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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紧急法案，全称为《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简称IEEPA），是美国国会于1977年通过的一项联邦法律，主要目的是规范总统在国家面临“不同寻常且严重的威胁”时，在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利益受到威胁的背景下采取经济措施的权力。

法案主要适用于对外经济事务，重点针对外国政府、组织、企业或个人带来的安全和经济威胁。虽然总统在紧急状态下可获得临时扩权，但IEEPA要求总统每年向国会报告紧急状态的持续性，并允许国会通过决议终止该状态。

法案未明确赋予总统加征关税、税收或征税类义务的权力，这也是当前法院争议的核心。

周三，美国最高法院的大多数大法官对特朗普动用紧急权力，对几乎所有美国贸易伙伴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提出质疑。这一做法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核心经济政策之一，法官们的质疑给其前景蒙上阴影。

包括艾米·科尼·巴雷特和尼尔·戈萨奇在内的几位保守派大法官，加入自由派法官的行列，严厉质疑特朗普政府声称拥有无需国会批准、单方面加征关税的权力。

巴雷特大法官被视为关键票。她质疑特朗普实施的“对等关税”范围过大。

“你是说每个国家都必须被加征关税，是因为它们对美国的国防和工业基础构成威胁？”她问道，“比如西班牙？法国？我能理解某些国家，但你得向我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国家都必须纳入这一对等关税政策。”

几位大法官还指出，特朗普是近50年来首位声称可以依据紧急状态法令加征关税的总统。

争议的核心在于，特朗普动用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单方面对100多个国家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意图缩小贸易逆差，推动美国制造业发展。

美国总检察长约翰·绍尔在法庭上表示，国会确实有意将应对紧急情况的重要权力赋予总统。

他说，这个案件不是关于“征税权”，而是关乎调控对外事务的能力。他表示，加征关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只是“附带结果”。

在庭审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声称这起案件“对我们国家来说，真的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强调他认为这对其贸易和外交政策至关重要。

他说，如果没有紧急权力，美国“几乎无法抵御多年来一直在占我们便宜的国家”。

特朗普关税政策遭到十几个州以及一些小企业的起诉，包括一家葡萄酒进口商和一家教育玩具制造商。还有数百家小企业单独提交法庭文件，称特朗普的做法违法，表示关税迫使他们提高售价、减少员工。

此前，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多数情况下，在紧急命令方面支持特朗普的总统权力主张，但此前涉及的都是技术上被视为为临时措施的命令。

这次的关税案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最高法院首次实质性审查其重大政策的法律基础。法律专家视为结果难料。

周三，法官们最关心的关键问题在于，总统是否在动用1977年紧急法案时超越了权限。历任总统曾依据这个法案实施对其他国家的制裁或禁运，但特朗普是首位用其来加征关税的总统。

戈萨奇和巴雷特，这两位由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提出了权力分立方面的担忧。根据宪法，征税权属于国会。

他们认为，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可能构成对立法权力的违宪转移，赋予行政部门过大权力，一旦形成惯例，国会将很难收回。

戈萨奇警告说，这将是“一个单向推进的机制，把权力不断集中到行政部门，远离民选代表”。

今年一月，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不久，宣布对从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称这些国家未能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这些关税是惩罚措施。

今年四月，他将关税范围扩大到来自100多个贸易伙伴的商品，称这是为了解决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

根据法律，总统有权在国家紧急状态下采取某些措施，以“应对任何不同寻常和严重的威胁”，这些威胁可能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这其中包括“管控”外国财产“进口”的权力，政府因此主张，特朗普可以据此加征关税。

反对方则表示，“管控”一词并不包含加征关税的权力。法案本身并未出现“关税”“税收”或“关税税率”等字眼。

反对方指出，当国会有意将关税权力授权给总统时，通常会用明确措辞，并设置限制，如在其他若干法案中所做的那样。

布雷特·卡瓦诺和塞缪尔·阿利托两位大法官对反对方提出了最尖锐的问题，显示他们对政府对紧急权力的解释持开放态度。

卡瓦诺大法官担忧，将加征关税从总统应对经济紧急状况的“工具箱”中剔除的后果。

他质疑，如果法律允许总统关闭贸易，那么为何不允许采取更温和的措施，比如征收1%的小幅关税？他认为，这凸显了政府的主张，也造就了法律中的一个“奇怪的漏洞”。

俄勒冈州总检察长本杰明·古特曼代表各州作辩护时回应道：“这不是个漏洞，这是种不同类型的点心。”

如果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败诉，特朗普政府称将被迫解除与其他国家达成的贸易协议，甚至可能需向进口商退还数十亿美元的关税。

总检察长绍尔声称，取消这些关税可能导致类似大萧条的经济危机、中断贸易谈判，并造成外交尴尬。

不过，即便败诉，特朗普仍有其他办法，可以依赖其他法律，在更受限的框架下加征关税，但灵活性会更小。

政府已依据涉及国家安全的非紧急法律——即第232条款，提出或实施了覆盖大约三分之一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

此案之所以进入最高法院，是因为三个下级法院均裁定这些关税不合法。

今年八月，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7比4的裁决结果认定，紧急法案并未授权实施如此大面积的关税，同时也未明确裁定特朗普是否可依据法案实施更有限的关税。

多数意见中指出：“只要国会打算赋予总统加征关税的权力，都会明确写入法律。”

而持反对意见的塔兰托法官恰恰是由奥巴马任命，他认为应将法案解读为给予总统更大灵活性，以应对紧急情况。

他称这是一项“国会在完全知情下，授予总统在外交事务中拥有广泛紧急权力的授权”。

辩论结束后，几位因特朗普关税政策提起诉讼的小企业主，聚集在最高法院门前。

葡萄酒小型进口商维克多·施瓦茨是诉讼案的主要原告，他对记者表示，这些关税带来的经济痛苦“遍及全国，从仓库工人、卡车司机，到零售商和餐饮业者都受到了影响”。

他还表示，那些拥有更多资源的大公司没有站出来发声让他很失望：

施瓦茨说：“当我有机会为美国的小企业发声时，我抓住了这个机会。我必须这么做，我们的生存正受到威胁。”

代表多个起诉州的两位民主党籍州总检察长也发表了讲话。他们表示，这场围绕关税的斗争更加关键，因为美国正面临不断加剧的生活负担危机，并提到本月营养补助计划（SNAP）福利的削减。他们表示对法院的裁决前景持乐观态度。

亚利桑那州的克里斯·梅斯说：“我们对今天的辩论以及大法官们提出的问题感到非常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