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30日，瑞士在公投中以78%对22%的压倒性多数否决了旨在对超级富豪征收50%遗产税的提案。

这项由瑞士极左翼青年社会主义者党发起的提案，原计划对超过5000万瑞士法郎（约合4.4亿元人民币）的遗产与赠与资产引入50%的联邦税，并将所得收入专项用于气候相关支出（包括建筑节能改造、新能源开发等）。公投前，瑞士联邦政府、商业团体和高净值人士就已普遍提出反对态度，警告其可能损害瑞士作为国际财富中心的吸引力。

有人或许会觉得奇怪：有钱人反对这事儿很正常，可提案若落实，仅仅涉及大约2500名瑞士富人，只占该国人口的0.03%，而这次公投的投票率为43%。公投结果如此悬殊，说明绝大多数普通人也不看好这事儿。

在那些崇尚“劫富济贫”的人眼中，对富人课以重税理所应当且正义，虽然提案称这部分税收会专项用于气候相关支出，但富人能把它扛起来，普通人未来就不会有类似征收，政府财政支出也能省下来一部分并用之于民，怎么瑞士人就不乐意呢？

越是缺乏商业传统的地方就越仇富，这是因为一旦缺乏商业传统，富人的发家之路与权力牵扯不清的可能性就大增，普通人因为这些灰色地带的遮蔽，对真正商业体系、契约精神的认知程度也很低，两方面互相作用，就会产生对富人的敌视。但在瑞士，这种现象并不存在。

瑞士人反对向富人征收50%的高额遗产税，当然有利益因素的考量。目前全球经济体对富豪群体的税收政策存在分化，比如阿联酋的迪拜和阿布扎比，还有新加坡等都以税收优惠和宽松监管吸引富人。其中新加坡通过修订《所得税法》下的税收豁免计划，为单一家族办公室（SFO）提供管理财富和投资收益的税收激励，迪拜也通过税收优惠实现人口的迅速增长。南欧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则倾向于加大富人的税负。博弈无处不在，今年法国社会党就曾提出对净资产超过1亿欧元的个人征收2%的最低税率，但法国议会于10月否决此方案，其后还推翻了对超过1000万欧元财富征收3%税收的另一份提案。

采用宽松政策吸引富人，当然是看中了富人的钱袋子。在这方面，瑞士一向是“行家”。就算对金融毫不熟悉的人，也在影视剧里见识过“瑞士银行”的出镜频率，美剧里的富豪、港剧里的大鳄，在瑞士银行有账户简直就是标配。可以说，瑞士是无数离岸资产的合法温床，堪称“避险天堂”。

数据显示，瑞士每百万居民拥有超过九位亿万富翁，这一密度是西欧国家平均水平的五倍，瑞士最富有的300位居民总财富高达8500亿瑞士法郎。能够成为富人聚集地，正是因为政策。外国富人在瑞士可享受特殊税收条款，允许在未完全披露所有资产的情况下完成纳税。2023年，瑞士税收占国内GDP的比例，在经合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仅排第31位。

如果向富人征收50%高额遗产税的提案真的在公投中通过，会带来一连串负面效果：很多准备来瑞士的富人可能会转向宽松的阿联酋与新加坡，目前身在瑞士的富人可能会选择移居他国，毕竟有钱人的流动更容易，有无数办法优化税务问题。

这就很可能出现一个结果：这头在富人身上多收了点税，那头一群富人直接选择走人，原先的大笔财产税直接归零，失去的很可能与新增的抵消，甚至造成瑞士整体税收下降。瑞士联邦委员会测算显示，若按此提案征税，理论上可获25-50亿瑞士法郎收入。但以目前制度，在瑞士大多数州，财产税税率采用累进式，资产越多，税率就越高，瑞士最富的10%群体已贡献总财产税的86%之多。如果顶级富豪出现离境潮，瑞士的财产税损失显而易见。

所以，公投结果一出来，有瑞士金融业人士就盛赞“瑞士人的常识占了上风”，瑞士的商业中心地位和声誉也得以保全。

利益考量并非全部，瑞士人的理性也并非仅此一次。

说起公投，很多人会第一时间联想到“民粹”，认为不靠谱。但作为世界上最爱公投的国家，瑞士和“民粹”二字并不沾边，反而诠释着何为理性。

瑞士有直接民主的传统，“联邦民众倡议”制度保障任何瑞士公民都拥有发起意图修改法律的全民公投权利，前提是要在18个月内攒够至少10万个有效签名。瑞士人口数量为800多万，10万签名的门槛不算高，因此每年都起码有几次全民公投。只要多数人投出赞成票，并且多数州为赞成方，达到了双重多数标准，就可成功修订法律。

