结感令人向往，尽管每张图片的人脸都被遮盖了。总之，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也许这就是你在等待的那个转机，也许你应该自己去看看。”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把这个账号发布的所有内容都看了一遍，联系上了创始人索玛雅，问了一些问题，凭着多年独自旅行的直觉我初步判断这应该不是诈骗，于是订下了一周的喀布尔-巴米扬女性社群探访团，又办好了签证和“旅行通行证”。一个月后，我降落在了喀布尔。

喀布尔国际机场

喀布尔机场的出口立着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华人港湾欢迎您”，底下联系电话是一家帮助中国企业出海的中介机构。但我仍然有点不安，下意识拉了拉头巾，尽量让自己融入前往出口的人群中。没走几步就远远地看到了拿着一束花等待我的导游扎赫拉，她灿烂的笑容瞬间融解了我的紧张。坐上车进入市区后映入眼帘的是大街小巷的商贩，令人惊讶的烟火气十足，随后在我的不懈寻找中看到了一些脚步匆忙的妇女，再次感叹于多样化的服饰，蒙面的布卡罩袍在这里不算主流，更多是长袍加头巾，颜色也不仅限于黑灰。

没顾上和扎赫拉多聊几句，我先去了喀布尔联合国驻地，见以前在菲律宾的前领导。经过层层安检后，又进入了一条被两堵带铁丝的高墙围在中间的狭长走道，天空瞬间在我的头顶缩成一道细细的缝，一瞬间让人感觉这条路像是通往监狱。而随后我很快了解到联合国在阿富汗的国际雇员的确在“高强度安保架构”下工作和生活：常驻在设防的联合国大院或团队驻地内，日常出行依赖装甲车辆和安保护送，非必要不能自行外出。自2025年9月起，塔利班已禁止联合国的本地女性员工、承包商和访客进入联合国的办公室和大院。

在漫长的走道尽头，我终于见到了已经分别五年的前同事。她热情地拥抱了我，告诉我这里不用戴头巾，和她一起来的另一个同事也笑着对我说：“You are free here。”她特别好心地组了个茶话会，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妇女署的性别官员都叫来了。听下来开发计划署更关注生计和社会融合，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项目设计也更有创意。而妇女署在塔利班上台后工作更多转向了国际倡导与研究，而且阿富汗是妇女署在全球的国家办公室中员工人数最多的。本地女性员工因为受到塔利班禁令工作被迫全部转移到线上或场外。为了一视同仁机构也要求男性员工线上办公。妇女署的伙伴感慨：“面对不胜枚举的针对女性的禁令，我更担心的是这几年出生的新一代女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长大，会不会认为女性不能上学、不能工作、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受限和隐形是普遍和正常的。”

她们正在做一些跟踪研究，马上会发布一个塔利班掌权五年的女性生存报告，呼吁国际社会不应对这种状况习以为常，“过去我们还能邀请到一些阿富汗女性在国际会议上发言，现在由于考虑到她们的安全，我们只能暂时通过这些采访和研究成果代其发声。”

离开戒备森严的大院时，脚步没有了来时的轻快。出来后，我和在门口等我一起去吃晚饭的扎赫拉分享了我的遭遇和感受。没想到她咯咯笑了起来，“我可能曾经也是她们报告上的一员吧。五年前，我也抑郁了很久。现在我开始在网上自学心理健康的课程，准备拿到证书后去教其他女孩。如果你想知道我们的生活有多难，读报告和新闻就够了，根本用不着来一趟。但如果你感兴趣的是我们真实生活是什么样子，阿富汗女孩们到底是怎么面对这些突如其来起来的变故，我相信你一定会在我们的行程中找到答案，或许不是真相的全部，但起码也是真相的一部分。”

