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记得卢安克吗？

这可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的故事曾在十多年前被中国人热烈地讨论，如今再提及简直像上个世纪一样久远。这个出生于中产家庭的德国人，在中国广西一个贫穷的小村子里教了十年的书，当时的人们称呼他是当代白求恩，不计报酬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他曾被提名感动中国候选人，但他写信拒绝了。

在那个大家都想从乡村去往城市，急切地想通过个人努力和时代机遇改变命运的年代里，卢安克没有任何功绩主义的目的，做教育不是为了改变和成果。有人看到卢安克的故事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会引起很多矛盾，他在颠覆。”后来，在各种压力之下，这场教育实验以失败告终，他离开了那所学校，自此消失了很多年。

在消失的日子里，关于他有许多谣言，有人说他被驱逐出境，有人说他来中国目的不纯，他被谣言困扰，一个个举报那些造谣的视频，即便无效也不断重复举报，因为这些关注他不敢做事，偏头痛严重的时候他起不了床，头脑里一直重复一些幻觉。这些年他辗转多地，经常遇到签证的问题，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国。

今年六月，我在广西防城港见到了卢安克，还有他曾经的学生。他造了一艘帆船，每天出海。那个曾经对教育投注了巨大热忱的青年变老了，他失去了某种理想，接受了一些失败，但似乎也获得了新的自由。

文|翟锦

编辑|江臾

出品|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我受不了这种关注”

去见卢安克之前，他在邮件里重复了好几次，“我不希望你来记录我的生活。我想保留自己的隐私，害怕作为公众人物。”我向他承诺，在得到他的允许之前，我不会写，他答应见我一面，随即就要删除我的微信。

在更早前写他的文章里，一位记者说，一个电视台同行曾要挟卢安克，对他说，“你要不接受采访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他同意了，但这个节目最终没有播出，记者猜测，因为媒体的常规经验，在卢安克面前行不通，片子没法编出来。

我怀着好奇与忐忑，做好了只是见卢安克一面的打算。对于很多人来说，卢安克也许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在久远的时间里听过，但已经淡忘。他是一个来中国乡村支教的德国人，但和那个年代的很多支教老师不同，他不是要送小孩走出大山，他就是喜欢乡村和小孩，他不喜欢城市有太多的要求和压力。在那个大家都想从乡村去往城市，急切地想通过个人努力和时代机遇改变命运的年代里，卢安克没有任何功绩主义的目的，做教育不是为了改变和成果。有人看到卢安克的故事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会引起很多矛盾，他在颠覆。”

©卢安克个人网站

卢安克最后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是在2012年的央视采访里。那时候媒体和公众眼里的他，是一个理想化的存在，一个出生在德国中产家庭的年轻人，克服种种困难来到中国广西的贫困乡村做了十多年志愿教师，大家称呼他是当代白求恩，不计报酬将青春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他曾被提名感动中国候选人，但他写信拒绝了。

巨大的声名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不断有人给他写信，甚至坐在他床头等他醒来，很多人被他吸引去支教但又很快离开，有陌生女性崇拜他，要嫁给他。小学校长对人说，如果他再不走，我都快成精神病了。为了避开这些，他曾短暂回到德国，但后来又重回板烈。他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其实我有承受的能力，只不过现在的情况要求我学会和发挥比以前更大的承受能力。你放心，我会学会。”

但现实比他预料得更加复杂。2012年后，他几乎消失了，不再接受采访，不参加公共活动，但互联网上关于他的传言更多了——有人说他被驱逐出境，有人说他的网站被关停，还有人诋毁他与学生的关系。

这些事情持久地影响着卢安克。2018年，做理疗和研习“能量”的朋友大白为卢安克治疗身体，那段时间，卢安克每天坐在门口等大白，下雨了他也蹲在门口，“孤独、真诚同时又渴望着什么”，大白告诉我，他那时见到的卢安克，身心疲惫，腰椎受损，偏头痛，精神状态很差，正被各种不真实的、编造的、无中生有的网络内容困扰，他又无力去说明。大白感觉卢安克很需要跟他聊天，他们有时什么也不说，卢安克就在空白的A4纸上写作，这后来集结成《寻找你内在的自然》，卢安克写：“有人给我转发某些人制作的关于我的大量视频，我看到是那些转发率超级高的。我受不了这种关注，都不敢做事，怕控制不了这件事情后失去自己原本自在的生活。于是，我就去举报这些视频，即便无效也不断地重复举报。”