公投门槛这么低，肯定有人会担心滥用，觉得瑞士会天下大乱，但这显然低估了瑞士人的普遍理性。

公投的定义是指公民就被提议之事案，表明赞成与否时所举行之投票，是一种直接民主制。与广泛使用的代议制相比，公投处于补充地位，但一旦动用，所谋多为大事要事。

瑞士人是公投先行者，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开始尝试全民公投，从1848年至今已经进行过六百多次公投，超过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公投次数的总和。

许多人对公投的反感，是因为他们认为公投会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形同闹剧。历史上也确实出现过值得深深警惕的全民公投，比如希特勒就喜欢这一套。1936年，希特勒将国会改选与“恢复民族荣耀及国家主权”的公投一并举行，投票率高达99%，纳粹党获得了98.8%的支持率。1938年，希特勒又以全民公投方式并吞奥地利，支持率达到99.08%，有人正是就此得出“公投制造民粹”的结论。

也许正因为希特勒的阴影，在自由主义底蕴深厚的英国，二战后曾有不少反对公投之声。如1945年，首相丘吉尔提出针对是否继续战时联合政府举行全民公决，工党领袖克艾德礼明确反对，认为全民公决违反英国民主传统，是专制可利用的工具，后来的撒切尔夫人同样如此认为。

但这种判断偷换了概念，即将“全民公投”等同于“独裁者控制下的全民公投”。但实际上，宪政制度下的公投，即使有政党政治左右，即使也有舆论引导，但充其量是一种潜移默化式的诱导，不具有强制性。

而且，不应低估宪政制度下的民众智商，也不能滥用“民粹”一词。

2016年，瑞士曾有一次公投引发热议，主题是“无条件基本收入”，即针对瑞士政府是否每月给瑞士成年人发放2500瑞士法郎（当时约合1.7万元人民币）、给儿童发放625瑞士法郎（约合4000多元人民币）这一问题进行公投，最终76.9%的选民对该项提案说不，26个州也全部表示反对。

这个结果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政府每个月给你白发钱，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可是大多数瑞士人都表示拒绝，这是不是疯了？

这甚至不是瑞士人第一次拒绝“馅饼”。2012年，瑞士人以67%的反对率拒绝将原本4周的带薪假期提高至6周，2014年，瑞士人以76%的反对率否决了每小时22瑞士法郎的最低工资标准。反对者们认为，无论最低工资标准、延长带薪假期还是直接发钱，都会腐蚀年轻人，使之丧失学习与工作的动力，不利于社会的长久发展。

按照某些人对“民粹”的理解，上述几个公投理应获得超高支持率才是。可瑞士人的选择一点也不“民粹”，觉悟之高实在让人感慨。这显然与国民素质和公投传统有关，频繁公投多少磨练了瑞士人的责任感和眼界，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瑞士并非历史上最早进行公投的地方，历史公认的首次公投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阿维尼翁公投，在当时的15.3万名投票者中，超过10万人支持阿维尼翁脱离教皇控制，同时并入法国。后来，美国总统威尔逊正是基于阿维尼翁公投所创造的“独立公投”概念，在一战后提出“民族自决”。

同样在瑞士产生公投之前的还有1845年的德克萨斯公投，公投结果为德克萨斯脱离墨西哥，加入美国。1846年，非洲大陆上的利比里亚发起独立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独立。

如今以高福利著称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是热衷公投的地区。1905年，瑞典-挪威举行解体公投，以99.95%的惊人支持率实现解体，诞生了瑞典和挪威这两个独立国家。作为独立国家的瑞典，1922年以来曾发起六次公投，议题涵盖禁酒、改变驾驶方向、以政府税收资助退休金、核能发电、加入欧盟和采用欧元等。不过瑞典的公投为咨询性质，不具约束力，议会也未必按完全按照投票结果制订政策。1944年，冰岛举行独立公投，支持率同样达到了惊人的99.5%。

二战后，亚非拉大陆的独立公投屡见不鲜，如1958年的几内亚公投、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公投、1964年的津巴布韦公投、1970年的巴林公投等，支持率都极高。但最有意思的公投来自于欧洲，而且与英国有关。1964年，“地中海心脏”马耳他举行独立公投，但独立支持率仅为54.5%，可算是险胜，这是因为马耳他的前宗主国是英国，民众担心离开英国后自己会变穷。

进入90年代后，因为东欧剧变、巴尔干硝烟，独立公投此起彼伏。如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便相继举行独立公投并成为独立国家，仅1991年便诞生了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爱沙尼亚、格鲁吉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新生国家。同年的斯洛文尼亚独立公投也开启了前南斯拉夫解体的序幕。

