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物理学家杨振宁。他的同事弗里曼·戴森曾说，杨振宁对数学之美的敏锐感受“能将他最不起眼的计算都化为微型艺术品”。

诺贝尔奖得主、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于上周六在北京去世，享年103岁。他对数学美感的洞察帮助揭示了自然规律中一个令人惊讶的“破绽”。

他去世的消息由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宣布，杨振宁博士曾在该校任教多年。

杨振宁和他的同事、物理学家李政道于1956年提出一个引起轰动的观点：自然界的四种基本力之一可能违反了一个看起来毋庸置疑的公理——宇称守恒，即现象与其镜像应该完全相同的规律。他们的预测很快被实验验证，二人因此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99年，杨振宁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现石溪大学）退休时，他的一位同事、著名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称他为20世纪物理学的“卓越风格大师”，仅次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保罗·狄拉克。

戴森博士表示，杨博士对数学美感的敏锐感觉“使他最不重要的计算都成为微型艺术品，而他更深层的思考则化作杰作”。

日后他在中国声名远播，在那里积极推动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2004年，年届82岁的杨振宁与28岁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翁帆结婚，此事进一步增加了他的知名度。两人于1995年在一次国际物理学研讨会上相识，当时翁帆担任翻译。杨博士曾在《中国日报》表示，她是“上天赐予的最后祝福”。

以“弗兰克”自称的杨振宁——取名自本杰明·富兰克林——属于“二战”后的一代年轻理论物理学家。当时，他们迫切想要理解宇宙射线轰击地球所带来的奇异新粒子。1956年，他与李政道共同研究了其中一种最奇特的粒子：现称为K介子或开介子的粒子，最初通过挂载在气球上和置于高山上的探测器留下的痕迹被发现。

有时，开介子会分裂成两个较小的粒子，称为π介子；有时则分裂成三个。这本身并不奇怪，但它们的衰变方式似乎违反了宇称守恒——一种长期被认为遍及物理世界的镜像对称性。

20世纪50年代，杨振宁与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

物理学家们并不接受该原理不适用于这些核衰变的说法，而是被迫提出存在两种开介子，分别命名为θ介子和τ介子。它们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但衰变方式却不同。

和许多理论物理学家一样，杨振宁和李政道也怀疑这种解释是否只是凭空生造——一种为了应对尴尬实验结果的临时方案。1956年春季的一天，当时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工作，并在长岛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做研究的杨振宁前往纽约市，与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见面，两人经常会有这样的会面。

在附近一家中餐馆共进午餐时，两位科学家思考了一个可能性：弱相互作用——核衰变的动力——可能无视镜像对称性。那年秋天，他们在《物理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提出了验证这一猜想的方法。

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家吴健雄接受了这一挑战，并在华盛顿的国家标准局（现为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进行的一项实验中证明，弱相互作用确实违反了宇称守恒。在衰变过程中，原子核在一个方向释放的电子数量多于另一个方向，说明这种对称性并不成立。

杨振宁（左），1957年他与李政道（中）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后，人们开始将他们合称为“李杨”或“杨李”，仿佛他们是同一个人。

向来动作迟缓的斯德哥尔摩方面加快了运转，1957年，这两位物理学家获得了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快颁发的诺贝尔奖。他们是首批华裔诺贝尔奖得主。人们开始将他们合称为“李杨”或“杨李”，仿佛他们是同一个人，却未意识到他们的关系已开始出现裂痕。

杨振宁于1922年10月1日出生（尽管一些出版资料记载为9月22日），出生地为位于上海以西约483公里的合肥。他是杨武之和罗梦华五个孩子中的长子。他的父亲是一位数学教授。

杨振宁的家人在他童年和少年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居住在北京，但随着中日战争爆发，家人逃往南方的昆明。1940年，在日本封锁滇缅公路（连接英国对中国国民党的补给线，终点在昆明）的行动中，他的家宅院子遭到轰炸。之后，全家搬到了一处郊区。

