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投资巨头红杉，近期宣布了换帅声明。

几个月前，关于“谁来接棒”“谁退居幕后”“谁被边缘化”“下一代掌门究竟是谁”的低语，早已在红杉资本的合伙人圈层内悄然流转。如今，以一纸宣告告别了那位曾在全球投资版图上挥斥千里的掌门人博塔，迎来两位新任接棒者：林君睿和帕特·格雷迪。

作为硅谷最具实力的风险投资公司之一，红杉目前管理规模约为56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000亿），如今随着一纸公告，掌门人正式更换。

尽管外界看到的是“平稳交接”，但在这家管理数千亿美元资产、见证硅谷风云变换的老牌风投机构内，这却更像是一场“宫斗”。

“宫斗”的导火索来自一条社交媒体上的冲突。夏季，一位合伙人在公开平台对纽约市长候选人Zohran Mamdani发表攻击性言论，引发了内部抵触与外界信任的双重危机。作为当时的全球运营掌舵人，博塔选择站在言论自由的一方，而非代表公司郑重道歉。他的选择让高管团队震怒，首席运营官因此辞职，机构声誉也开始动摇。有人说：他的智商或许无人能及，但情商却被认为远低于预期。

与此同时，在科技逻辑高速重构的当下，博塔在人工智能投资的谨慎姿态也逐渐成为“机会流失”的代名词。Open AI估值飙升之时，曾拥有先机的红杉却因出手的谨慎仅获微弱份额。

从红杉资本治理结构来看，合伙人拥有随时对领导层发起投票的权力。而当帕特·格雷迪和林君睿与另一位高级合伙人联合起来，并得到上一任管理合伙人Doug Leone的支持，红杉的这场“政变”亦由此落下帷幕。

由于“情商不足”导致的一场宫斗

事情的序幕，其实远早于公开公告那一刻。关于“谁来接棒”“谁退居幕后”“谁被边缘化”“下一代掌门人究竟是谁”的讨论，早已在红杉合伙人圈内低声流。

2025年11月初，红杉正式宣布：自2003年加入、曾担任全球管理合伙人的Roelof Botha将卸任日常管理职务，转任顾问；由长期合伙人Alfred Lin 与 Pat Grady共同接任，负责全球运营与战略方向。表面上，这是一次平稳交接；但在这家管理着上千亿美元、见证硅谷五十年荣枯的老牌机构内部，这场换帅更像是一场关于方向与治理的“静默宫斗”。

导火索是今年夏天，红杉资本合伙人肖恩·马圭尔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对纽约市长候选人佐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发表了攻击性言论。

作为红杉资本的全球领导人，罗洛夫·博塔选择捍卫马圭尔的“言论自由”，而没有代表公司进行正式道歉。

博塔的处理方式引发了内部强烈不满。其中，首席运营官苏迈娅·巴尔巴莱因此愤而辞职。这一事件迅速动摇了外部投资者对红杉资本的信心。

甚至，海湾地区的投资者也开始质疑红杉资本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他们认为，能够容忍“如此偏见”的公司，违背了他们遵循的道德的投资框架。于是把罗洛夫·博塔推到了风口浪尖。

博塔的智商的确高得离谱，但他的情商与智力并不匹配。这是外界对于这位红杉掌门人的最多评价。

同时，博塔在AI领域的出手过于谨慎，这让红杉错失了不少机会。

最典型的例子是，红杉资本曾在2021年向当时估值约200亿美元的OpenAI仅投资了约2000万美元，导致在后来OpenAI估值达2600亿美元的融资中，红杉资本仅获得了不及预期的股份。虽然在后续又在多轮融资中增加了一些股权。不过在今年早些时候，OpenAI那一轮估值2600亿美元的融资中，红杉曾提出出资10亿美元，最终只获得“远小于”该数额的股份。

根据红杉资本独特的治理结构，合伙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对领导层发起投票。

这次，林君叡、帕特·格雷迪与安德鲁·里德三位高级合伙人联手，得到了更广泛内部成员以及上一任管理合伙人道格·莱昂内的支持。

在这场接力中，最受瞩目的，是新任掌门人之一林君叡（Alfred Lin）——一位拥有华人背景的硅谷投资人。

林君叡出生于台湾，少年随家人移民美国，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后获斯坦福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他曾在LinkExchange任职，后加入Tellme Networks，再到Zappos担任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与董事长。2009年，他协助Zappos以12亿美元被Amazon收购，完成硅谷史上经典并购之一。

