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民调显示公众对王室的认可度正悄然衰退。

事实上，在1983年首届英国社会态度调查中，当受访者被问及维持君主制的重要性时，高达86%的英国人认为这“极其重要”或“颇为重要”。但在2024年的调查中，仅有51%的人持相同看法。至于年轻世代对君主制的赞同比例，更显低落。

但这并非意味着人们转而渴望一位民选元首——事实上，多数人并无此意。更何况，若要寻觅一位能凝聚苏格兰、英格兰、威尔斯与北爱尔兰的民选领袖，我怀疑这将远比某些共和派所想像的要棘手得多。

然而，这股支持度的下滑，无疑标志着一桩隐忧。

“君主制之所以能运作，唯一之道在于人人皆或漠不关心，或对之一往情深，”伦敦城市大学君主制历史学教授安娜·怀特洛克（Anna Whitelock）论道。

“倘若这些纽带断裂，君主制便再无目的或意义，”她补充说。

事实上，许多人或许会急于将这些纽带的最新威胁归咎于丑闻。

安德鲁·蒙巴顿-温莎（Andrew Mountbatten-Windsor）——如今他以此名行走于世——却与英国公众之间已无丝毫情谊可言。在今年十月的YouGov民调中，仅有4%的人对他抱持“正面”看法（同月他被剥夺头衔）；紧随其后的是萨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Duke and Duchess of Sussex；哈里和梅根），分别获得30%与21%的支持率。

然而，在制作这些影片的过程中，我所有受访者无人将当前公众对君主制的看法，单独归因于任何一位个人。

我因此怀疑，皇室家族面临的真正挑战，乃是其在当代世界中究竟代表什么——一个与伊丽莎白二世（Elizabeth II）于1952年登基时迥异的时代。因为尽管有迹象显示，变革已列上了议程，正如威尔斯亲王（Prince of Wales；威廉）上月所承认。但是，作为王位继承人，他该如何作为？而查尔斯国王作为在位君主，又该如何——以重振大众对这座制度的更多支持？

赢得“公众支持的氧气”

在我的一生中，已有三位君主登基，每一位皆深谙其要义：在臣民心中留下的印象即是其形象。正如我在纪录片系列《君主制何用？》（What’s The Monarchy For?）中访谈那位记者兼编辑伊恩·希斯洛普（Ian Hislop）时，他所言：“他们的茁壮成长，是仰赖公众支持的氧气。”

这终究是其存续之钥。而在王室成员周遭，簇拥他们的皆是洞悉此理之人。

譬如，贾恩弗林勋爵（Lord Janvrin）曾任已故女王至2007年的私人秘书。“若将公众支持视为理所当然，那将是极其糟糕的一天，”他对我说。

怀特洛克教授更将此论述推演一步：“皇室家族即是一座品牌，”她解释道。

“总有一种迫切感，需维持品牌的受欢迎度。”皇室家族最为大胆的尝试之一——重新定义其公众形象，并维系品牌热度——发生于1969年，当时他们首度邀请摄影机，深入家族生活之核心。

这部名为《皇室家族》（Royal Family）的影片，在BBC与ITV播出，乃是试图将他们人性化的努力。

已故女王彼时被彩色镜头捕捉，在商店为四岁的爱德华王子（Prince Edward）购买糖果，她从钱包中取出钞票。“你要什么？棒棒糖？”她被录下如此爽朗说道。“冰淇淋，”小王子回应。

当他坐进车子前座时，她笑言他或许会弄得“一团糟”。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对此录影自是毫不留情。“我从不喜欢皇室家族影片的想法，”她据报曾说。“我总觉得那是个糟糕的主意。”

但这却是皇室家族如何努力呈现自身、如其所愿被视见的绝佳例证。

“控制程度令人震惊”

2022年9月，我亲赴温莎报导伊丽莎白二世（Elizabeth II）丧礼的最后阶段。宫廷向广播机构发出指示，关于某些直播画面，一旦播出便永不得再现。

其中许多细节颇为琐碎，例如皇冠被触碰的瞬间、某人显露悲伤神情、乔治王子摸鼻子的动作、爱丁堡公爵与公爵夫人的手帕，以及在灵柩停灵期间，皇室家族默念主祷文的镜头。

这些对现实的细微删除——或称“永恒剪辑”，一种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式的语言——让他们从世间抹除任何不悦之物。