接下来的两周，我跟着扎赫拉走进了喀布尔和巴米扬数位女性的生活，又通过索玛雅认识了更多赫拉特的女孩。她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我渐渐意识到一件事：面对这样系统性、长年累月的压迫，心理上的崩溃和绝望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也是大多数人真实的处境。但这篇文章记录的，是我在这十几天里恰好遇到的、努力往前走的一些女性。她们的故事提醒我，人生的叙事里始终存在选择的空间，在一个女性几乎被剥夺了一切可能性的地方，依然有人勇敢地创造出了生活的空间和机会。

跑步让我有种活着的感觉

扎赫拉带我来到了巴布尔花园，“很久以前我曾在这里参加过一次跑步比赛，那还是我第一次来喀布尔呢。”漫步在莫卧儿帝国时期建成的皇家园林里，石阶两旁的果树上，石榴一颗颗低垂，像一盏盏红灯笼，张灯结彩。

“那时候我和好多来自阿富汗不同省份的女孩一起来首都参加比赛，对各个地方都充满了好奇。那时候这里人山人海，草地上全是带着孩子过来野餐的大家庭，四处还遍布着放风筝的，踢足球的，玩游戏的年轻人，以及推着琳琅满目的小零食小玩具到处吆喝叫卖的商人，很热闹。我和伙伴们手牵着手，唯恐走丢了找不到回去的路。”看着眼前空旷的大草坪，除了精心修剪的草木偶尔随风摆动两下外，我实在感受不到任何其他动静。扎赫拉口中的这种“游园会场景”，在当下只能全凭想象了。

2022年，塔利班公布对女性进入公园的禁令，现在只剩下极少的一些专门的女性公园还对女性开放。在首都，这样的女性公园现在只剩下一家。本以为女子公园会比较宽松一些，结果大门口也贴上了醒目的着装标准，要求从头到脚覆盖。进去后终于看到了人头攒动的场面，毕竟城里也只有这么一个地方供妈妈们带孩子一起出来玩耍，顺便和朋友们唠一下家长里短。

本来扎赫拉说以前大家来这会随意一些，今天看上去却全是黑压压一片，走到最后才发现原来干涸的儿童泳池旁站了一群塔利班视察人员，据说是来检查儿童娱乐设施的，公园管理人员也在四处把没穿Abaya（宽松的长袍式外套，通常为黑色）的女生赶去隐蔽的角落里。说是隐蔽，抬头一看后面也有一排排居民公寓赫然耸立，据说曾有人将从阳台上拍到的不符合塔利班规定穿着的女性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

我们后来还去了一个全是男性的山顶公园。恰逢周五，这里也是人挤人。如果说女子公园还有12岁以下的小男孩在妈妈身边活蹦乱跳，这里连一个小女孩的影子都没有。这里只允许外国游客和当地男性进入，扎赫拉因为是导游，也可以进入，人生中第一次经历这种场景，怎么说呢，大概有点像是误入了男厕所的感觉，也不知恰不恰当。所有人都盯着我们看，好像我们来错了地方做错了事情。但是来都来了。我壮着胆子若无其事大步和大家一同走了进去，仿佛这里就是个普通公园，看到有长椅就跟其他人一样坐下来，有障碍物就拉起裙角跨过去，走到山顶打卡点很多人在拍照，我也去排队站在了最显眼的机位。

山顶公园

离开山顶公园后，在一家带小院子的餐厅里，扎赫拉先和我分享了她自己的故事。“我的天塌下来，只用了两周。”

她来自巴米扬山区，是家里六姐弟中的老三，五年前的这个夏天，她即将高中毕业，刚刚获得印度一所大学医学专业的全额奖学金。她已经开始憧憬自己的大学生活，正在等待学校给她在最后一道手续上签字好去办护照签证。爱笑的她喜欢跑步，曾是一家NGO组织的跑步教练，高中期间参加过三次全马，也是巴米扬首次女子马拉松四十多名参赛选手中的一员，常在越野跑赛道上崭露头角。谈起运动时，她神采飞扬，放下了手中的食物，滔滔不绝。

