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教育领域，科技富豪主导的创新实验从未停歇，却也常伴随着始料未及的转折。近日，两则消息的对比格外引人关注：一边是一段教育理想的落幕，另一边则是一场新实验的启航。

目前，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教育实验正走向终点。他和妻子普莉希拉.陈（Priscilla Chan）于2016年通过陈-扎克伯格倡议 (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 创立了 The Primary School。学校位于硅谷东帕洛阿尔托，运营十年后宣布将在2026年关闭。

这一决定影响443名学生及数十名教职员工，背后不仅涉及资金与管理难题，更折射出扎克伯格近年政治立场的剧变。学校曾以整合教育、医疗和社会支持为目标，强调多元与公平，却因创始人进步主义理想的动摇而失去根基。

与此同时，在德克萨斯州巴斯特罗普（Bastrop），“硅谷钢铁侠”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打造的“Snailbrook”公司小镇附近，一所名为Ad Astra的新型学前班将于2025年秋季开学。

扎克伯格教育事业的黯然落幕与马斯克的雄心开端，勾勒出科技富豪在教育领域的“扩张与起落循环”。巨额财富催生了创新的教育实验，理想与变革热情点燃希望。然而，现实的复杂性、政治环境的剧烈波动及社会的广泛质疑，往往让这些宏伟蓝图摇摆不定，甚至走向陨落。

01.科技富翁的教育愿景：财富与理想的交汇

在美国教育体系面临结构性挑战的当下，亿万富翁们凭借雄厚的财力与科技领域的创新思维，纷纷投身教育改革，成为备受瞩目的“业余教育家”。他们试图以私人资本填补公共教育资源的缺口，探索全新的教育模式。

除了扎克伯克，还有其他几位代表性人物的教育项目的概况如下：

·马斯克：2014年，马斯克在SpaceX加州总部创立Ad Astra学校，最初仅为自己的子女及员工子女服务，强调以STEM为核心、问题驱动的学习方式。2020年，该校线下校区关闭后转型为线上学校Astra Nova，服务全球300名10至14岁学生。如今，马斯克在德州“Snailbrook”筹建的新Ad Astra学校，承载着他打造未来科技教育生态的宏大愿景。

·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2018年通过Day One基金创立Bezos Academy，专注于“蒙台梭利式”学前教育，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免费教育，旨在解决美国学前教育覆盖不足的痛点。

还有一位是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遗孀——劳伦·鲍威尔·乔布斯（Laurene Powell Jobs）：她于2015年创立XQ Institute，投入3亿美元，通过“挑战赛”方式资助全美高中，推动课程改革与创新。

这些项目虽然目标各异，却有着共同的愿景：利用私人资源弥补公共教育体系的不足，探索更高效、更公平的教育模式。这些学校往往深深打上创始人个人理念的烙印。比如马斯克的学校与SpaceX的科技文化紧密相连，强调未来导向的创新思维；扎克伯格的学校承载了他早期的进步主义理想，聚焦社会公平；贝索斯的学前班则以“普惠”为旗号，精准服务于“工作贫困”家庭。

02.马斯克Ad Astra学校：SpaceX内部聘请老师 摒弃年级制度

马斯克创办的Ad Astra学校

马斯克的教育实验始于2014年。当时，他对洛杉矶私立学校的传统课程感到不满，认为其缺乏激发创造力的能力。于是，他直接从SpaceX内部抽调资源，聘请教师，在公司园区为自己的子女及员工子女创办了 Ad Astra学校。这所学校摒弃了传统的年级制度，允许学生根据兴趣和能力自主选择学习节奏，课程涵盖物理、工程、编程等前沿学科，旨在培养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2020年，Ad Astra的线下校区关闭，但其教育理念通过线上学校Astra Nova得以延续。Astra Nova目前服务于全球约300名10至14岁学生，课程内容丰富多样，从特殊相对论到伦理黑客，再到创意写作与音乐创作，无不体现其前瞻性。