如今的卢安克已经不叫卢安克，10多年前他放弃了这个名字，他不想当网络报道里的神话，只想过一种没有期待的、自在的日子。他现在的名字是卢恩卡，学生和朋友们都叫他老卢。

我给他发邮件，那时他正在福建的村落里，后来他来到了广西防城港。他答应见面后仍然很忧心，我后来知道，在我们约定见面时，卢安克正住在大白家，他跟大白说有人要来找他，“大白以后你帮我把关，往后想找我的人先经过你，你安排的我才见，你不安排我不见。”

我不想再参加这场淘汰赛

我们约在广西防城港的帆船基地，见面那天，卢安克从一个小房间走出来，个子很高，驼背，因为很瘦，篮球服在他身上显得空空荡荡，他黄色的头发还和十多年前一样，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他今年58了，右眼有时会陷在层层叠叠的眼皮里，他就像一株蕨类植物，迟缓，安静，很少直视人，为了不那么显眼，他从很小就一直弓着背，他因为长太高而不好意思。

因为帆船技术好，卢安克被朋友拉来帮忙，离开板烈后，他不愿意上班，只是想有地方玩帆船。

事情比我想象的顺利，他几乎很快就答应了让我写他的故事，还让我见见他的朋友们。 他提出一些要求，不能写隐私，一旦问及他就会生气；他不想只写他自己，他想要写他的伙伴们，那是他在板烈的学生，他们在筹备成立户外活动公司。这也正是我的计划，几天后，阿辉和文道来到防城港。

阿辉和文道都很瘦，他们是壮族人，皮肤黝黑，阿辉23岁，文道22岁，他们背着户外徒步背包直接来了帆船基地，放下包就跟着老卢干活。卢安克每天带他们训练帆船，他们总是一起行动。从阿辉和文道有记忆以来，卢安克就来了板烈。他们一起游泳、捉鱼、爬山、找野果，每个周末，孩子们都要排队等卢安克的时间，邀请他来家里玩，他们大都是留守儿童，卢安克从一个山头走到另一个，陪伴完一些孩子又去陪另一些。有一次他们四个人在楼顶上睡，看到一颗流星，“它的光是黄色的，尾巴的光是绿色的，在飞行过程中爆炸了两次，我们四个人同时看到了，有你在吧？”他问阿辉。

谁抓到眼镜蛇，谁又很会捉泥鳅，老师们还经常截胡他们的泥鳅和田鸡，他们的对话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卢安克说文道一直是一个快乐的人，他记得文道小时候很喜欢爬树，板烈村口有一棵很高大的树，他们喜欢像小鸟一样在树上吹风，有一天文道爬到树上，摇啊摇，最后跟着断了的树枝一起滑下去，茂盛的树枝和叶子护住了他。

海边的下午，太阳暴烈，卢安克坐在树荫底下，背对着沙滩。我问他为什么离开板烈、不再做老师，他说有两个原因——两个都不好说。“我不想讲，讲会伤害到别人。”

卢安克和阿辉

沉默了一会后，他说，他也早就觉得做老师让他头疼，要满足上级要求，管好纪律，但他只是因为兴趣想跟小孩一起创造。

这种疏淡的回答让我有些困惑，他在2009年的央视采访里说，“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他们了”，这个地方有他的命，如果离开，命就没了，“心都死去了”。他那时对教育的热忱和坚定，为学生的忧心和情感，与此时再谈及教育的平静，形成一种极大的反差，那种极为强烈的情感消失去哪了？

1998年，30岁的卢安克在德国给广西教育厅、初中学校和100个与慈善有关的部门写信，说他想去中国最穷的地方当老师，除了食宿不要钱，但是没人给他回信，直到后来朋友有一个中德翻译的工作，他才得以来到中国。

他的教育实验没有标准和规则，让教育去适应学生，他觉得每一个标准的建立，都是在剥夺学生的感受和特点。他根据生活的需要去寻找一些真实的任务，他会带着学生观察植物的生长凋谢，记录一种植物从萌芽、生长，到开花、凋谢和结果的不同阶段。他会让他们蒙着眼睛摸树，爬坡，感受石头之间的河水，再根据触摸的印象把树画下来。把墨汁滴入河流，观察河水的流动。