她训练刻苦，每天凌晨3点多起床，4点开始跑步，一跑就是20公里左右，6点多结束训练后又跑步回家，简单换洗，背上书包又跑着去学校。中午放学回家吃饭，紧接着赶去语言学校学英语，下午四点再开始第二场跑步训练。晚上做饭、做家务、写作业，直到10点多才睡下。“同在中学念书的妹妹被亲戚问起，你姐姐最近怎么样，她总说，不知道啊，我醒来她已经出门了，她回来时我已经睡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那时候的扎赫拉不觉得累，只觉得这样的生活非常充实。

笑声后，她的眼神又黯淡下来，“可惜现在我只能在自家后院跑跑了。哪怕是在树林里偷偷跑也不行，你永远不知道谁会举报你。”我很好奇具体是跑步的哪个点吸引了她，后来在她参加一个线上分享会上时，我无意间听到了另一个也在这家机构训练的女孩的回答，“跑步让我有种活着的感觉，在其他时候我总觉得我已经死了。只有跑步的时候我才可以自由地控制我身体的每个部位，让我意识到我也是自由的，有力量的。”

喝了一口水后，扎赫拉接着说道，“两周后，8月15号，8月15号”，她重复了两遍，大概是这一代女性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天，塔利班上台了，一系列出国留学以及本国大学入学限制随即而来，女子中学被禁止复课。次年12月20日塔利班正式宣布暂停全国女性接受大学教育，即时生效，阿富汗成为了全球唯一全面禁止女性接受中等及高等教育的国家。

原本热爱户外的扎赫拉，开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不到10平米的有限空间内从东边躺到西边，又从北边挪到南边，就是不肯出门。“那时候，已经在国外的朋友们都在给我发信息问我怎么还没有离开阿富汗，这些信息让我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压力甚至谴责，我不觉得这些‘朋友’是在真的关心我。她们的语气听起来好像留在阿富汗就是一种‘软弱’的代名词，只能无力地接受自己的权利被一项项剥夺。我不想承受这些无止境的负能量，暂时关了社交媒体，屏蔽了这些信息。” 扎赫拉的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支持她离开，对她来说，一个近在咫尺的未来就这样坍塌了。

对很多阿富汗女性来说，故事就停在了这里，这完全说得通，面对这样的处境，没有人有义务“走出来”，能撑住已经用尽了全部力气。

让扎赫拉重新振作起来的，是一年半后的一通电话。那家因塔利班上台而临时关闭的跑步NGO机构，又重新开放了，只是将运营转到了线上。她们希望扎赫拉继续做有偿运动教练，教女孩们在家里运动，并接受完她们的培训后开展一些线上的关注心理健康的活动。不久后，原来她去上课的语言机构也聘请她线上教辍学在家的女孩学英语。又过了一年，女性导游社群的创始人索玛雅通过朋友联系到她，因为她家在巴米扬，她可以主要负责巴米扬和喀布尔的行程。

同时做着三份工作的扎赫拉，渐渐找回了行动的力量。她教出来的中学生也开始去教更小的低年级女孩；她用导游收入替同村十几个女孩支付上网课的高额网费；她也在一次次与周旋经营资质、独自往返各省设计新行程的过程中，不断拓展着行动的自由度。

我问她，如果没有五年前的变故，原本想做什么。她说其实最想从政，并不喜欢医学；比起当年去读医，她很庆幸在现在的工作里找到了真正的热情。“我很高兴我重新找回了我的路，现在我在做一份我真正喜欢的工作。这份工作可以让我留在家乡，让我自己变得更好的同时也能支持到身边更多的人。”

“我很担心她们已经早早被嫁出去了”

从喀布尔前往巴米扬需要经过曾经塔利班的占领区，以前这条路上每天都有至少一起爆炸，往来两地的阿富汗人只能绕道花上双倍的时间或者堵上运气希望能平安到达。一路都是断壁残垣，但也不乏有创造力的村民们各种“废地利用”。经过瓦尔达克省时，一片片茂盛的苹果树林在绵延的兴都库什山脉脚下绿意盎然，不远处的山坡上则是一排排用传统土坯砌成的方方正正的房子。当苹果树逐渐切换到大片的白色小花时，我们也抵达了除了大佛外还以土豆闻名的巴米扬。

