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把社会组织纳入治理体系，慈善被视为“社会治理工具”的一环，这很好地解释了公益行业如何一方面实现了“身份的正式化”，同时面临着越来越细的“合规审查”。

当“被吸纳”成为常态，公益行业如何自处？

CFF年会是一个观察行业的窗口——这既是多方视线交汇的场域，也是公益人一年一次集中表达自我、凝视自己的时刻。

我看到三重变化：

“论坛语言”的变化：语言体系整体向“治理化”靠拢，“安全话语范式”成为共识。

代际气质的分化：老一代的“使命感”与中青代的“职业化”，在各自的叙事中呈现出不同的问题意识。

行业主基调的转向：在制度与资源双重收缩的大背景下，“适应”和“疗愈”成为主要的应对方式。

“论坛语言”的变化：一套“安全话语范式”已经成型

2025CFF年会的开幕主论坛所使用的语言，是一套高度规范、安全的话语。年会主题是“共建可持续价值”，开场就强调：

“基金会如何秉持长期主义，以协同共建的方式创造可持续价值？以高质量慈善回应社会需求，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这类表述大量借用近年各类政策文件中“高频”的词汇，比如“高质量发展”“协同共建”“服务国家战略”“中国式现代化”

这些词贯穿开幕致辞、主办方发言、承办方介绍，以及关于基金会十年发展的政策盘点。

在主旨演讲部分，学者陆铭从“投资于人”谈到中国人均GDP跨越1.4万美元门槛，服务业占比提升，城市人口集聚、服务消费增长等等，用的是一整套宏观经济与结构转型的话语。

这场演讲精彩、扎实（尽管观点谈不上新颖），也确实拓宽了“共建可持续价值”的宏观视角。但如果站在行业发展的视角，它更像一堂“服务业经济与消费结构”的公开课，而不是对慈善行业自身的价值、困境与结构性问题的追问。

另一位嘉宾则从法律与政策的角度回顾了基金会十年的发展：讲到基金会响应脱贫攻坚、讲到慈善法修订，这些内容非常系统地勾勒出“基金会如何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但在这样的叙事中，基金会作为“政策执行者”与“社会创新者”的角色边界，被有意无意地模糊了。

我留意到，一些在过去被视为行业核心关键词的表达，明显低频甚至缺席，例如：“社会创新”“行业自治”“慈善伦理”“公益机构的主体性”“结构性的社会问题”“我们应当秉持怎样的公益价值”

我当然可以理解，在当前行业内外部环境的制约下，有些话题不适宜在主论坛、在众多领导与从业者面前被集中地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讲，CFF2025年会输出的是一种“安全话语范式”。

当制度空间收缩，语言首先收缩。

在“行政吸纳社会”“治理吸纳慈善”的逻辑下，论坛语言向官方话语体系靠拢，是一种集体的自我保护与适应。

老一辈的“行业问题意识”，与中青代的“职业生存逻辑”

开幕式上，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刘文奎从“冬天无处可躲”谈到行业结构性收缩。

“本来以为到昆明来取取暖，结果发现昆明比北京还冷。所以我觉得冬天来的时候是没地方躲的。不管大基金会、小基金会，什么公益组织，我觉得都会体会到这种感受。”

在主论坛一派“正确”和追求“和谐”的氛围里，刘文奎是极少直接谈论行业丑闻的发言嘉宾（儿慈会、西安善行），他说：“有人让我不要谈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好忌讳的。”

刘文奎谈到了丑闻频发下行业遭遇的信任危机，也谈到了在监管日益趋严的背景下，从业者所遭受的巨大压力：

“备案制度下，500万以上关联交易披露的技术要求，可能需要一个人连续干两个月，这对小机构来说是沉重的合规成本；”

“基金会数量出现净减少，去年和前年相比，全国基金会减少了300多家，其中 100 多家是主动自己注销”；”

“公众捐赠越来越向头部基金会集中；大额捐赠越来越向教育、科技集中；基层、小微公益组织生存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弱势群体获得的捐赠份额必然相应下降。”

这些问题，其他发言者也未尝没有提及，实则也是大多数从业者的真实体感，但没有人像刘文奎说得这样理直气壮，酣畅淋漓。当然，他也没有“拆台”，结论回到了：

“严格监管是行业乱象的必然结果；凤凰涅槃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必要阶段。”

