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姆糟透了

《鲍姆怎么了？》讲述了一个名叫阿舍·鲍姆的犹太知识分子从中年失意的记者转型为失败的剧作家，又转型为平庸小说家的过程中，遭遇的种种个人与职业生涯的挫折。

他是艾伦电影中常见的那种主人公：51岁，一头“浓密但杂乱”的头发，饱受焦虑症和胃酸反流的困扰。他渴望在严肃小说或戏剧作品上有所成就，却总是反响不佳。不理解他的评论家对他的作品大加批判，认为他的写作沉闷、过度沉迷事物的黑暗面，对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表现出“毫无意义的悲观”。

“你就不能放下这种姿态，写一部稍微煽情一点的小说吗？”曾有一个出版商这样问他。而鲍姆坚持认为是对方太肤浅。“还有谁能理解我所遭受的痛苦之深重？”他说，“我对我的同胞有一种悲观的看法，并且我有600万具尸体来证明这一点。”这是他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的痛苦体察。在这个大屠杀叙事不再盛行的年代，处处碰壁的鲍姆只能靠在小众杂志上撰写书评勉强维生，自嘲生活在“文化环境的边缘”。

但相比于职业瓶颈，婚姻与家庭问题更是鲍姆的焦虑之源。

他已经经历过两段失败的婚姻：第一段婚姻在他爱上妻子的同卵双胞胎后结束，第二段则因妻子与一个摇滚鼓手搬到新西兰养羊而告吹。而正在进行的第三段婚姻同样危机重重。他的第三任妻子康妮是来自比弗利山庄的名媛，一个“乏味的伪知识分子”，一度以为自己嫁的是“菲利普·罗斯或索尔·贝娄”。她痴迷于她在乡间的别墅。然而，那里的寂静、动物成群和繁星点点的夜空却让鲍姆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恐惧——他更依赖城市的喧嚣带来的安全感，因为在城市里，“有人，有警车，有好心人和门卫。如果你孤零零地住在一个乡间别墅里，一辆车凌晨三点在家门口停下——这就是全部的故事了”。鲍姆的想法里有一种熟悉的艾伦式黑色幽默。

当然，他和康妮的分歧不只在于对理想生活的不同想象。他偏执地、几乎是疑病症式地怀疑康妮对自己不忠，哪怕他自己总是周旋于那些比他年轻得多的女人之间。他坚信康妮与他的弟弟乔什睡在了一起，那个“击败了本身的犹太血统”而长了一张“英俊的意大利面孔”，并且比自己富有得多的房地产企业家。在更可怕的臆断中，他认为康妮和儿子塞恩关系也过于亲密——康妮曾在鲍姆面前大谈对塞恩的宠爱：“难怪每个女人都会爱上塞恩。如果法律允许，我也会。”而塞恩在文学上的成功也与鲍姆的落魄形成鲜明对比：作为新锐作家，前者的首部小说就销量可观，甚至入围了国家图书奖。这让鲍姆满心嫉妒：“他是一个被宠坏的小自恋狂，一个二流的天才，利用那些对他趋之若鹜的评论家和愚昧的公众来牟利。”他如此尖酸地评价这个继子。

孤独、抑郁、自命不凡、风流好色，却又自我憎恨、疑神疑鬼，鲍姆俨然延续了艾伦电影中一如既往的神经质知识分子主人公叙事。但雪上加霜的是，他还要面临“取消文化”的新威胁。鲍姆被告知，一篇有关他的破坏性报纸采访即将发表。在这篇报道中，一名年轻的日裔美国女记者将他描绘成一个性侵犯者，声称他试图在一次采访中强行亲吻她，对她进行性挑逗，并在摔倒时抓住了她的胸部。而在鲍姆自己略显苍白的复述中，他只能徒劳地解释自己绝无记者所宣称的那种意图。

眼看他本就岌岌可危的声誉即将彻底被摧毁，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鲍姆变得愈发自言自语，时常否定自己的愚蠢选择，也时常为自己的选择辩护。当他走在街上时，认出他来的路人也不由对他摇头叹息，绕道快走。而这反过来加重了他的喃喃自语——因为唯有与自己对话才能缓解他充沛的表达欲下无人倾听的绝望。可以说，在获得自我申辩的机会之前，鲍姆便被“取消”了，以一种他毫无反抗之力的方式。“在今天的文化中，指控和定罪一样有效。”他的文学经纪人的这句话无疑道出了当代文化生态中的某种弊端。

被取消的迪伦

鲍姆的故事不可避免地让人联想到艾伦自己的故事。康妮的形象和出身与艾伦的昔日恋人米亚·法罗（Mia Farrow）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她和塞恩的关系也几乎对应上了艾伦所描述的法罗与儿子弗莱彻和罗南的关系。而鲍姆被他的出版商所抛弃的情节，则与艾伦在2020年推出回忆录《毫无意义》，却因员工抗议和罢工而被原本的出版商阿歇特集团撤下的经历如出一辙。

在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毫无意义》中，艾伦详细回顾了那段往事：他在与女演员米亚·法罗（Mia Farrow）相恋12年后，被发现劈腿法罗21岁的养女宋宜·普列文（Soon-Yi Previn），引发当时小报哗然；不久后，法罗指控他性侵另一个七岁养女迪伦·法罗（Dylan Farrow）。这一指控在此后几十年伴随迪伦的成年而不断发酵，但艾伦始终坚决否认。“我理解她的震惊、沮丧、愤怒，她所有的感受，这些都是正常的反应。”