卢安克刚去板烈小学时，他发现这里的小孩特别喜欢打架，疯狂地比武，甚至会想伤害对方，拿石头砸对方。学生都喜欢看电视，卢安克就写了一个《和平剑》的剧本，让大家拍摄，主角容志历经冒险得到和平剑，但剑有两面，一面是保护一面是伤害，只有抵制诱惑和欲望，容志才真正成为英雄。一年的拍摄结束之后，他给孩子们谈了和平、宽容多样的生活，也谈到了放弃报仇的历史故事。“这一天，我们班里非常和平，完全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一种美好，我想假如没有我们的电视剧，学生就不会好意思说认真的话，我们的谈话也不可能这么有深度和力量。”

他还带着学生修建了一个游泳池。从水深、面积、如何省材料、山洪暴发等等情况开始讨论，他提问，学生来找解决方式，让他们画图设计、测量河段宽度和河流坡度，学生们从教室走到河边，突然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在现实里去测量宽度、坡度、高度，但有几个学生完成了任务，还有三个头脑灵活的学生爬到了树上去观察。让卢安克感到意外的是，最后学生画出来了可以用的水坝设计图。

大人们对这个项目也很感兴趣，自愿来帮忙，他们加入以后学生又不敢做了。“因为他们觉得大人不承认他们的世界，不把它当成认真的。”大人们都在担心孩子们能不能把水坝建好，想要自己干或是请师傅做，只有卢安克担心孩子能不能经过自己参与学到东西。他不让大人干，否则孩子们不会参与到有意思的任务里。

没有了大人的加入，孩子们合作的很好。完成水坝建设后，孩子们每天中午都去里面游泳，高兴极了。他还带着学生们一起创作了建水坝的歌。

班主任对卢安克说：学生这几天写的作文比以前有活力、有趣和有特点了。他让卢安克多多发起一些活动。

卢安克发现学校的教育用考试和标准去对待学生，只会消灭他们原本的情感和思想，让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不相信自己，否认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所以他做的教育不是教学生去思考，而是教育他们的行为，思考就自然会出现。

但这样的教育没有标准和目标，常常让家长和学校感到害怕，这样怎么能管好学生成绩？他曾这样回应质疑他的家长，“我的学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和生活带来的、自己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任务。我想给学生走这条路和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可是什么是他们的路和任务，我不可能知道。”

去板烈村之前，卢安克遭遇了很多失败。他有时候心情低落，“我还是失败了，失败的是我这个人，是我这种性格的人，不是我的教育。我这种性格的人不适合我们的社会。”在南宁的中学教学时，他想教有创造力的英文，如果学生能写出“Run like the kite；I can fly a bike”，这是多么有想象力的句子，但是在中国的考试里，这些句子都是错的。在考试时，他教的班级英文成绩最差，只有六个学生及格，家长不满，他停止了英文教学，去往更贫穷的山区。

2001年卢安克在东兰县隘洞中学教初二，每隔几个星期班上就会减少几个学生，无法达到学校和父母期望的“标准人”只能被淘汰，卢安克在书里中写：“我不想再参加这场淘汰赛，也不想再看到我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少。教育是不是只为了优胜者？如果我也加入到这场淘汰赛，毫无疑问会失败。”他说他尝试过写中考英语试卷，连80分都得不到，而在东兰县的中学，中考如果每门课不超过90分，就上不了高中。直到他来到更加偏远的板烈村，这里的学生家长对他没有任何要求，没有教学标准概念，他们常年外出务工，回来就请他吃饭，感谢他把受伤的孩子送去医院。

卢安克最初来到中国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狂飙，中国社会对外部世界抱持着一种善意、好奇和开放的态度，和其他国家的民间交往也变得更多。一批批带着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外国志愿者也在那时陆续进入中国，他们参与英语教学、扶贫援助等社会服务工作。比如1996年到1998年，作家何伟就以“美国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去重庆涪陵教英语，在他去之前，学校里有来自德国、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的志愿者。