2010年，林君叡加入红杉，专注早期投资。他主导或深度参与了Airbnb、DoorDash、Stitch Fix、Open AI等一系列明星项目，从天使轮一路陪伴到上市，成为红杉内部极具代表性的“从运营走向投资”的人物。他的风格低调但极为系统，强调“从现金流到组织节奏的可持续成长”，常被创业者形容为“最懂创始人”的投资人之一。2017年后，林君叡开始主导红杉的早期投资板块，并与帕特·格雷迪分别负责早期与成长业务。二人“合掌”红杉，既是平衡权力的选择，也意味着红杉未来将更加结构化与分层化运作。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林君睿参与OpenAI融资时推动红杉资本增加投资额，最终在该企业估值达2600亿美元的融资中获得股份。

相较之下，帕特·格雷迪更专注中后期成长投资。他在2015年加入红杉后，代表公司押中了Snowflake、Zoom、Okta等企业级科技明星项目，是红杉在SaaS与B2B领域的中坚力量。二人的组合，被外界解读为“红杉的下一代答卷”——在激烈变化的科技周期中，用双引擎维系机构韧性。

此前，10月底，红杉资本宣布募集完成了一支7.5亿美元的早期基金和一支2亿美元的种子基金，并明确表示将加注人工智能赛道。这一举动被视为新领导层的就任宣言。其实，从侧面来看，红杉资本的政变，也反映了全球资本对AI时代的焦虑与渴望。

新接棒，新故事

硅谷风投之王，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投资机构之一，被查理·芒格称赞是最佳投资公司，这就是红杉资本。

它的故事始于1972年的加州，英特尔刚成立不久，苹果、谷歌都还不存在。Don Valentine——一位出身芯片行业的前市场经理人——在门洛帕克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成立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取名“Sequoia Capital”，意为“红杉树”，象征稳健与长青。

Valentine的理念很简单：“去寻找那些能改变产业结构的企业。”他相信真正的创新往往从实验室或车库里萌芽，于是决定为这些创业者提供第一笔资金。

1975年，红杉投了电子游戏公司Atari；三年后，又押中了Apple。那是红杉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不仅获得投资回报，更重要的是，它与硅谷创业浪潮紧紧绑在一起。从此，“早期押注、长期陪伴”的投资风格成为红杉的底色。

1980年代到1990年代，红杉迎来了第二阶段的扩张。它投资了Cisco Systems、Oracle和Yahoo!，几乎参与了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每一次浪潮。那时候的红杉仍然规模不大，却已建立了一套内部准则：基金规模适度、合伙人直接参与决策、不依赖明星个人。Don Valentine后来回忆说：“我们不是找聪明的财务工程师，而是找能识别创业者的人。”这种文化也影响了之后所有的接班人。

进入21世纪，硅谷迎来了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的黄金十年。红杉在此期间完成了几笔足以载入投资史的项目：Google、YouTube、LinkedIn、WhatsApp——几乎每一个都代表着互联网生态的关键节点。

2006年，红杉以约800万美元投资YouTube，仅一年后Google以16.5亿美元收购，回报数十倍。2014年，Facebook以190亿美元收购WhatsApp，红杉是唯一机构投资方。这两笔交易让红杉声名大噪，也在全球LP圈确立了“硅谷最成功风险投资机构之一”的地位。

2000年后，红杉开始从一家美国本土基金转向全球布局。2005年在中国设立团队，2006年进入印度市场，随后延伸至东南亚、以色列与欧洲。红杉中国的模式与总部保持相对独立，本地团队拥有投资决策权，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做法。事实证明，这一选择帮助红杉捕捉到了新兴市场的增长红利，也成为其后“多中心化治理”的雏形。

从投资逻辑看，红杉并不拘泥于“科技”这一标签。它早期押注半导体与网络设备，中期押注互联网与消费平台，后来又涉足医疗科技、企业软件与金融科技。以Stripe、Snowflake、DoorDash为代表的一批公司，正是红杉在“云计算＋SaaS”时代的代表作。

如果说2000年代是红杉的扩张期，那么2010年代以后，它则进入了体系化阶段。机构开始设计更复杂的基金架构，覆盖从种子轮、早期到成长期的全链条投资；同时设立Scout计划，通过创业者与前员工网络挖掘新项目。这种“生态式布局”让红杉形成了一个自循环系统：老公司退出后贡献资本，新公司获得支持，再培养新一代创业者。

2023年，红杉宣布将美国/欧洲、中国、印度/东南亚三大业务实体完全独立运营——这一分拆决定，被视为其全球化战略的重新定位。它承认了“红杉”这一品牌在不同市场环境中需要不同的节奏和语言，也意味着总部不再是唯一的指挥中心。