其标志性课程“难题课程”（Conundrums）通过开放式问题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例如：“如果一部完全由AI创作的电影被誉为杰作，是否应该隐瞒其技术来源以赢得奖项？”这类问题不仅激发学生思考，还隐含了对AI伦理的探讨，尽管其课程设计在法律与伦理争议的处理上略显不足。

与此同时，马斯克的前合作者乔舒亚·丹（Joshua Dahn）和工程师克里斯曼·弗兰克（Chrisman Frank）创立的Synthesis Tutor项目，则将AI技术推向教育的前沿。这款号称“AI超级家教”的产品公开宣称要取代传统教师，弗兰克甚至在社交媒体上直言：“大多数教师不过是高价保姆。未来教育要么拥抱AI，要么导致文明的缓慢衰落。”这种激进言论引发了教育界和公众的强烈反弹，批评者认为其忽视了教育的情感联结与社会功能，将学习简化为机械化的知识输入，可能进一步加剧教育不平等。

如今，马斯克在德州“Snailbrook”小镇的新Ad Astra学校即将开学。根据德州政府文件，该校首年仅招收21名3至9岁儿童，而马斯克基金会已注资1亿美元，目标是将学校扩展为一所STEM导向的大学。这不仅是一场教育实验，更是马斯克打造综合性公司城镇生态的重要一环，与特斯拉、SpaceX和Boring Company在当地的布局紧密相连。学校的管理者由马斯克的长期财富管理人贾里德·伯查尔（Jared Birchall）担任，凸显了其与马斯克商业帝国的深度关联。

03.扎克伯格夫妇教育版图收缩：“DEI理想”的退潮

扎克伯格与妻子普莉希拉.陈

与马斯克的扩张形成鲜明对比，扎克伯格的教育实验却走向了收缩。The Primary School曾是硅谷教育创新的典范，旨在通过整合教育、医疗和心理辅导，为低收入家庭和有色人种学生提供全面支持。学校有61%的学生为拉丁裔，体现了其对多元与公平的承诺。然而，2025年4月，学校宣布将在2026年学年结束时关闭，官方给出的理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艰难决定”，但未提供具体原因。

外界普遍认为，学校关闭与扎克伯格近年来的政治转向密切相关。2025年初，Meta大幅削减了其多元、公平与包容（DEI）项目，陈-扎克伯格倡议也在一个月后终止了类似举措。据《每日邮报》（DailyMail）报道，扎克伯格为避免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天价反垄断罚款及Meta帝国的潜在拆分，逐渐向共和党靠拢，甚至多次访问白宫，与特朗普政府建立联系。这种政治立场的转变，让The Primary School的进步主义理想失去了根基。当创始人放弃了学校赖以存在的价值观，其关闭几乎成为必然。

此外，扎克伯格夫妇在加州另一所学校的运营也遭遇波折。据《纽约时报》报道，他们在帕洛阿尔托的家中运营了一所“家庭学校”（homeschooling），但因未获得私人学校运营许可而收到城市代码违规投诉。尽管发言人辩称这仅是疫情期间的临时家庭教育项目，但这一事件进一步凸显了扎克伯格教育实验的困境。

04. 贝索斯：主打务实的普惠教育

相比马斯克的未来主义和扎克伯格的政治波折，贝索斯的教育实验显得更为务实。Bezos Academy自2020年起在美国多州落地，采用“蒙台梭利式”学前教育模式，为3至5岁儿童提供免费教育和餐食，目标是服务低收入家庭。2025年秋季，亚利桑那州格伦代尔的新校区将启用，首批开设三间教室，可容纳60名儿童，未来计划扩展至120名。招生标准为家庭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四口之家约12.86万美元），通过抽签方式录取。

这种模式看似慷慨，却也存在局限。首先，抽签机制可能将部分真正需要的家庭排除在外。其次，收入门槛精准锁定“贫困”群体，低中产家庭往往因收入略高而无缘学位。此外，Bezos Academy完全依赖贝索斯基金会资助，缺乏公共预算支持，其长期可持续性令人担忧。