但近十年，随着环境的变化，很多外国志愿者都离开了中国。卢安克不想离开中国，但对他来说，自由的教育实验空间越来越小。曾经他和学生都有着极大的自由，他们玩水、爬山、抓泥鳅，但慢慢地，学生只有周末才能出学校，教育也变得有越来越多的规范和规定，他之前能做的，后来都做不了。他的居留身份也出现了问题，他原本在广西共青团做志愿者，用志愿身份解决工作签证的问题。但后来政策收紧，他不得不“入职”某民间教育公益组织，组织希望靠他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要求他培训老师、参与媒体活动，这给他带来很多压力。

板烈村的变化也很大，通了水泥路，盖起了楼房，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县城。2013年，阿辉也离开板烈去读县城更好的小学，30多人转走后班上只剩10多个人；2021年，村小被撤。

卢安克在板烈村的教学一直都处在半合法半非法的状态，随着关注度变大，某个负责人让他远离教育活动。也总是有人对他有很多期待和要求，希望他承担更重要的角色。“我并不想指导他们该怎么做，只想自己做而已。在满足不了他们期待的时候，在心里产生的压力让我感到无法呼吸，让我生病。”

那几年他得了甲状腺肿瘤，医院问他有没有保险——有保险的直接办住院，没保险的“先回家观察”。他没有保险，他知道那是因为压力导致的。他辞掉了那份涉及媒体、培训、影响力的工作，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一年半后再去医院检查，肿瘤消失了。

现在，卢安克平静地告诉我，他觉得教育“不好玩”，“是不自然的，是人类制造的东西”，而那个持续十多年教育实验他已经记不清目标，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那时候又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热忱。

卢安克有家族遗传偏头痛，前几年被谣言困扰时，他发作得很严重，最疼的时候他躺在床上一周，起不了身，头脑里一直重复一些幻觉。后来他就不去思考那些会让他头疼的问题，他也主动避开那些可能会让他偏头痛的人和事情，他常常记不清年份，事情和因果。

唯一清晰的事情是，他仍然喜欢自然和小孩，不做老师之后，卢安克还是会找很多机会偷偷回板烈玩。一放假他就从南宁回去，跟原来的学生一起在山林里探险。“我的身体离开了板烈，但心是拿不走的。”他写，“到了城市之后，我就成了一个没有心、没有灵感的人。再也创作不出什么了，心像枯萎了一样，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失败是一种特别强的优点

身为教育者，卢安克最终做到了什么吗？这场极其理想主义的尝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那些孩子？卢安克说，他不知道，他让我去问他们。

煎蛋在晚上10点多跟我通了电话，这时他才刚刚下班回家。他现在在深圳一家证券公司做客服，他不懂股票，接受了一周的入职培训，很快他就考证上岗，一开始还是不会，公司的人教给他一些话术，他现在觉得很简单，几套话术来回用。这份工作收入五六千，要求他996，入职没几个月，他就想辞职，但他想存一点钱，坚持到年底，明年去防城港加入他们。

煎蛋不喜欢深圳这座节奏太快的城市，在路上走慢一点，后面的人会踩到他的后脚跟。每周放假的那一天他哪都不想去，像醉了酒一样地活着，工作会累到车钥匙都忘记拔，鞋也没脱，就倒在床上睡到第二天。

他过去在一所大专学校学计算机，学校安排的实习单位每天上班12小时，煎蛋待四天就走了，班上有一半多的人都坚持实习了半年，最后还有几个人转正，过着每天上班12小时，工资4000的生活。尽管不知道喜欢什么，要做什么，但是他知道自己不想过这种生活。

阿辉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他大专学幼教，不喜欢，转去学汽修，一两个月他就没兴趣了，进厂实习，他待了八天就走了。他跑去福建东山岛找老卢学帆船，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大海。后来老卢带他认识了做户外的朋友，学校也不念了，阿辉穿着拖鞋短裤开始做户外，后来把煎蛋、文道、大象也带到这家户外公司，他们待在一起很快乐。

不过有时候，这家公司让他们做了很多跟户外活动不相关的事情，比如装修房子，搬东西。老卢介绍他们来，怎么也得干，不然老卢人情怎么算呢？但公司只有在暑假时收入才不错，平时钱很少，如果大家都留下来，每个人分的钱就更少了，半年前煎蛋和文道决定离开去找别的工作。

