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大、最明目张胆的持续性知识产权盗窃之一。”

近期，索尼 音乐、华纳查普尔和关联公司组成的35家音乐出版实体，向旧金山联邦法院递交了一份48页的诉状，将AI巨头Anthropic及其CEO达里奥·阿莫迪、联合创始人本杰明·曼恩告上法庭，并做出了如上严厉的指控。

诉状中提到，Anthropic在未经授权的前提下使用数千部包含歌词、乐谱的版权音乐作品，用于训练Claude系列AI模型，被侵权的知名歌曲包括《Eye of the Tiger》《Ain‘t No Mountain High Enough》《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等，被侵权的歌手或乐队包括披头士乐队、迈克尔·杰克逊、玛丽亚·凯莉（被国内粉丝称为“牛姐”）和泰勒·斯威夫特（被国内粉丝称为“霉霉”）等跨世代超级巨星。

这并非Anthropic首次踩中红线。2023年10月，环球音乐也曾联合Concord Music和ABKCO Music起诉Anthropic非法下载超两万首受版权保护的乐曲，索赔金额逾30亿美元。

加上这次的索尼和华纳查普尔，全球三大音乐出版集团已结成“复仇者联盟”，统一站在了Anthropic这家硅谷新星公司的对立面，挑起人类音乐艺术与AI创作之间的“法庭战”。

AI行业的明星公司先后被作家和音乐圈绊倒，本身就如同某种警谕：随着立法推进和舆论的施压，AI公司的“黑箱”正在被撬开缝隙、朝着透明化方向转型。

就目前看来，合规监管的进程仍充满波折。对于广大创作者和用户来说，他们要考虑的是，在生成式AI无孔不入的当下，人类创作的价值在哪儿，又该如何保护处于生成式AI危墙之下的人类创造力？

01

创作者们在“怕”什么

此起诉讼案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在于，这是“最强版权守门人”索尼 音乐与近年来欧美乐坛最强硬的“版权斗士”泰勒·斯威夫特的联手合体。

此次诉状被点名的代表曲目之一《Paper Rings》，词曲版权在索尼音乐手上。虽然这首曲目在泰勒的所有作品中，算不上出圈的代表，但珍贵地记录了她和前男友乔·阿尔文相恋初期的心迹，象征着不掺物质利益、纯粹而朴素的爱情观。

泰勒曾在访谈中提到，这首歌几乎是“一气呵成”写出来的，因为它承载的是真实、当下的情感流露。这种以个体经验为养料的写作，是她身为唱作人的招牌绝技，也构成了流行音乐工业中最难被复刻的部分。听众在与歌者构建起情感链接的同时，又能往里面填充新的素材和理解，敞开对音乐综合性的感受。

泰勒·斯威夫特

工业革命时代，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到“灵韵”（Aura）一词。在他看来，艺术品在摄影与印刷技术裹挟下，丧失了“此时此地”的独特性。

而来到人工智能时代，今天的问题则更为复杂，AI可以将作品数据化、代码化，层层拆解后再从中采样加工。

换句话说，创作的“灵韵”未必会被偷走，却很可能被稀释。当用户输入提示词“模仿泰勒·斯威夫特的风格写一首关于分手的歌”，AI或许会交出及格线以上的作品，但这也切断了创作和生活之间那根隐秘的纽带。

在控告Anthropic时，索尼和华纳查普尔提出了一种担忧：Claude等模型能够生成在风格上对标原作品的歌词，蚕食和挤占后者的生存空间。

这一指控在法律上是否成立，尚待观察，但它无疑反映了当下创作者最普遍的焦虑，当赖以为生的技能被AI征用，如何才能成为不被“蒸馏”的人？较为主流的成功学说法是培养、掌握不可被替代的核心价值，但很显然，这只是对极少数人奏效的安慰。

《绝望写手》剧照

相较于文本模型对词曲版权的窃取，Suno等AI音频创作平台给录音版权造成的，是更加赤裸的威胁。2024年6月，美国唱片业协会（RIAA）代表三大 音乐巨头将Suno和Udio双双推上被告席。

