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的风险与理性的自负。

当地时间11月4日，纽约市进行市长选举，34岁的州议员佐兰·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第111任市长。

马姆达尼在此次选举中创造了多项记录，首先，此次选举是一场“三方战”中罕见的大胜，他以58%的得票率横扫了前州长安德鲁·库莫和共和党候选人柯蒂斯·斯利瓦，成为这座城市第111任市长。同时，他也是纽约历史上第一位穆斯林市长，还是第一位南亚裔市长，更是百年来最年轻的市长。

虽然“标题党”的标签化的解读并不严谨，但为了更方便快速的理解，以“极左翼穆斯林当选纽约市长”似乎最能帮助不了解此事的人，理解这次选举的重要性。

事实上，马姆达尼和他的支持者也并不讳言自己的政治纲领和主张，在胜选集会上，马姆达尼公开叫板总统特朗普，要电视机前的他“把音量调大，仔细听着”，他和他的支持者要让纽约张开怀抱，拥抱你（特朗普）不喜欢的移民。要对富人征收重税，要推动福利制度改革，给贫困人口多发福利……“如果你想击败我，那你要击败我们所有人”。

这是一个相当集体主义，甚至可以说有非常社会主义味道的政治宣言，它直指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将阶级议题重新带回公共讨论的中心。事实上，马姆达尼的胜利不仅是身份政治的突破，更是一次对主流经济政策的挑战，标志着至少在纽约，基层左翼力量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也为全美范围内反紧缩、反排外的政治运动注入了新动力——而这，其实仅仅发生在特朗普重回总统宝座一年之后。

实际上对马姆达尼胜选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特朗普是怀有深刻警惕的，纽约毕竟是特朗普家族起家的地方，虽然长期比民主党所盘踞，但上台这么一个极左派也是特朗普万万不能接受的。

更何况，距离911仅仅过去了24年，纽约如果真的选出了一位穆斯林市长，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美国保守派所忧心的穆斯林对美国发动“静默圣战”是否正在向着胜利推进。

所以特朗普是极力阻止这种对其最糟糕的情况出现的，早在马姆达尼胜选前，他就公开称其为“我的小共产主义市长”，将马姆达尼列入攻击目标。

选举前夕，特朗普甚至不惜公开支持前州长科莫，后者是老派民主党人，并之前对特朗普多有不敬之词。

马姆达尼胜选今后，特朗普则威胁称，若马姆达尼推行他不认可的政策，纽约将成为他与美国各城市的斗争中的下一个目标，届时可能会切断联邦资金，甚至部署国民警卫队进入纽约以维持当地秩序。

这话可能并非完全的危言耸听，因为马姆达尼这个人在大学时代就以组件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的学生社团赚取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在美国，挺巴还是挺以并不仅仅是一个外交问题，而相当程度上标明了政治人物对宗教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某种态度，一般来说，对巴勒斯坦抱有同情的美国政客，同时也会较为同情“按提法”和“零元购”，马姆达尼就属于此类，早年间他曾经蔑称纽约警局为“合法黑帮组织”和“流氓团伙”，在其明年1月上台后，纽约警权的削弱很可能成为某种必然，而考虑到这座城市贫富差距的巨大和积累的底层怨气，一旦随之发生恶性事件，特朗普动用总统权力部署国民警卫队似乎也就不那么离奇。

但一旦事情进展到那一步，将是美国自小石城事件之后时隔半个世纪，联邦权与各州、市的地方自治权发生严重的冲突，四舍五入一下，似乎也可以视为很多人热望的“美国内战”了。

从家庭出身分析，马姆达尼这个人确实相当特别，此人1991年出生在乌干达，但其家庭却是绝对的左派高知精英，其父亲是著名人类学家马哈茂德·马姆达尼，以研究和揭露西方殖民史并谴责政治暴力闻名；母亲米拉·奈尔则是获得过奥斯卡提名的好莱坞著名导演；光看这个家庭配置你就能理解为什么马姆达尼有那样的政治观点——父母一个搞学术、一个搞电影，都是那种需要构筑自身的极端表态才能够搏出位的行当，而他们的儿子则投身政治界，但政治与单纯的学术或艺术都不同，它不能在理想的环境中“纯理论运行”，它需要务实，而从这一点上看，马姆达尼的施政纲领是值得怀疑的——

冻结一百万套租金管制公寓的房租；公共巴士全线免费；6周到5岁的孩子享受免费托儿；每个区建一座市政超市，平抑菜价；未来十年新建二十万套100%“可负担性”住房，几乎像是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