经常发生爆炸的街道

与巴米扬女子手工艺市集的创始人扎伊纳布初次见面就有种说不出来的熟悉感，她让我想起了我的外婆，是那种经历很多苦难、却永远微笑面对生活的女性。我和扎赫拉刚踏进她的小店里，她便问我们喝不喝茶，没等我们回答她就拿起开水壶出去打水了。没过一会儿，她坐在地毯上，不紧不慢地沏起了茶。看我们都端起水杯，她这才又再次坐下来，顺手拿起一块布，一边缝着收尾的毛线球，一边和我们聊天。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在接下来的近十年里，阿富汗乡村地区惨遭大面积轰炸。那时候扎伊纳布还很小，像大多数阿富汗传统家庭一样有着十来个兄弟姐妹。父母没法带着一大家子一起逃亡国外，只能把孩子们带上山，住进山洞，靠着啃食树皮树根野草等度过了最艰难的几年。稍大一点后，为补贴家用，她自学刺绣，挨家挨户兜售自己绣的帽子衣服，没想到广受好评，每天都卖完了。邻居家的女孩子们也都慕名过来跟她学手艺，渐渐收了六十个学生，也开始尝试摆地摊，但到了零下二十度的冬天就无法继续了。

她开始频繁多次拜访之前的政府，说服他们建一个专门的女性手工艺品市场，政府划了一块地后给了她们几间很简陋的房子，于是她又去找联合国机构帮助通电，请阿迦汗基金会填充道路，硬是一步步开出了自己的店，展出她和学生们一起做的作品，也参加各种机构支持的展会。

后来，客人越来越少，国际援助也断了，学生从60人跌到20人。她的孩子有些已经在国外，这里的日子越来越难，她也不是没想过一走了之，但她还是留了下来努力坚守着她的小店。“如果只考虑我自己，其实我还有很多选择，怎么都能过，但我常常想到那些学徒姑娘们，她们还很年轻，这么小就失去了教育机会，如果再没有一个求生的手艺，我很难想象她们怎么继续生活。那些突然不再继续来我这学习的孩子们，我很担心她们已经早早被嫁出去了。”

回到市区后，我们去了一家传统阿富汗餐厅，和几位过来交流的妇女手工艺品商会及小微企业家协会成员一起席地而坐。铺满了地毯的房间里三面摆着长长的坐垫，严丝合缝一丝不苟的感觉颇有些U字形会议室的严肃氛围。

和前一天一样，这些以手工艺品小生意为生的妇女们分享了类似的困境，没有了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出国参加展会的各种限制，加上大量外国人的撤出和本国经济的停滞，销路成了她们最大的问题。她们也在积极探索电商，但因为国内没有成熟的平台，暂时都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发照片。

一个给协会会长做翻译的小姑娘卡梅拉很快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看起来特别小，英语说得很流利，并且一直面带笑容。果然，问过之后发现她只有16岁，也没能继续去读中学。但她没有放弃，一直在尝试各种线上教育，自学了英语，今年开始每天都在上一家机构提供的免费高中课程，内容和原本阿富汗中学的教材一致，可以用多种语言学习，学完所有课程后，通过线下考试来取得高中同等学历证书。这家机构是由一位阿富汗科学家贾法里博士创立的，她本人也曾是难民，在欧洲取得博士学位后一直致力于倡导阿富汗女性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2021年危机发生后，她第一时间作出了响应，开始着手开发线上教育平台，帮助这一代失学的女学生继续她们的中学教育并对接国外大学承认她们的学历认证已获得大学录取资格。

卡梅拉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说现在有好多线上学习的机会，并在手机上给我展示她正在学习的各种课程。令我惊叹的是，后面接触到的好几位女性，也都是靠看网上视频学会了做刺绣、汉娜文身、美甲、面部护理等一切可能带来生计机会的一技之长，也都做得有模有样。