一方面，他们有权私下哀悼。但另一方面，已故女王乃国之元首，此乃其公众葬礼。因此，我们是否有权尽睹全貌，抑或他们有权掌控我们所见？“我认为那种控制程度令人震惊，”怀特洛克教授告诉我说。

她又强调，“若唐宁街试图操控广播内容，那必将引发报导；但若宫廷介入某些画面的呈现，为何这却不被视为应该报导的事情？”

白金汉宫发言人则回应称：“已故陛下丧礼周边事件，既是国事盛典，亦是亲属深沉哀痛之刻。

在两者间寻求适当平衡时是基本的为人道义，指向一种敏感而体谅的作法，以免侵扰个人悲伤或宗教仪式：“特别是，我们相信，在哀悼之时，聚焦家族中较年幼成员，实非公平或合适。”

威廉王子与电动滑板车

近日，威廉王子联手加拿大演员兼喜剧家尤金·李维（Eugene Levy），参与其上月播出的旅行喜剧系列其中一集。

李维先生见到威廉王子以电动滑板车穿梭于温莎城堡的入场方式，显得格外忍俊不禁。

“它滑行得颇为顺畅，”王子解释道，随后补充：“我总是迟到，因此想这或许是让会议准时的方法。”他还聊起自己喜爱李维的哪些电影。（“所有的《美国派》！”

这是个明亮的构想——传达出的形象，乃威廉王子不过是个寻常人。而他及其家人分享给1710万追随者的社群媒体贴文，亦采类似手法。他多以休闲模样示人：影片拍摄于林间、沙丘之上。其中一则，显示威尔斯王妃分享完成癌症化疗后的宽慰，并反思“单纯去爱与被爱”之重要。

英国广告人罗里·萨瑟兰（Rory Sutherland）——这位浸润广告界37载、现任奥美集团（Ogilvy）副主席的行家——全然赞同威尔斯夫妇营造更现代化氛围的作法：“我认为威廉王子走得极巧妙，这是一条极其狭窄的线，介于现代性（modernity）与某种荒谑之间; 这是一条极其细腻的道路，需小心翼翼。”

他又补充，这远比前一代的某次难忘尝试，要雅致得多——1987年，爱德华王子、安妮公主与安德鲁参与慈善赛事《皇家淘汰赛》（It’s a Royal Knockout），主持名人团队身着戏服，进行诸如互抛火腿等肢体挑战。

此举似已奏效。威廉王子与凯瑟琳（Catherine）的公众支持率，分别为76%与73%——高于上月YouGov调查中所有其他家族成员。

怀特洛克教授对威廉王子及其资深皇室同侪试图显得更亲民的努力颇为肯定，却对此是否足以全面现代化这个君主制度存有疑虑：“若君主制真要以显著方式现代化，我们需见到更多透明度、更多问责，”她强调。

税务、政治与皇室生活方式

事实上，在我为纪录片蒐集资料时并与众人交谈后，我察觉尚有其他因素，或许是阻碍公众更全面支持的潜在绊脚石。

首先，君主无法律义务就其个人收入缴纳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因相关法规不适用于王室，且仅自愿缴纳——而查尔斯国王自其母亲过世后，亦无法律义务缴纳遗产税。

“我认为，最佳的让步之道，乃自愿而非迫于压力。这无疑是更好的表象，”罗里·萨瑟兰（Rory Sutherland）说。

肯辛顿宫发言人亦说明，威尔斯亲王自愿就其所有个人收入——包括来自公国的收益——缴纳最高税率之所得税与资本利得税。

然而，当纪录片团队询问，为何威尔斯亲王自继承职位后，未循其父脚步公开税务申报时，并未获得解释。其次，君主享有就可能影响王室的拟议立法，获咨询之权，并可要求豁免其适用。

君主是否行使此权，或其影响程度为何，是另一个议题——有人主张，这个权利本身其实就赋予任何君主潜在的影响力。

再者，便是其生活方式——尤其当国内许多人正面临生活成本危机之际。对此，萨瑟兰先生不信公众特别在意皇室居于宫殿一事。但他补充：“我总觉得滑雪度假颇为不妥。”