1944年，杨振宁在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该校在战争期间已从北京迁至昆明）。不久后，他获得奖学金赴美，希望能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意大利裔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费米曾主持首次成功的核链式反应实验。

杨振宁惊讶地发现费米当时正前往芝加哥大学参与曼哈顿计划——研发原子弹的项目，于是追随费米前往那里。他后来写道，正是费米教导他，抽象理论必须与实验紧密结合，“物理学应当从基础开始，一砖一瓦、一层一层地构建起来。”

在芝加哥，杨振宁与李政道重逢，两人在学生时代在中国相识。杨振宁在氢弹之父、匈牙利裔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文，于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一年，随后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当时的院长罗伯特·奥本海默工作。

杨振宁回忆起与该研究院最著名的教授爱因斯坦博士的一次会面。当时，杨振宁刚在《物理评论》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爱因斯坦想与他就这篇论文就行讨论。杨振宁说，他们交谈了一个半小时，但他“并没有从那次谈话中获得太多收获”。

他说：“他讲话声音很轻柔，我很难集中注意力听他说的话，因为面对这位我仰慕已久的伟大物理学家让我非常激动。”

定居普林斯顿后，杨振宁开始在每年夏天前往布鲁克海文，与和自己共同使用一间办公室的罗伯特·米尔斯合作，创立了后被称为杨-米尔斯理论的学说——这奠定了现代粒子物理学的基础框架。他们利用德国数学家赫尔曼·魏尔提出的规范理论理念提出了规范原理，解释了作为量子物理核心的电磁力、弱力和强力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它们的自相互作用。

2006年接受石溪大学采访时，杨振宁谈到该理论，他说：“当时我们刚写下这套理论时，没有人认为它重要，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它有多重要，但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美妙的想法，数学结构非常优雅，所以就发表了那篇论文。20年后，各种实验表明，这个方向大致是正确的。经过接下来的五年努力，人们才逐渐明白，它不仅仅是大致正确，而是完全正确。”

他当时还在与李政道合作，后者在高等研究院任职一段时间后调任哥伦比亚大学。从1956年开始，他们共同发表了32篇论文。

但两人的合作关系逐渐变得紧张，最终于1962年分道扬镳。令李政道不满的是，杨振宁有时会以自己资历较老（大他四岁）为由，坚持把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李政道在1986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和杨之间那种微妙的对称关系被打破了。”

多年以后，杨振宁2000年在《新闻日报》刊登的一次采访中称这次分裂为“一场悲剧”。

杨振宁有时并不讳谈自己的成就。临近60岁生日时，一些敬佩他的同事提议为他编辑一部论文集（即“纪念文集”），以纪念他的贡献。杨振宁认为，由他自己的论文配以评论会更有趣，决定编辑这样一部合集。

在那本论文集中，他详细描述了宇称不守恒研究这一诺贝尔奖获奖成果的起源，并将大部分功劳归于自己。李政道随后发表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

1966年，杨振宁离开高等研究院，出任石溪大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讲席物理学教授，并担任如今以他名字命名的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

杨振宁于2009年在香港出席邵逸夫奖的颁奖典礼并发表讲话。

1971年访问中国后，杨振宁开始重建与故土的联系。此后，他先后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并在母校清华大学任教。2015年，他放弃美国国籍，成为了中国公民。

杨振宁的第一任妻子杜致礼是他在中国的中学任教时结识的，当时她还是一名学生。两人结婚53年，直到她于2003年去世。除第二任妻子翁帆外，杨振宁的遗属还包括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三名子女——杨光诺、杨光宇和杨又礼——以及两名孙辈。

在接受《新闻日报》采访时，杨振宁表示，他怀疑物理学家们是否有朝一日能够对“万有理论”达成共识。

“大自然极其微妙，”他说。“我认为，人类无法穷尽自然万物的深度。毕竟，我们只有大约一千亿个神经元，怎么可能与自然的无穷深邃相媲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