由此可见，言论空间尽管逼仄，没到完全没法说话的时候，还得看一个发言者想不想说，会不会说。

与老一辈的浓重的行业问题意识相比，中青代呈现得更多的是“职业生存逻辑”。

比如，有学者从法治视角提出冷静的问题：“我们的基金会行业，它是一个共同体吗？”指出很多基金会对“这是一笔钱，我们来管理”这样寻常表述的理解也存在着差异。

比如，有研究者在“秘书长群体研究”中指出：

81%的秘书长在10人以下的小团队工作；他们需要同时承担项目执行、资源拓展、组织管理等多重工作；最关心的是身心健康、自我成长、家庭责任三件事，其中44%处于“压力成长”状态。

在“闪电发言”环节，许多年轻的发言者带着很强的生活感与情绪张力。

有人颗粒度很细地谈到了“公益的苦”：

“去到云南边疆的一些县城里去家访，让我看到了公益的艰难，确实很苦……早上八点从县城出发，一直到晚上十点多或者十一二点才能回来，回来整理资料到早上的四五点。”

有人与年会的主题唱反调，质疑公益作为一份工作的“不可持续”：

“今天是我出差的第六天，我爱人现在正在医院里抢救病人，孩子一个人在值班房……最近的我特别不可持续。今年年会的主题是‘共建可持续价值’，我们总是在谈可持续的项目、可持续的资源，为什么不聊一聊项目官员的信念是不是可持续？筹资经理的房租是不是可持续？我们年轻人想扎根在这个行业，好好干的心，是不是可持续？”

这些话非常真诚，也非常典型地呈现了一代公益人的特征：

他们以秘书长、项目官员、传播官、筹款人等具体职务进入行业，占用他们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是筹款、执行、合规、报告、绩效、审计等具体的技术性事务，他们希望求得职业与生活的平衡，服务社会与陪伴亲人的自洽，而不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宏大叙事。

老一代关心：“行业往哪里去？”中青代更关心：“项目怎么做？团队怎么活？我还撑不撑得下去？”

老一代使命感和中青代的职业感，并不存在谁更高尚、谁更保守的分别，不同的社会化过程赋予了他们不同的问题意识。

适应与疗愈：行业的主基调的悄然改变

CFF2025年会开幕主论坛更多呈现“安全话语范式”，闭幕主论坛则集中地呈现了行业当前的情绪基调——“艰难”是最高频的词汇之一。

这背后是一种普遍的行业疲惫感：项目越做越复杂，合规要求越来越高，资源却越来越少，并越来越向头部机构集中，组织要活、人要活、家庭也要顾，所有压力集中到一代中年公益人身上。

闭幕前的行业建设发言中，主办方也加入了这场“充满坎坷”的集体表达中。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CFF执行机构）副理事长吕全斌回顾了自己在基金会论坛“站在这个舞台上整整十年”的经历，说这条路“充满坎坷，并不平坦”，并呼吁每个基金会拿出1%投入行业建设，用“点滴贡献成就奇迹”。

在困境中，呼吁“集体自救”。

从秘书长研究到闪电发言，从青年故事到“看见人再改变世界”的口号，CFF2025似乎有意增加了对从业者身心状态的关注。在制度环境和资源环境双重收紧的大背景下，这种“看见个体、承接情绪”的安排，未必是缺乏解困勇气的表现，或可视为一种维持行业韧性的生存策略：

当结构问题短期内无解，至少先让人不那么快崩溃；当宏大叙事难以展开，至少先守住个体的价值感与相互扶持。

CFF2025年会，诚实地呈现了这样一种集体姿态：

语言上，从“改变世界”“社会创新”，转向“治理协同”“可持续价值”；议题上，从“价值方向”，更多转向“专业技术”“合规实践”；表达上，“思想输出”，让位于“情绪宣泄”；个人定位上，从“使命型行动者”，转向“职业型执行者”。

话语在收缩，空间在收紧，人还在坚持。

这并不意味着思想的锋芒与开创性的行动已经没有空间，但也许意味着它们需要寻找新的承载方式。

一个问题重新抛回给公益人自身：在这样的结构之中，你还愿不愿意、能不能够、敢不敢于继续提出问题，并锲而不舍地追寻最初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