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电影的路是窄门。”46岁香港电影导演周冠威平静地说。10年前他有份执导政治寓言电影《十年》，描绘2025年香港政治全面收紧，中国官媒批评该电影是“思想病毒”，周冠威亦付出代价——近4年时间没有人敢与他合作。

2019年他创作的爱情电影《幻爱》大获好评，事业出现转机，同年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周冠威开始拍摄社运纪录片《时代革命》。消息曝光后，投资者、演员退避三舍，连借场地拍摄新片也处处碰壁。最新电影作品《自杀通告》被迫改在台湾拍摄，香港当局至今仍未批出上映许可。

周冠威说，外界看他是一位很抗争的导演，但实际他与很多香港人一样也要服从。

自焚与新生

周冠威的“窄门”路，从10年前的电影《十年》开始。该片邀请5位新晋导演各自创作一条短片，想像10年后的香港社会变化。

周冠威负责执导〈自焚者〉，短片以伪纪录片方式制作，假设2025年的香港，有社运领袖因违反涉及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在狱中绝食死亡，激发支持者在英国驻港总领馆前自焚。他说，剧本想拷问一点：香港人愿意为自由、民主、公义价值牺牲到什么程度？

“当时我很愤慨，因为政府或者中国共产党都有一些说话，令我觉得2012双普选会再次幻灭。 我觉得整个社会、整个香港，都活在一个这样的谎言底下，那种委屈求全的谎言的感觉令我很痛苦。我从来没有写过政治的题材，我又不游行，我亦都不是社运人士，但是我怎样作为一个导演，或者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电影应该都有社会责任——我就写了一个这样的短片。”

《十年》2015年上映时引起香港社会热议，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但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批评电影是“思想病毒”，又指电影所描绘的场景，10年后不可能在香港出现。

周冠威自嘲，〈自焚者〉犹如他电影事业的“自焚行为”，后来有电影公司原本答应投资新电影，要求找知名度高的演员。他找了8个月，接触10多名演员都失败，有著名香港女演员看了剧本后感动落泪，一度表示愿意出演，后来透过经理人改口辞演，“都是接受不了，这个都是冒险。”

最终投资者撤回投资计划，周冠威经历多年“空窗期”，直到2017年中，他创作的爱情电影剧本《幻爱》成功申请香港电影发展局的“电影制作资助计划”，获批120万港元的资助。

周冠威说，虽然资助额不多，但有了“官方机构”的认证，总算游说到其他投资者。最终电影名利双收，成为该年香港最高票房的十大电影之一，亦在香港电影金像奖获6项提名，在台湾金马奖获最佳改编剧本奖。

他慨叹：“命运就是这样，你关了一个门，另一个门会开。”

《幻爱》的成功，没有让周冠威从此避开政治题材。2019年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逾百万港人上街示威，周冠威为此拍摄纪录片《时代革命》。

他说，拍摄《时代革命》时的挣扎不多，因为拍摄〈自焚者〉时，已经直面最敏感题材，“自焚者是一个尺度的极限，一方面好像是（电影事业）自焚，另一方面我生出很多自由的心灵空间，可以容让更多的冒险、更多的禁忌，我可以去思考、去拍摄、去表达。”

“我最记得有一个2019年我拍摄《时代革命》的时候，有个手足和我说：你知道我的政治觉醒是什么吗？是你的电影《十年：自焚者》。这些就是力量，这些就是会唤起公民意识，唤起我们对自由、对公义、对诚实的执著。”

周冠威形容，有死就有生，所有的付出也生长出另一些种子。

抗争与服从

2021年《时代革命》在坎城首映，同年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当时香港已经实施《国安法》超过一年，周冠威是该套纪录片唯一具名的制作人员。他坦言是有风险，“我拍《十年》会影响我事业，我拍《时代革命》会影响我会否坐牢。”

后来开拍喜剧电影《一人婚礼》时，周冠威甚至找了一位后备导演以防不测。被捕的风险让他痛苦，“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发恶梦，会不会有警察过来，在（拍摄）现场捉走我？”

后来他思考，为了未到的苦难提早恐惧不值得，做了最坏打算要坐牢，豁出去反而换来心安。“我身边的人会替我很恐惧，但我会说不要啦。你们不要怕，要来的才怕，要来的才承受。”