卢安克、阿辉和文道

他们也会跟老卢吐槽，老卢说这确实不应该，他跑去跟朋友说，“他们干那么多活，你们怎么给他那么少的钱呢？”但是这基本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老卢这个人是比较单纯的，别人说什么他就会信。”于是后来老卢说不如做我们自己的公司，阿辉和煎蛋说干就干。

在一个以成绩决定如何对待小孩的环境里，卢安克的学生们都遭受了很多否定，老卢不这样，只是跟他们一起玩，但他们难以清晰地表述这其中的影响。但他们似乎最终都成长为了相似的人，喜欢就做，不喜欢就逃，不勉强自己，也不依赖某个体系、文凭，宁愿自己去闯荡，他们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力量。

但生活也不是完全自由的，煎蛋正在平衡一些事情，比如家人的期待、对金钱的不安全感。前段时间老卢说煎蛋，“被深圳的工作害得变得没有心了”，老卢觉得他对公司的事情不上心，他不理解他的不安，他叫煎蛋来防城港，煎蛋不去，公司刚刚起步，去了也没有工作，吃啥？“你来了不就知道有没有了？”他反过来说卢安克不吃肉，不花钱，对钱完全没有概念。

阿辉和煎蛋在板烈村小学出了名的顽劣，还在读二年级时就去找五年级的单挑。煎蛋经常和阿辉打架，他经常被打哭。打完了，老卢就会过来问问他们，要不要一起去游泳？于是他们又和好了。老卢不会制止小孩打架，只会要求不能用工具，并建议他们在水里打。煎蛋后来意识到，老卢把他没有地方释放的精力和攻击性，从对人引导去了自然，上山下水比抢人弹珠好玩多了。

大专毕业时煎蛋不知道做什么，迷茫又慌张，阿辉叫他去厦门做户外教练，他问老卢的想法，老卢问他，你是不是真的想做这件事？你真想去做才有意义。刚带团，他心里没底，不确定要不要模仿别人的风格，老卢说没必要参考，你想怎么带就怎么带。有一次活动他的手上被烫出巴掌大的水泡，脾气变得暴躁，老卢说你平时不是这样的，你试着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他翻译过一本非洲人的书，“火的试练”章节有说到类似的事情。煎蛋一边觉得他是个老神棍，一边又会试着去相信他，最后发现是有用的。卢安克从不强势地引导和干涉，说的话都很平常，但煎蛋觉得很有力量，待在他身边总是很平静。

那本非洲人的书是关于考验和疗愈的，很难总结，大概讲了一些水、火、土、矿等自然的试练，以及集体如何通过接纳、观察、支持来治愈人，让他找到自己的理想。这很触动卢安克，作者Malidoma Somee在4岁被带去西方接受教育，20岁回到传统部落，他和部落中的年轻男性一起接受迟来的成年仪式。Somee活在西方的系统思维和家乡的自然思维之间，这就像卢安克，活在西方的系统思维和壮族的自然思维之间，他说自己就像一个链接者，他的使命或许也像Somee一样帮年轻人找到使命。在板烈的时候，他曾创造出一个能给他归属感的世界，但是最终被破坏了，他又开始重新寻找新的使命，但下一个，他还没有找到。

出版社的编辑曾出题想测试卢安克的教育成果，看看他的学生和普通学生有什么不同。他不感兴趣：“那测不出来我关心的事。我关心的是，他们有没有归属感。”

段高明，创新教育从业者，他也好奇过这个问题。段高明是阿辉的朋友，他想认识老卢，阿辉跟他说，你先跟我们玩，再跟老卢玩，这更自然。后来卢安克告诉他，板烈小学的学生，有人当老板有人进工厂，有人死了有人有孩子，很多人不愿意告诉卢安克在干嘛，卢安克知道因为他们在做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二十多岁的声音听起来像四五十岁。

因为都是教育者，段高明看央视采访卢安克的视频看得热泪盈眶，他感叹一个学生这样理解老师真值了——“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他家人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学生，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但老卢告诉他，说出这句话的孩子，长大后去做了传销。