第一次直观体会到互联网时代的深刻影响，也许平时太习以为常了。当然，这份乐观背后也有更沉重的一面：网络和设备费用对很多家庭是不小的负担，偏远乡村的电力覆盖更是遥不可及，城市地区的网络也不总是稳定的。但卡梅拉还在继续和我分享她的未来规划：“我打算一年内结束高中学业参加考试，申请EBA国外合作大学的本科，学习经管专业，然后回国创业，攒够钱后创立自己的NGO帮助其他女孩。”我问她对未来是否还有信心，她胸有成竹地说，她相信只要有目标并付诸努力，总会找到办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未来我也想做一个领导者，成为其他阿富汗女孩的榜样，就像贾法里博士一样。”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绝对不会放弃

回到喀布尔后，扎赫拉带我见了最后一位也曾经是企业家却中途转了行的女士。我们约在一家餐厅，她早早到了那里等我们，还带了一束鲜花，并主动和我握手，强有力的手劲让我略微有点吃惊，但似乎又和她身上某种非凡的气质相得益彰。坐下来后，我马上注意到她一直坐得笔直，讲话的时候眉飞色舞，还不时做着各种手势，脸上的笑容没有一刻消失过。

她的名字叫阿雷法（化名），和扎赫拉一样来自巴米扬。在那里念完商科大学后，阿雷法和同班同学一起开了家餐厅。除了这位后来成为她人生伴侣的合伙人之外，其他员工全是女性，这在当地极为罕见。我在阿富汗的两周内，去过的餐厅里从未见过女性员工。

开业后，常有流浪街头的孤儿来店里讨剩饭，她总是力所能及地给些帮助。后来上她这来的孩子越来越多，她意识到餐厅不可能一辈子接济他们，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索性开了间学校KUDAC，专门为流浪孤儿提供免费教育和住宿。逐渐收留了100多个孩子，教语言、数学、公共演讲、书法、绘画、运动，希望他们将来能独立生活。

塔利班上台后，因为机构在当地影响力大且是女性创始人，她多次被约谈警告，甚至有一次士兵们直接闯进学校办公室要带走她。她镇定地看着他们说：“请你们不要再纠结是不是女性在管理这个机构了，想想这些孩子们吧，这里是他们唯一能接受教育以便将来谋生的地方，你们关了这里孩子们怎么办？多想想他们，忘了我这个人，我是谁一点也不重要。”几番交涉后，餐厅被强制关闭，学校保留了下来，但交由员工负责管理，而她本人不得不带着全家搬去首都。餐厅关闭的那天，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后，她和所有员工最后一次把所有桌椅擦得锃亮，大家相拥而泣。她亲吻了所有桌面，拥抱了每一个人，最后锁上了大门。

刚搬到喀布尔一个月，她又重整旗鼓，计划在有着更庞大数量孤儿的首都再开一所学校。“我已经选好址了，是一间又大又敞亮的两层楼房，冬天也会有阳光照进来，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心情应该也会很好吧。我正在面试新学校的老师，很多失去工作的女老师申请这份工作，竞争非常激烈，但我只会挑选那些真心喜欢孩子，又擅长教学，能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的老师。孩子们来上学就应该开开心心的！”说这些的时候，她的眼睛亮亮的，我也被她的乐观情绪感染了，但还是忍不住想知道开学校的资金从哪里来，是否有其他机构的支持。她说：“我暂时也不知道答案，为了开这所新学校，我已经踏遍了各大基金会的大门，也曾拜访了几家国际组织寻求支持，哪怕是领取一些给孩子们的书包文具等学习物资也是很有帮助的，却被委婉地告知因为我们是女性创立的机构，已经被塔利班列入黑名单，无法获得她们的支持。”

健身房受训后成为教练的塔米娜（化名），和其他几位已取得黑带三段以上的女生只能秘密地继续着小规模跆拳道教学，根据形势时开时关。可惜遭街坊邻居举报，于今年1月10日被塔利班在训练时逮捕，幸运的是，因其曾多次比赛获奖广受国内外关注，13天后她被释放，但该训练中心被永久关闭。

