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资格

《再见爱人5》里，梁淞和何美延是特别能吵的一对夫妻，随随便便就能吵到天昏地暗。

但梁淞表示自己不爱吵架，也不想分对错，是他老婆何美延攻击性超强，而且从不道歉——何美延立即调出聊天记录，一长串的 “抱歉”当场打脸。

何美延说她就是气这点，梁淞到处跟人说他自己是永远退让的一方，她觉得梁淞坏自己名声。

这个事很有意思，两口子吵架，吵到最后不是在分对错，而是在立人设。梁淞想塑造一个理性、冷静、不断退让的形象，将何美延塑造成情绪化、具有攻击性且从不反省的一方。

何美延调出聊天记录，进行精准的“证据反击”，戳破梁淞构建的叙事泡沫，不允许他定义自己的形象。

他们争夺的，其实就是在这场婚姻里“叙述权”，就是这个故事应该由谁来讲。听上去很荒谬，两口子嘛，较这个真。但是很重要，一旦梁淞对公众立住了人设，那么何美延就永无出头之日，她任何抗议都会被看作是对这个“真相”的又一次印证。

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讲故事的资格，就只能扮演那个被定义、被审判的角色，而永远无法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苦衷、有爱也有痛的，完整的人。《简·爱》里的疯女人，她的故事是由罗切斯特讲述的，之后她所有的表现，都不断印证着罗切斯特的塑造。人们不会想到，假如这个故事由她来讲会怎么样。

“疯女人”的故事太惨烈了一点，现实中“塑造”的企图会来得更加隐蔽。你常常会不知不觉就已经定型，《围城》里，孙柔嘉就吃了这个亏。

方鸿渐一句“千方百计嫁给我”定义了他和孙柔嘉之间的格局，也影响了读者的认知。他成了被拖拽进婚姻的上位者，高高在上，而不用负责任，孙柔嘉成了那个“恨嫁”“高攀”的下位者，要对婚姻里的一切问题负全责。

杨绛也掉入这个叙事陷阱，唯恐被人代入自己：“相识的女人中间（包括我自己），没一个和她相貌相似……她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她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内外。”她说孙柔嘉“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这意思就是，没有追求的女人，把嫁人当成必须完成的人生KPI。

事实是这样吗？我前两年重读了一下《围城》，居然不断对孙柔嘉肃然起敬。我对孙柔嘉的刻板印象也许因为，书中关于她的说法，大都采用了方鸿渐的眼光。如果我们撇开这眼光，也许就会发现，孙柔嘉很厉害，生活给她的所有挑战，她都接住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高墙中的她

孙柔嘉是赵辛楣报馆同事的女儿，“刚大学毕业，青年有志，不愿留在上海，她父亲恳求辛楣为她谋得外国语文系助教之职。”《围城》里习惯用这种半真半假的口吻，看不出是赞许还是讽刺，但一位上海小姐，愿意走出舒适区，跟一群男的去从未听说过的偏远大学教书，确实算得上“有志青年”了。

更重要的是，人家扛住了。这一路跋山涉水，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几个男的都快崩溃了，孙柔嘉作为女性遇到更多困难：被妓女当成同行；坐车时不小心坐人家米袋子上，对方因为她是个女人直呼晦气；还有老色鬼李梅亭制造的困扰等等；中间她还生了病，哭了一场，但除了这次失控，大多数时候她都情绪稳定。

她还特别能干，途中他们去银行取钱，银行需要担保，赵辛楣等人瞎忙活一通一无所得。眼看饭都要吃不上了，还是孙柔嘉身手敏捷，不到一会儿就“拾”了个能帮到他们的“女同志”回来，大家相谈甚欢，孙柔嘉手拉手地把人家送出了门。

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孙柔嘉就迅速能跟人家缔结这样的友谊。这身手，放现在都可以开个班讲公关课了。

到三闾大学后，她被男学生欺负，她还是擦干眼泪，渐渐立住足，可方鸿渐没有拿到聘书，她毫不犹豫地就跟他走了。回到上海她找到了工作，挣的比方鸿渐还多。方鸿渐攻击她靠了姑姑的关系，但他自己的工作也是托赵辛楣找的，那时没有招聘网站，不就得亲戚朋友帮忙吗？