就像抬杠一样，但是段高明知道卢安克说的是真的。他说自己能感觉到卢安克的遗憾，卢安克说完这些，便不会再继续说什么。他也感觉这是所有教育者都会面对的问题，你陪伴学生的时间始终是有限的，影响也是。卢安克之前总是跟他说，对学生不要有目的和期待，优秀积极努力这种标准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一堵墙。但是放下期待很难，他又去问老卢，卢安克说可能等你经历更多事情，等你更老了，也就更容易放下了。段高明想起《心镜》里有一句台词是：“所有的意图都会带来相反的结果。”

央视记者每年底都要送节目去评奖，2009年记者提交了卢安克的专题节目。对方打电话来说，这个主人公没有做出什么成果，不容易得奖，换一个吧。很多人看卢安克的故事后的第一反应都是：他在乡村到底有什么成果？教出了什么牛人吗？面对这些问题，记者难以回答，因为非要衡量的话，卢安克更像是一个世俗标准上的失败者。卢安克刚来板烈小学时的一届学生，46个人里只有8个人坚持到初中毕业，大部分都去城里打工，一个孩子父亲指责他说，儿子就是因为学了你才变得老实吃亏。

关于失败，卢安克曾在书里这么写。“如果我的父母希望我满足社会承认的一种角色，我的做法也会让他们失望。世界上很多人看起来好像他们没有安排自己生活情况的能力。我的中国朋友经常对我说，你帮不了自己，你怎么要帮别人？他们不理解我。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发现这种失败其实是一种特别强的优点，并给予了我能够不依赖任何腐败做法的能力。我虽然在社会中安排不了自己的生活，可是能做到超过角色的一些事。德国著名哲学家、作家席勒也属于这种情况。他在学校时是他们班语文最差的一个学生。我以前在上学时也是这样一个‘失败者’。因为我的外语太差，我不能上高中。当时我也不想上。后来我从来没有赚过正常的工资，也好像永远成不了家。不过我现在在社会上做的事，别人不敢做。”

我只能做简单的事情

目前，卢安克生活在贫穷、简朴和自由中。他的工资常年都是一个月500块。老板问他一个月需要多少生活费，他说500，于是就这样定下来。有时到了月底，大白开玩笑问他，500花完没有？还剩几十块，他要请大白吃面。

在大白的调理下，卢安克的身体好了很多，但一旦坐久了，他还是不舒服，他就要站起来走一走，双手往后抻一抻，左右晃晃脑袋。大白觉得他的身体要继续调理，但是卢安克不敢接受，“他知道我收费很贵，他觉得亏欠我太多，没办法再接受我的帮助。”

防城港东方红快餐店的老板小志让卢安克免费去他店里吃饭，他跟家里人说，老卢就吃几个青菜，花不了什么钱。一起去吃饭时，我们的餐盘上都放了计价牌，“你看，我的没有，阿姨都认识我。”卢安克很开心，他和很多人分享了这件事。

有段时间卢安克住在小志家里。为此小志说服了有洁癖的、在异地的妻子，“他尽心尽力在一个村落付出自己的青春去陪伴那么多小孩，我觉得也不应该到这种地步，能帮肯定要帮。”

卢安克会在抖音橱窗上卖一些球服和户外用品，这些平均每个月给他带来两百多块的收入，好的时候有1000，他会跟朋友高兴地分享。不止一个人质问他是不是真的卢安克，他回复说：“当然，一个传说不会加橱窗的。但我是一个普通的需要吃饭的人。”

这些年他当然不缺赚钱的机会。有人建议他办学，他说他喜欢陪伴小孩，但做校长要陪伴领导。也有人建议他发挥影响力，邀请他去演讲，他说他不会讲，他们让他站在旁边，找人替他讲，半个小时8000，他不去，这不真实。

一个占据全球市场份额20%的皮划艇公司老板曾跟卢安克说，等船完善好以后，他可以批量生产。但卢安克已经有了一个船，他不想再做，他把新的设计图放在网站上，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使用，他不想通过信息、方法和资源赚钱。