周冠威说，外界一般认为他是一个很敢“抗争”的人，其实自己亦有服从的时候，“我怎会不服从呢？我现在仍然在香港生活，你一定要面对这个制度。我做的事不是画一幅画，我做的是电影，我需要和很多人合作，而很多人不是和你一样抗争的。”

他找合作伙伴时要小心翼翼，对方婉拒后就不再游说，怕会连累他人，就算接受访问也不太愿意提起合作过的演员。周冠威说，这也是一种服从，“我永远不会单单是一个抗争者，我同样也是服从者，我服从得仍然很痛苦。”

这种服从如影随形。访问在台北一间书店进行，周冠威随手拿起作家香港陈慧的小说《弟弟》，说很喜欢陈慧和韩丽珠的作品，转念又想，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到作者？“你说多惨，我拿著她的书，我怕影响了她。”

周冠威说，服从恐惧气氛，人的心灵就不自由。试过有香港的朋友表示，不敢在社交媒体分享他电影作品的帖文，那位朋友移民后，仍然不敢分享，“移民原来同样恐惧，解决不到这种恐惧，你说那种恐惧多么讨人厌、多么需要痛恨，为何会钳制我们心灵到这个地步？”

今年10月，他来台出席《十年》10週年重映的映后座谈会，慨叹现时《十年》短片《冬蝉》最触动自己。该片讲述一对情侣把旧日的物品、甚至把自己做成标本保存的故事。

周冠威语带哽咽说，就像2025年的香港，很多东西已经不能讲，很多关系都要封存起来，“这些人性、这些演员，不再能够跟我合作……即使他们支持我、但都不能跟我合作，所有事已经不同了。”

走窄门的人

今年11月周冠威最新作品《自杀通告》在台湾上映，这部作品“香港”成份大减。全剧的香港演员只有黄秋生一位，剧组在香港找不到一间学校愿意借出场地拍摄，唯有移师台湾拍摄。周冠威笑言，自己一直习习用广东话执导，现时要改用国语沟通很难，“其实我用国语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

电影今年8月4日送交香港电影报刊办进行电影检查，至今仍然没有回音，暂时在香港上映无期。

“现在好悲哀。香港电影以前不会有政治审查的，《国安法》之后（国家安全）入了电检这个条例，我的新电影就是被政府压著了。”周冠威说，电影探讨学童自杀问题，无关政治题材，亦是架空世界的故事，若香港无法上映就很难回本，对他会是很大打击，日后要游说投资者开拍新电影更困难。

根据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规定，电影必须要在香港首轮公开售票放映，方可报名。一旦《自杀通告》不能在香港上映，意味日后无缘竞逐奖项。

这方面周冠威看得开，他明白很多人想保存和争取香港价值，但他认为探究是否仍在拍“香港电影”，本身是很悲哀的事。“你恐惧没有了这个身份，你恐惧不知道怎样去定义（香港电影）。你的身份不够肯定，你的心不够踏实——因为你受了伤。”

他说，香港社会今日太少眼泪能够宣泄，但电影能够明白政治伤痕、甚至疗愈。“被政局、被恐惧牵制的时候，你找些方法。每个人有不同的方法，我是电影。我拍《十年》我哭，我拍《时代革命》我哭，我拍我的新片《自杀通告》我都在哭。”

本身是基督徒的周冠威用窄门比喻自己电影的路：“我的信仰就是走窄门，我电影的路是窄门的，那就窄吧。其实不要紧要的，它仍然是一个门，仍然是我可以进入。”

盡管被贴上“禁片”导演的标签，但他笑言凡事不要看得太窄：“我10年里面有5套电影，比很多香港电影的导演其实都很幸福，非常幸福，我怎会很悲情呢？”他说，未来的电影作品不会局限在特定地方拍摄，香港、海外都有机会。

被问10年后的香港又是怎样？周冠威说理性上要悲观，但他选择乐观，“如果不是，我怎样积极去面对我的人生？”他想像，2035年那是一个自由的香港，戏院可以重映《十年》、《时代革命》。

“我希望我的下一代，可以在香港的戏院自由地去观看，或者让他感受到，我们香港历史这么多的血与泪，所有的意义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