不到被惹毛，孙柔嘉不抱怨方鸿渐的无能，俩人吵架，她有时还会想办法哄方鸿渐高兴。方鸿渐背后的那个家族全员讨人厌，她也只是敬而远之。

孙柔嘉最大的成功绝不是嫁给方鸿渐，而是她在那个对女性不友好，尤其是对职业女性不友好的时代里，能够自食其力。一个人能做到这个份上，就算很成功了。

至于说她“千方百计”嫁给方鸿渐，也不是她个人的“人生污点”，是她在那样一个环境里不得已的选择。

首先她必须嫁人。

在当时，女性无论受过怎样的教育，最终价值评判标准依然很大程度上与婚姻绑定。

苏文纨家世优越，相貌出众，拿到了博士学位，但只因她没有早早结婚，她的一切言行都被异样的目光打量。她孤高的气质被解读为“大宴会上没人敷衍的来宾或喜酒席上过时未嫁的少女所常有的神情”，她的爱情被形容为一件舍不得穿的好衣服，压在箱底，再拿出来发现样式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一种“崇高的孤独”。

方鸿渐的准老丈人周先生，宁可供准女婿出国留学也不让女儿把书读下去，宁可她被丈夫嫌弃没文化，也不愿意她学历太高嫁不掉。

方鸿渐的相亲对象刘小姐有头脑有见识还能帮哥哥带娃，就因为“嫁不掉”，成了她哥哥的一块心病。

钱钟书另外一篇小说《猫》里有个样样出色的李太太，丈夫很平庸，李太太想得开，她“深知少这个丈夫不得。仿佛亚刺伯数码的零号，虽然本身毫无价值，但是没有它，十百千万都不能成立。”一个女人再优秀，不结婚，自身价值似乎就大打折扣。

孙柔嘉要“嫁人”，不是她“恨嫁”，而是她的所有能力、志向和成就，在那个时代都无法被单独承认其价值；社会为女性设定的唯一“安全出口”和“价值认证”依然是婚姻。

她也只能嫁给方鸿渐。

在孙柔嘉所处的环境和社交圈里，除了无意于她的赵辛楣，她可接触到的适婚男性，几乎构成了一个“比烂”的矩阵。

你看，如果孙柔嘉被允许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么，她就不再是一个处心积虑的“猎夫者”，而是在时代的夹缝中，以惊人的韧性与务实，努力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与尊严的职业女性。她的所有努力，不过是为了在“婚姻”这堵社会为女性设定的高墙内，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但高墙本身，早已注定了她的结局。

大声讲述的她

无论是孙柔嘉被塑造的“恨嫁”，还是何美延被指控的“情绪化”，这些看似属于个人品格的指控，实则都是女性最经典的刻板印象——前者将女性的能动性污名化为“算计”，后者则将女性的情感表达病理化为“失控”。她们的真实自我，都在丈夫的叙述中被扭曲成了一种功能性的符号。

梁淞试图对何美延做的，与方鸿渐对孙柔嘉做的如出一辙——他们都下意识地启动并依赖着一套源远流长的男性话语模式，通过将女性的能动性污名化为“算计”，将情感表达病理化为“失控”，来巩固自己在关系中的话语权。

然而，与《围城》中孙柔嘉的无力反抗不同，何美延的成功反击，标志着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女性不仅开始争夺话语权，更掌握了破译与解构男性话语的密码，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舆论场中，获得了讲述并被倾听的可能。

在《围城》的时代，孙柔嘉的委屈与方鸿渐的塑造，其叙事权几乎完全掌握在作为男性手中——而当时的倾听者纵然是女性，也是以男性视野评判这一切的。

而今天，属于女性的话语体系已经建立。这些年的启蒙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共享的“词典”和“解码器”。当梁淞宣称自己“不爱吵架”、“不断退让”，而指责何美延“攻击性强”时，荧幕前的大量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能立刻识别出这是一种经典的“煤气灯操纵”（gaslighting）手法：通过扭曲事实、否定对方感受，让对方怀疑自己的理智。大家不再孤立地看待“何美延是不是个泼妇”这个问题，而是能将其置于“情绪劳动”、“甩锅式沟通”等分析框架下进行解读。

换言之，何美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的背后，是千千万万经历过类似情境、并学会了如何为它们命名的女性。正是这种集体性的认知提升，使得梁淞所依赖的那套陈旧话语模式，在当下失去了理所当然的效力。

社会开始愿意相信，女性对自身经历的描述具有真实性价值。女性终于从一个被观察、被定义的客体，逐渐转变为能够定义自身经验、并让这定义被世界所承认的主体。

从孙柔嘉到何美延，我们看到的是一条女性从沉默的客体，走向言说的主体的漫长征途。当女性不仅能够讲述自己的故事，更掌握了讲述的语法、拥有了聆听的耳朵时，那种单方面的、充满偏见的“塑造”，便难以为继了。这，正是那堵看似坚不可摧的“围城”，开始松动的真正原因。

这种松动，对于婚姻是有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因为，真正的亲密关系，始于一个简单的认知：在我对面，站着另一个与我同等重要、同等复杂的宇宙。 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不是将对方拉入自己的轨道，而是走出自我中心的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