诉状披露，这两家公司涉嫌无偿吞噬了数十年积累的受保护录音数据，用户只需输入简单的提示词，就能在数秒内批量生成标准的“工业合成曲”。这些和某位巨星的声线、特定流派高度符合的仿制品，即便是业内人也很难立刻分辨出来。

倘若算法可以低成本挪用人类的情感经验，将其改装成廉价的技能包，那么凝结着个性与体悟的作品，或许将在AI洪流中进一步丧失主权，滑向新的不平等与异化。

就像这次音乐出版方“围攻”Anthropic，出发点也是夺回属于自己的红利，重申对专业门槛的坚持，只是维权渠道从工会罢工变成了版权诉讼，抵抗的重点从劳资谈判切换到了知识产权。

02

维权战升级

过去三年，AI训练数据的合法性争议如一颗定时炸弹，波及了整个创意行业。受到威胁的作家、插画师、配音演员和摄影师等群体发起联署和公开信，反对AI滥用蒸馏技术，用创作者的心血来喂养自身。

遗憾的是，大多数抵抗的结果并不如意。2025年，作为全球最大的视觉创作平台，盖蒂图片社（Getty Images）在和Stability AI打官司都承担了不菲的时间和资金成本，遑论普通个体户。2023年，几位插画师和艺术家曾向Stability AI、Midjourney和DeviantArt发起诉请，但大部分被美国法院予以驳回。

类似的结果难免叫人泄气，却客观反映了创作者维权的困境，那就是议价能力孱弱，加上算法生成机制的复杂性和举证难、定损难，即便法理的天平倾向于原作者，动员整套司法机器所需的资源，也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

当地时间2026年8月31日，德国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媒体报道称大量书籍被收购用于人工智能训练，之后这些书籍被粉碎/图源：视觉中国

Bartz案是一个例外。这场由三名美国小说家发起的集体诉讼，最后能换来15亿美元的和解，离不开具体的事实认定：主审法官威廉·奥尔萨普查明，Anthropic从Library Genesis与Pirate Library Mirror这两个盗版电子书库下载了超过700万本书籍用于Claude的训练。

在裁决中，奥尔萨普做了一个精细的区分，即购入纸书、扫描成内部训练库，属于“转换性极强”的合理使用；但非法下载、获取这些书籍则构成了“本质上、不可救药的”侵权。该裁决在捋清焦点的同时，也为其他领域提供了可参照的模板。

索尼与华纳查普尔的诉状，几乎逐字援引了奥尔萨普的这一论证。他们指控Anthropic通过BitTorrent协议、盗版歌词站点及未经授权的第三方数据集，大规模获取了受版权保护的歌词与乐谱。

诉状还指出，Anthropic此前迫于环球等原告方的压力，为模型加装了防止照搬歌词的“护栏”，但事实上用户只需微调提示词，便可绕道而行。

如果败诉，Anthropic这次被要求支付的“账单”是向每首侵权作品最高赔付15万美元，另加对版权管理信息篡改的独立赔偿，以及销毁侵权训练副本、公开训练数据来源清单的禁令。从诉状中提到“数以万计”的作品规模来看，最终的金额恐让Anthropic大出血。

如今，Anthropic正处于IPO静默期到路演前的敏感窗口，此时索尼 音乐联合多方发起诉讼，被普遍认为是版权方卡点在上市前的最优谈判策略。

更真正值得留意的，是起诉方身份的转变。不同于独立、分散且反应相对滞后的创作者，像“三大巨头”这样的音乐出版机构，向来以重版权意识而闻名。

它们和Spotify、Apple Music等平台拉锯多年，配备了专业的律师团队、经过精密演算的赔偿模型、覆盖数百万首作品的版权数据库，在谈判桌上拥有更充足的底气和筹码。