尽管如此，该项目直击美国学前教育的痛点——覆盖率不足。根据新泽西州立大学的研究，亚利桑那州在全美学前教育覆盖率中排名倒数第八（第43位）。对许多家庭而言，Bezos Academy提供的免费全日制教育和餐食无疑是雪中送炭。

05.乔布斯遗孀：探索多元路径，以能力导向学习为核心

XQ Institute由乔布斯遗孀鲍威尔·乔布斯的慈善机构Emerson Collective支持，2015年启动，旨在通过资助创新高中“重塑”教育体系。该组织向全美19个团队承诺了1.36亿美元，其中包括2016年选出的10个团队，每队获1000万美元。XQ最近还与政府合作，如在纽约市投资1000万美元支持10所新高中或重组后的公立高中，这是其最大规模的地区性项目之一。

XQ Institute为全美高中提供了创新资助，推出如基于能力的学习（competency-based learning）等项目，强调学生在掌握特定知识后才晋级。XQ在2016年和2017年分别投入3800万美元和2700万美元用于“运动建设和公众意识”，包括全国巴士巡游和由汤姆·汉克斯、贾斯汀·汀布莱克等名人参与的电视特别节目，吸引了2500万观众。然而，其效果参差不齐，部分内部人士对电视节目的影响力感到失望，认为其缺乏明确的行动指引。

尽管投入巨资，XQ Institute却因数据透明度和实际效果问题引发争议。例如，其资助的19个团队中有3个未能按计划开办或扩建学校，1个于今年早些时候关闭，原因包括绩效问题和地方校董会反对。田纳西州孟菲斯的Crosstown High School还发生了学生罢课和校长离职事件，这是该校两年内第二位离职的领导者。教育历史学家黛安·拉维奇（Diane Ravitch）等批评者认为，XQ的私人资金介入可能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06.争议与未来：教育私有化与AI化的十字路口

科技富豪的教育实验，正与美国教育体系的双重深刻变革相交汇：一是私有化浪潮的席卷，二是AI技术应用的兴起。

在教育私有化方面，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学校选择政策”（School Choice Policy）颇具争议。该政策允许公共资金流向私立或宗教学校，支持者认为这赋予了家庭更多教育选择权，而反对者则严正警告，这将掏空公立教育预算，进一步加剧教育资源的不平等。马斯克便是这一政策的公开支持者，他对德州推行的学券制度表示认同，直言“如果孩子只能被迫进入一所差学校，那相当于他们被剥夺了机会”。

而在AI教育化领域，新技术的应用同样充满争议。Astra Nova推出的“难题课程”虽展现了AI在教育中的潜力，但其对AI涉及的伦理与法律争议却处理得轻描淡写；Synthesis Tutor则更进一步，提出用AI 取代教师的主张，其在俄克拉荷马州的试点项目已引发家长与教育者的广泛担忧。批评者指出，AI教育可能削弱师生间的情感联结，难以满足学生在社交与情感发展上的核心需求。

更深层的公平性挑战也逐渐凸显。尽管这些新兴学校大多打着“创新”的旗号，但其招生范围往往狭窄，或成本高企。马斯克新创办的Ad Astra学校优先录取企业员工子女。这些现实的限制不禁让人质疑：这些学校究竟是在破解教育不平等的困局，还是在为精英群体量身打造定制化服务？

亿万富翁构建的教育帝国，既展现了财富驱动下的创新潜力，马斯克的Ad Astra与贝索斯的学前班为教育带来了令人振奋的可能性；也因失败案例敲响了警钟——扎克伯格旗下学校的关闭与XQ Institute引发的争议，都在提醒人们：仅靠金钱无法确保教育实验的成功。

未来，美国教育或许会越来越深地被私人资本与AI技术所塑造。然而，在私人投资的活力与公共责任的边界之间找到平衡，至关重要。这不仅关乎教育能否始终保持“人人可及的公共品”属性，而非沦为“精英的专属实验场”；更关乎社会共识与制度保障能否为教育变革提供持久支撑。正如这些学校的兴衰所揭示的：财富能点燃变革的火花，但要让这团火焰真正温暖教育的未来，仍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