然而，艾伦最深的表达，也许仍藏在他对那个变形了的性侵指控与紧随其后的取消文化的描述之下。在小说中，鲍姆与女记者就他的“性行为不端”问题各执一词，未得法律审判便被舆论认定为“道德污点者”，职业生涯毁于一旦。这与艾伦多年来的处境惊人地契合：尽管他从未在法律层面上因养女迪伦的性侵指控而被定罪，但自1992年争议爆发后，他便逐渐陷入 “被抵制” 的境地——尤其在2017年的“MeToo”反性骚扰运动之后，好莱坞制片厂相继宣布与他切割，各大电影节纷纷取消他作品的展映活动，许多昔日合作过的演员也公开与其划清界限。可以说，艾伦遭遇了“取消文化”对他的影视生涯切切实实的“绞杀”。

然而，1992年8月在法罗位于康涅狄格州的乡间别墅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除了迪伦和艾伦之外没有其他人知道，就像鲍姆和女记者之间发生的事件也只有他们两人知道，并充满了各自的主观理解。

2014年，在艾伦获得金球奖终身成就奖后，时年28岁的迪伦在《纽约时报》上首次发表公开信，重申对艾伦的性侵指控。她写道，艾伦让她“从记事起”就感到不舒服；七岁时，艾伦让她“趴在地上玩我哥哥的电动火车玩具，然后他就对我实施了性侵犯”。但艾伦同样坚定地主张这些事情从未发生，尽管他并不怀疑迪伦对这一信念所秉持的真诚。“我确信她相信了这么多年来被暗示给她和灌输给她的东西。”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艾伦指出，两项独立的调查早已证明他的清白：一项是耶鲁-纽黑文医院儿童性虐待诊所的调查，另一项是纽约州儿童福利机构的调查。

而他和米亚·法罗的养子摩西也在后来的采访中站在了父亲一边，他宣称法罗当时在家中营造了一种氛围，让他和其他兄弟姐妹感到“不得不支持”她的观点；此后，摩西还提出，法罗曾对他实施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这一说法也得到了艾伦现任妻子宋宜的佐证。当迪伦与法罗，以及弟弟罗南在2021年参与纪录片《艾伦对决法罗》的制作，再次探讨这场时隔30年的性侵指控时，艾伦、宋宜与摩西态度鲜明地拒绝了拍摄邀请。一个昔日大家庭彻底站在了水火不容的两端。

▲伍迪·艾伦与妻子宋宜·普列文参加2023年威尼斯电影节。

随着时间的推移，“艾伦性侵迪伦”的指控也许永远都不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而是愈加演变成一场没有人能拿得出证据的罗生门事件。但对艾伦而言，这场指控已经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事实上无可挽回的后果。而他至今仍对好莱坞的这种反应感到失望。“如果一个演员说， ‘我不会和他合作’，他基本上的想法是确信 ‘我在做一件好事’。从他的角度来看， ‘我在做出贡献，我在表明立场’。但他真的犯了一个错，总有一天他会明白这一点的。”

不久前，艾伦为《鲍姆怎么了？》接受《华尔街日报》独家采访时这样说道，“我以为他们在了解到相关情况时，会有更多常识性判断。让我惊讶的是，人们总是愿意接受它（不实指控）。我以为看到细节的人们会想，‘这在我看来确实有点冒险’。”“我以为”，“我以为”，艾伦的话语中有一种不加掩饰的无可奈何的感觉。当然，就像他过去的大部分作品所呈现的那样，即便是悲剧也总能在不经意间变得有趣，被问及在这场无论从何种立场来看都只能用“糟糕”来形容的事件中，是否也有“幽默”之处可言时，艾伦想了想，然后回答：“是的，对我来说，观察人们的反应很有趣。我经常看到电视上的主持人谈论这件事，然后心想：‘这太有趣了。他们都在谈论，都对自己的立场很有把握。而我坐在这里，知道真正的真相。他们不知道，却以专业的权威发表言论。’”

正如记者帕梅拉·保罗（Pamela Paul）所写，这也是贯穿艾伦所有作品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人们在自我信服和自我否定上的倾向性，以及他们的误解、误会和偶尔的偏执。”艾伦对此无能为力，但也似乎不再抱有改变的期待，就像面对越来越近的死亡一样——今年12月，艾伦就将迎来90岁生日。“现在它（死神）离我更近了，我对它的应对也好多了。年轻的时候，这会是一场悲剧。如今我90岁了，看到了生活的美好，突然间一切都变得不那么糟糕了。”艾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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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意义》

作者：Woody Allen

出版社：Arcade Publishing

在这本坦率而又常常令人捧腹的回忆录中，伍迪·艾伦，这位著名的导演、喜剧演员和作家对他动荡的生活进行了全面的个人审视。从他在布鲁克林的童年，在电视时代的早期为《锡德·凯撒》（Sid Caesar）等综艺节目担任编剧，并与喜剧大师一起工作的经历，到他在获得认可和成功之前艰难的脱口秀岁月，再到他从《拿钱跑路》等喜剧开始进入电影制作的历程，艾伦回顾了他60年来作为编剧和导演的整个职业生涯，也带领读者重温了他的经典作品如《安妮·霍尔》《曼哈顿》《午夜巴黎》等。他一路畅谈他的婚姻、爱情、友情、爵士乐演奏，以及他的著作和戏剧，不仅向公众展现了他的心魔、失败和成功，也讲述了关于他爱过的人、共事过的人以及他学习的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