在舆论侧，泰勒·斯威夫特的粉丝群体也起到了监督的作用。泰勒本人虽未出现在原告席，但她的作品被点名，就足够让“Swifties”（泰勒粉丝昵称）为之鸣鼓升堂。

此前在Ticketmaster售票风波、母带版权争议和“重录专辑”工程中，泰勒已多次证明她能让商业纠纷从幕后走到台前，上升为公共性的议题。

诉讼经验和工具的积累，加上强大的粉丝动员，这套足以把AI公司打懵的连环招，注定是和“普通人”无缘的，后者在同类案例中吃瘪的原因恰在于此。

03

漫长的攻防战

对于以泰勒粉丝为首的局外人来说，Anthropic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科技巨头耍横、欺负艺术家惯用的手段，但这并不足以概括故事的全貌。

作为原告方的索尼音乐出版与华纳查普尔，本身就是全球版权寡头，前者管理着逾500万首歌曲，后者拥有140万首以上的曲库。它们提起诉讼的动机，既包括真实的版权损害，也覆盖了更长远的战略考量，那就是在AI这个新市场中提前锚定授权的规则。

Anthropic的处境同样艰巨，它一边要应对堆积成山的诉讼，一边还要努力维持“负责任的AI实验室”的定位。这个定位影响着客户对模型合规风险的判断，以及监管机构对整个行业的态度，如若利用得当，就能让企业在与OpenAI、xAI等对手的竞争中位居上风。

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图源：视觉中国

而这次的诉状中，“将大规模侵权转化为近2000亿美元估值公司的商业行为”这一论断听起来尤为刺耳，正是因为它戳穿了精心粉饰的假象，暴露出AI公司逐利和剥削的本质。

除了跟索尼等原告方的拉扯，以及已和解的Bartz案，Anthropic目前还面临着环球 音乐出版等机构尚未审结的原案，诉状中明确指控其侵权Justin Bieber和Bruno Mars等巨星的歌词。诸多负面舆情叠加起来，很难不重挫外界对其形象和口碑的评估。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这是硅谷奉行的平台资本主义，与好莱坞、纳什维尔背后的版权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平台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一直是“先占领，再合规”，Uber和出租车牌照、Airbnb与旅馆监管、YouTube早期与电视网络的关系中，都能看到类似的做法。

AI公司在训练数据上同样遵循了这一策略：先是撒开大网，抓取互联网上一切可公开获得的内容，用来构筑模型的护城河，事后再以“合理使用”和“促进创新”应对法律追讨。

艺术家卡拉·奥尔蒂斯声称，在她不知情或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人工智能公司使用了她的作品来训练生成人工智能系统/图源：视觉中国

面对分散的权利人，这套模式曾屡试不爽，但当它撞上组织成熟、有头脑和铁腕的版权资本，游戏规则就得推翻重来了。

而夹在两类资本之间的，恰恰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群人，即没有出版公司代理，也没有海量粉丝声援的腰部与长尾创作者。他们的作品被征用和洗稿的概率并不低，但对他们来说，维权的成本实在太高，而最终换来的，总是流于形式的赔偿。

Bartz案中的原告之一、作家查尔斯·格雷伯前不久在《纽约时报》网站刊发了文章《Anthropic公司AI产品Claude的原罪》，他在文中写道：“对作者来说，AI垃圾内容造成的‘市场分流’将导致销量和收入损失。情况很糟，而且还在恶化。全职作者的收入中位数约为2万美元。几乎没有多少下降空间了。”

眼下让Anthropic头疼的这场官司，若以某种行业授权协议收场，所形成的分配机制大概率会更利好头部创作者。

普通人能否从新秩序中分得一杯羹，取决于出版公司愿意让渡多少的中间收益，以及监管机构是否有意愿面向个体，设计出更科学的补偿办法。

《80亿美元的iPod》视频截图

可以预见的是，诉讼不会很快落幕。环球 音乐出版对Anthropic的原案已僵持三年仍未终审，Bartz案从起诉到和解耗时整整一年。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还会有更多类似的矛盾激化、更多诉状被递交到各个司法辖区。

每一份判决书与和解协议，都在对含混的行业潜规则加以探讨，包括什么数据可以用来训练模型，训练前是否需要获取授权，授权的价格该如何计算，生成的内容又有哪些使用限制和前提……

这些原本处于灰色地带的问题，将在未来被逐条厘清，成为强约束力的条文。即便前景还谈不上乐观，但至少相对于AI脱缰的风险，总是多了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