当然，尚有经济论据：皇室家族为英国带来庞大旅游收益——但萨瑟兰先生主张，虽然“你能强有力地提出经济理由”，这却非辩护皇室存续的正途。

欧洲君主制如何运作

威廉王子已直言不讳表示他心怀变革:“我想可以放心说，变革已列入我的议程……并非过度激进，而是那些我认为必须发生的改变，”他对李维先生说。

他还表示：“有时你会审视传统，思索：这在今日是否仍合宜？这是否仍是正确之道？我们是否仍在发挥最大影响力？所以，我喜欢质疑诸事，这才是我的真意。”

他究竟意指何事，仍不明朗。是否仅是削减宫廷侍从、略减仪式繁文、不再有人称他“阁下”或行屈膝礼？抑或，威廉王子是否构想更深刻的反思？

事实上，关于王室是否值得进行更大转变的辩论多年来从未止息：让英国皇室家族，更贴近荷兰王室，或斯堪地那维亚诸王室——那些风格更为随和、朴素的典范。

怀特洛克教授深信，此中某些元素或许颇能吸引王子:“我不认为，为加冕大典而盛装华服的构想，会是他所喜好。”

但此举伴随风险。

“因为，那些真正支持君主制者，喜爱这一切的华美；若我们走到一途，看似斯堪地那维亚君主制那般，无宏大加冕仪式……有些人或许会说：‘如今又有何意义？’”怀特洛克教授补充说。

“若问人们，何者定义英国？我相信，不消多久，你便会触及君主。”她说。

不过，格雷厄姆·史密斯（Graham Smith），来自压力团体“共和”（Republic）的执行长，便持那些（尽管在英国属少数）主张。他们认为王室无论何种改革，皆不足以赢得对其认可：“你不该让那家族，居于如此特权与地位，”他对我说。

“他们不过是一群极其平凡之人，仅因数世纪前，与那些筑起宏伟城堡、赢得几场战役的先人沾亲，便得此位。本质上，这是一座荒谑的制度，……全无正当性。”他强调。

但是，我向他指出，英国国内逾半数人并不视其为荒谑——许多人视之为慰藉，代表大不列颠，抑或胜过政客之物。此外，各大报章亦充斥君主制的论述。“是的，确有听众，”他尖锐地回应我说。“但卡戴珊家族与大卫·贝克汉（David Beckham 碧咸）亦有其粉丝。”

蜕变的绝佳范例

我至今对皇室家族的一大低谷仍历历在目。

那是1997年的一个主日，我接获黛安娜王妃（Diana, Princess of Wales）于巴黎车祸丧生的噩耗。当时我在BBC任职，我们奉命报导此事。彼时，我们丝毫不知公众反应将如何——但不久，便明瞭有件惊人之事正在酝酿。

民间悲痛如潮水涌现。媒体开始报导，伦敦数千人涌向肯辛顿宫献花，然皇室家族却遁隐巴尔莫勒（Balmoral），未有丝毫回应。

贾恩弗林勋爵（Lord Janvrin）当时与已故女王同在巴尔莫勒。“她必须须在照料两位年轻王子与返回伦敦之间抉择。”

然公众谴责却如刀锋般锐利。

这乃一大教训，教诲君主制对其成员的残酷要求；也是一个重要课题，千万不要再躲在新闻故事后头。

对君主制支持度早已衰退。

黛安娜逝世次年，根据英国态度调查（British Attitudes Survey），仅63.5%的人认为英国保有君主制至关重要。君主制支持率于2012年攀升至75%。这表示此制度能从不满中复原。“它极具文化适应性，极其强韧，”萨瑟兰先生说。

“显而易见，十八世纪的君主制，在今日或显荒诞，当时它不断有效适应变迁，这正是其至今犹存、而诸多君主制早已凋零之因。”他补充说。

或许，无论威廉王子作何变革——抑或其后的乔治王子——君主制未来之归属，非他们所能定夺。

君主制的存续，仰赖“公众支持的氧气”，故公众自身支持，将决定此类元首是否仍合国之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