这次拜访了与塔米娜一起教课的另一位教练考萨尔（化名），她带我参观了她们的秘密训练室，在她家地下室，大概四五平米。前往地下室需要先揭开她家地毯下一块隐蔽的地板砖，然后顺着陡峭的水泥台阶往下，便能一眼瞅见一个磨得发亮的旧沙袋挂在房梁上，她告诉我里面填充的全是旧衣物以及以前上学的旧书包。沙袋的旁边是一个书架，上面摆满了原来高中的旧课本和练习册，一面墙挂满了跆拳道比赛的证书和奖牌，另一面贴着一张阿富汗旧地图，地图的右下角已经撕破耷拉了下来。在这个略微有点局促的空间里，时间好像还停在2021年8月15日之前。

通向考萨尔家秘密训练室的路

在我端详这个小小空间时，考萨尔突然开口了，她说每当她感到难过和没有希望时，她就会来这里练习跆拳道或是看书。她的教练曾告诉她，没有文化的武士不是真的武士，所以她从没落下过任何功课，直到突然不再有功课的那天。她曾成功申请到三次国外大学的奖学金，有一次都到了巴阿边境，但还是被塔利班拦下来了。

秘密训练室

我一时难言，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最后她自己打破了沉默，她说她也很喜欢写作，想等以后可以读大学的时候学新闻成为记者。我不确定是否还该像第一天来的时候对其他女孩说的那样告诉她“你一定可以的”，只是点了点头，用拳头碰了一下她的拳头，说了一声keep fighting。

从考萨尔家出来时，整个城市已经笼罩在夜幕之中，一个个被高墙包围的当地人家里也陆陆续续亮起了灯。我在想，这中间，会有多少女孩还在上着网课或者偷偷追逐着自己遥不可及的梦想呢？

8月12日，在我离开阿富汗的前三天，联合国妇女署阿富汗办公室发布了最新报告《塔利班掌权五年后：阿富汗妇女和女童遭排斥的常态化》。报告总结道：“如今阿富汗女性的抱负，与其说是乐观的表达，不如说是一种压力之下的抵抗形式——被推迟、被附加条件，很多时候，被转寄向了下一代人。”

这份报告也提醒我，这次旅程本身有它的边界：喀布尔、巴米扬和赫拉特，仍是这个国家相对容易抵达的城市；而在这次没有涉足的、被贫困和饥饿困扰更深的广大农村地区，可能都对应着更沉重的现实。据联合国发布的数据，自2021年塔利班掌权以来，已有超过260万阿富汗女童被剥夺中学教育机会，如果现行禁令持续，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400万；18-29岁女性中78%处于”既不上学、也不工作、也不受训”状态，男性对应比例为20.2%，女性就业率仅7%，男性为84%。据阿富汗当地民间组织Action for Development的数据，在前政府时期长期缓慢下降的童婚案例如今又迅速反弹，整体增加了约25%，目前约28.7%的女孩不到18岁就结婚，将近10%不满15岁就出嫁了。

我在喀布尔、巴米扬和赫拉特遇到的这些女性和女孩，某种意义上是幸运的。她们所处的城市、家庭和际遇，给了她们一点点腾挪的空间，让她们得以在既定的现实里做出一些选择，但或许不是人人都能随时随地自由选择。

但这种逼仄空间下努力生活仍然是有意义的，就像扎赫拉告诉我的，她的梦想是从政（尽管这听上去非常渺茫），她认为这几年的困难境遇对她来说并不只是一种障碍，也使得她更直观地看到了阿富汗乡村女性的真实困境。如果有一天她能实现梦想，这些经历将会成为她制定社会政策的基础。我带着一丝悲观问她，这样的一天要多久才会到来。她说：“多久不重要，这不是阿富汗女性历史上第一个黑暗时期，过去四十年的战争里，很多杰出女性也一直在顽强抵抗，发声。我也希望加入她们，共同书写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