可问题是，纽约市政府想搞这些，资金从哪里来？光削减纽约警察的经费怕是不够的。马姆达尼给出的答案，是向年收入五十万美金以上富人加税，向企业加税，加很多税。

可接下来的问题，纽约作为世界资本金融的“首都”，华尔街之狼们的乐园，它的经济长期繁荣的原因，就在于有大量各个行业的高收入精英，现在马姆达尼试图通过加税的方式向富人和企业伸手，去“劫富济贫”，但富人并不是万花筒，企业也不是无休无止的“财富许愿机”，万一税收的太狠，富人们纷纷用脚投票，离开纽约、另寻他处，又当如何呢？

美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形，曾经的“汽车城”底特律，就曾经因为人口种族变迁，代表中下层黑人工人利益的市长轮番上位，政府为了讨好中底层民众，无限制的推动乌托邦政策，并且增加税收，最终导致了富裕精英人口的大规模迁出，进而导致了底特律的破产。

眼下的纽约，从各方面看 ，似乎都又重蹈底特律悲剧的迹象。马姆达尼在竞选期间一再强调的一个概念就是“可负担性”，意思是他治下的纽约在住房、医疗、食品等各方面的基准底线应该至少是“可负担”的。可是哪怕不懂经济学，稍微懂一点哲学常识，你也应该知道，权利、福利不可能被凭空创造出来，它只有在与义务相匹配的时候，政府的许诺才会有意义。“可负担性”这个看似很美好的词汇背后，一定有人要付出代价，按照马姆达尼目前的许诺，这个代价会交由企业和富人来付，可是纽约是个自由的城市，而不是个封闭的城堡，等到企业和富人们纷纷迁出之后呢？穷人们会发现，最终“可负担性”许诺造就的庞大政府负担，迟早还是要落到穷人们自己的头上。只是，过去的纽约，可能如马姆达尼所批判的，繁荣有余福利不足，马姆达尼的极左观点试图损繁荣而补福利，但到头来，很可能却是繁荣与福利的共同失却。

欲以自由换取保障者，终究两者皆无。这是哈耶克曾经的警告。马姆达尼的“可负担性”怎么看都只是“保障”换了个词汇而已，他并没有在说什么新东西，正如作为市长的他不可能凭空为社会创造财富，而只能调节财富的再分配而已。

但不管怎样，马姆达尼的当选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他的当选在很大程度上与川普当年的第一次胜选有异曲同工之妙——竞选资金只有其主要竞争对手的十分之一，无法依赖传统媒体，而必须仰仗tiktok等社交平台，但却最终异军突起，获得了成功。特朗普或马姆达尼，极右或者极左，他们的诞生并非偶然，除了新技术的加持，美国人对现有状态的失望，传统美国梦的无法持续，是他们崛起的共同原因。

“过去二十年，纽约为富人减税两百亿，结果房租涨了70%，托儿费涨了90%，我们试错够久了。”这是马姆达尼用以说服纽约选民投票给他的竞选口号，他说的很可能是个事实，但有两个基于基础逻辑的问题一定要问——第一，减税与房租和生活费的上涨是否一定存在因果逻辑。第二，把减税变成加税，是否就一定能从试错变为试对？还是造成一场更大的，不可挽回的试错？

随着马姆达尼的胜选，很多经济学家和投行机构正在给纽约经商环境造出相对悲观的预测。但对这个新闻的思考，我们不妨做的更哲学一点——如果马姆达尼的极左社会实验，最终造成了纽约的进一步衰落，纽约老百姓深受其害，那么纽约人是否有觉悟，承认这是他们自己的自作自受？人有没有自作自受，因冲动和短视损害自身的自由？

还是说，就像个体生活中有些危险行为不该去触碰一样，公共生活中的某些底线，比如不要迷信政府的乌托邦许诺、比如不能搞简单粗暴的劫富济贫，是不能被违反和触碰的。只有这些底线之上的自由才是自由，而底线一破，如阿克顿勋爵所言，便不是自由，而是“无信仰者将自由与放纵混为一谈。”

每个时代，自由都面临着四大挑战：强人对权力集中的渴望，穷人对财富不均的怨恨，无知者对乌托邦的向往，无信仰者将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而这四大挑战的思想源头，正是激进主义和唯科学主义

人类及其社会，是演化的产物，绝非理性设计的产物。一切妄图构建人间天堂的一切努力，都是理性的自负，终将带来匮乏，奴役，和巨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