红杉的故事，也因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方面，它仍是硅谷乃至全球创投生态的核心参与者，旗下基金管理规模超过850亿美元，遍布上千家被投企业；另一方面，它也在不断应对周期切换、市场波动、地缘政治等多重考验。

半个世纪，红杉经历过几代人的接力：从Don Valentine到Mike Moritz，再到Roelof Botha，如今交棒给现在的林君叡、帕特·格雷迪。新掌门人接过权杖，红杉这棵半世纪的“红杉树”，也在重新生长出新的枝丫。

站在硅谷投资圈的华人们

事实上，除了林君睿，在硅谷这片创投土壤中，华人投资者的身影逐渐清晰。既有在全球顶级美元基金掌舵的“头部合伙人”，也有自建早期基金的专业型投资者。

例如许良杰从硅谷技术主管转型为创投机构联合创始人，其所在基金聚焦早期美国初创公司。另一位兰雪昭则由华人移民背景起步，拥有美国密歇根大学统计学硕士及心理学博士学位，曾在Dropbox担任战略并购负责人，2017年创立位于旧金山的“Basis Set Ventures”，专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早期投资。还有如张露，出身中国内蒙古，赴美读书，曾创办医疗设备公司并被收购，后在硅谷建立专注AI／健康／工业自动化的早期基金。以上这些人，均为华人背景，在硅谷及全球科技投资生态中的动作值得梳理。

讲到许良杰，早年他在硅谷担任技术高管，于2015年与人共同发起Seven Seas Venture Partners（七海创投）在美国投资早期初创企业。他从工程师、研究员身份切换至投资人，这种“技术转资本”的路径，在华人投资者中并不少见。兰雪昭则走出另一条路径：学术出身、技术创业经历、再转为投资人，其基金早在2017年就宣布筹集1.36亿美元用于机器智能赛道。

华人投资者不是仅在后期跟投或被动参与，而是主动进入美国早期科技生态。如许良杰的机构在他切入后便迅速布局；兰雪昭自创基金即瞄准AI/自动化赛道，并利用自身技术背景深耕之。资源链接能力方面，他们往往既具备中国背景、跨境资本视角，又扎根美国创新体系：他们不仅出资，更加入决策、创始-基金人对话、构建跨国通道。生态话语权方面，华人投资者由“资金提供者”渐向“平台搭建者”“技术洞察者”角色迈进，在硅谷初创圈中开始具有识别度。

当然，这条路径亦非一路平坦。对于许良杰所在的跨境资本平台而言，美国对外资、关键科技领域（如AI、自动化、芯片）投资的监管日益收紧。公开资料显示，中国背景资本在美国科技风险投资中的审查机制增强。在这一背景下，华人投资者虽在硅谷具备优势，但也要应对制度环境、合规流程、地缘政治风险的挑战。

截至2025年，在硅谷聚焦AI/自动化的早期投资基金中，由华人创办或主导的机构正在增加。对比之下在中国本土科技实力迅速提升的背景下，硅谷华人投资人还处于一个“链接全球”“资源双向流动”的位置。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促进办事处与深圳数据合作报告，在全球百大AI顶尖科学家中，65人具有中国背景，其中约50人在中国机构，15人在美国研究中心。这反映华人在全球科技生态中的“双重角色”。

从赛道上看，当下硅谷热度最高的包括人工智能、大模型、工业自动化、医疗健康、边缘计算等。而华人投资者在上述赛道中活跃，这意味着，他们不仅是资本的供给端，更具“技术起点”与“创始人视角”——这正是硅谷生态中被视为“C位”的一项关键能力。

即便如此，他们仍处于转型中。未来若想稳固“C位”地位，华人投资者可能需要进一步：在制度环境中规避潜在风险；在赛道布局中实现差异化、避免盲目跟风；在资源链接上构建跨文化、跨国界的桥梁，而不仅停留在“资本输入”层面。资本全球化、技术创新国际化的趋势为华人投资者提供机遇，但制度、政策、估值环境等也在重塑格局。

当下，华人投资者在硅谷的角色已不再局限于“资本赶来”，而更多体现为“技术链接者”“资源桥梁”“早期决策者”。他们的出现，使硅谷生态中“全球化”与“中美资本科技链接”这一话题更具实质含义。

无论是许良杰、兰雪昭，还是张露，他们正在以不同路径进入硅谷投资圈的中枢位置。未来，在科技赛道不断重构、资本流动不断演变的大背景下，华人投资者的角色或将更加多元化、挑战也更高。如果他们能够在技术起点、资本视角、跨境网络之间保持平衡，那么在硅谷这片极度竞争的土壤中真正站稳“C位”，就不仅是可能，而将成为趋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融中财经”（ID：thecapital），作者：王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