此后，分离主义的独立公投越来越多。1980年和1995年，魁北克两次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独立，均未成功。1991年和2014年，克里米亚地区两次举行全民公投，决定地区归属。2008年，巴斯克地区独立公投。该公投被西班牙政府阻止并取消。

如果从历史上公投的频密度和具体效果来看，将之视为“相对多数人的暴政”实在站不住脚。有人将公投的坏处归结为“谁也不能确定自己能赢”，可这个理由只需一句话就能推翻——“谁也不能确定自己一定有道理”。

之前英国的脱欧公投就是个例子，当时结果公布后，我听到不少这样的说法：“连英国这种民主积淀如此深厚、国民素质相对较高的国家，搞起公投来都得到了一个人们不想看到的结果，可见公投绝不等于民主，甚至成为多数人的暴政。如果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国家，公投后果更会不堪设想”，并认为“民主绝不是简单的一人一票，公投这种‘极端民主’行不通”。

这些说法都假设了一个前提，即“留欧好，脱欧不好”，所以公投的结果肯定有问题，进而推导出公投不是真正的民主，也不适合地球。这种预设立场的思维方式显然缺乏逻辑，而且“民粹主义”这一概念的使用也似是而非。

在英国脱欧公投前夕，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可以通过投票表达自己的意愿时，被嘲笑的肯定不应该是他们。”所谓公投，就是以全体民众的判断力来决定国家大事，结果或可商榷，但过程确实不该被嘲笑。

在英国脱欧一事中，“素质论”是反对意见中最为常见的一种，他们认为普通民众没有能力权衡利弊，无法胜任公投，尤其是像退欧这种关乎政治、经济、事关国家命运的议题，根本不应该让缺乏专业知识的民众来决定。但从公投历史来看，这显然是多余的担心。

关于这一点，英国前财长克拉克算是个反面教材。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公投从未解决过任何问题，除非是在一个强大的独裁者例如墨索里尼或拿破仑的支持下。”这个说法不但抹杀了历史上各种公投的意义，还将公投与民主对立，其潜台词就是“如果公投的结果没有预先决定，那么公投便是有毒的”，其荒谬性显而易见。

虽然法国大革命时的阿维尼翁公投是公认的史上首次公投，但公投雏形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已出现。被视为民主典范的雅典民主制度，其实就是直接民主形式。它由公民大会、500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等机构组成。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一年召开40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权参加，可自由发言，展开辩论，然后进行表决。在小国寡民的雅典城邦时代，这种制度的好处显而易见。

但也有人认为，恰恰是直接民主形式导致了雅典帝国的覆灭。当雅典城邦成为雅典帝国后，国家实际事务繁多，直接民主形式无法适应这种发展，反而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比如失败的西西里远征就是野心家煽动民众，利用公民大会所促成，这场失败也成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转折点，导致帝国崩溃。也正因此，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曾声称“即使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雅典公民大会仍将是一群暴民。”这句话也常被喜欢把“民粹”二字挂在嘴边的人士所使用。

可是，一个帝国的覆灭往往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如果从政治角度分析，以公民大会为代表的直接民主形式当然有其局限，但更致命的问题是雅典帝国并没有及时发展国家管理的专业机构。换言之，公民大会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与现代政治的差距恰恰在此。

现代文明社会的直接民主，与古希腊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有着足够丰富的支撑与配套。这种支撑来自宪政和施行已久的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至于配套，现代国家的各种事务机构已臻完善，具有相对稳定的执行力。在这种情况下，以公投弥补代议制的缺陷，已有足够土壤。比如最热衷公投的瑞士，在国家制度上就相当完善，它有两院制的联邦议会，国民院（下院）代表人民，联邦院（上院）代表瑞士26个州。公投这一直接民主手段，始终与代议制民主相结合。从历史来看，早在1848年首次公投之前，瑞士就已有悠久的“露天议会”历史。也正是因为这种传统，使得人们十分担忧的“多数人暴政”没有出现，反而能始终以妥协和共识为底线。

关于公投，有一种思维差别值得注意：一些人认为，当面对大事时，领导者乃至政府、国会就应该挺身而出，如果他们将决定权交给民众，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但在另一部分人看来，领导者乃至政府、国会在无法代表民众的情况下擅自决定，才是真正的不负责任，也会使得决策缺乏正当性，此时最需要的便是还权于民。

也有人认为，频繁公投是民众对于精英政治的失望，代议制也将走进死胡同。但如果明白公投是代议制的有效补充，就不会同意这种将公投与代议制直接对立的思维。

特别要指出的是，瑞士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仍然坚守自由主义的国家之一。公投作为瑞士人的常用手段，其实是对国家控制的一种消解。在这背后，是对市场经济的坚守和对自由的捍卫。

（本文部分首发于《周末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