设计了“归属自然”的户外活动风格后，朋友注册了品牌，但答应他会做到开放共享，后来其中有人想把这个风格变成课程体系。“别人想把归属自然品牌垄断，我只能努力表达我的态度，让别人知道这不是我想的，但是最终他们还是会干，事情要发生就允许它发生，否则自己要拼命的，活不久。”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发生。有人建议卢安克办交流活动，他不办，但对方自己偷偷发了招募通知，以卢安克的名义举办创新教育活动。他帮朋友的户外公司设计线路，疏通关系。他问过朋友，有没有设计费？对方说没有，他就不再问。营期收费单价很高，但其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分的少了，“数字那么高，欲望就大了”，卢安克听人说，因为钱朋友会变成敌人，他不想这样，就不再去要。卢安克承认他委屈，但“委屈就委屈，人生是这样。”

在帆船领域，也有一个朋友要做课程体系。朋友在电话里描述着要怎么设计，大白听到电话里的声音，沸腾，热血，做大做强，垄断，他又看了看卢安克的表情，没有任何的波动，没有兴趣。

卢安克总是在一个领域做一些年就离开，因为事情总是变的更加体系化，人的感受被标准替代。他描述这些朋友，他们都想做大事情，“但是我做不了，我能力有限，就只能做简单的事情。”

从小到现在，卢安克从来都没有依循过一种标准。卢安克用“非常不正常，也非常奇怪”形容他的成长过程，他和哥哥性格内向温和，对外部世界没什么表情和反应，但是其实他们的感受很深。他说，当身边有别人被骂时，即使不是骂他们，他也会非常敏感和在乎，并且被吓得不敢在别人被骂之后吃东西。他无法分清楚犯错的是自己还是别人。

因为他没有反应，别人总是欺负他，甚至后来为了让他有反应去欺负他，“可是，他们一次也没有成功地让我参与打架”。在他13岁时，他不懂反抗别人的欺负，内心甚至希望别人把他杀掉。老师想要教他们如何去反抗，但是很快放弃了，大人给他们讲许多英雄要面对问题的故事，痛苦并不是没用，他从痛苦的经历里得到面对问题的力量，他这样总结。

有人对他妈妈说，她的两个小孩总是白日做梦、没有意志、太虚弱，想让她改掉他们的弱点，妈妈不听，愿意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特点发展下去。爸爸本来是建筑设计家，受他们的影响他开始对教育产生兴趣，在45岁时改行做了一名注重孩子天性的小学老师。父母为他们选择了一所注重孩子天性的学校，上学没有课本，都是学生们自己写的。

他们一家四个兄弟姐妹，只有卢安克读了大学，其他人都不想上大学。卢安克没上过高中，不过后来他把自己的工业设计品给汉堡美术学院的教授看，教授认为卢安克已经具有了学院也无法教育的创造性，可以通过增加知识让他实现头脑里的东西，最终接受了他入学。

一个曾在西藏拉萨开办盲人学校的德国盲人对他说：“因为我小时候成了盲人而遭受欺负，因为社会不把我看成是一个完整的人，我就需要培养我自己的一种力量，帮我自己再找到社会中的生活。我长大之后，我就依靠这种因为受到欺负而培养的力量，一个人去西藏办学。”卢安克觉得自己跟他很像。在他的成长过程里，别人也一直不承认他的性格和个性，他也一直依靠受到欺负而培养的力量。

在卢安克身上有一种矛盾，受伤的、想要消失的欲望和身为教育者想影响人的、不断表达的一面，大众以为他消失的时间里，他在抖音上更新了两百多个视频。很多人把他当作人生导师，一个从农村一路读书考出来的女生，毕业后进入一家大公司工作，但她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无数次想离开，她想去拜访卢安克，想像他一样服务他人，做类似的事业。卢安克回复说，“我没有为他人服务，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来拜访我不如你听从自己的内心，直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有人问他，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像你一样的强大内心？他说“我还觉得自己比别人弱。很多时候是放弃了目标和要求，才变成我现在的样子。”

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死了之后呢？

顺着风浪往大海走，有种走向无限的感觉。卢安克喜欢玩帆船，因为玩帆船不需要思考，所有的反应都从感觉中来，风浪大时，他控制着船几乎垂直于海面，在将要翻船的极限，我们都用力往后仰，不自觉地想用身体去平衡船倾斜的力，卢安克直直地坐在边上。

卢安克的帆船叫Amaran，在马来西亚文中是“注意安全”的意思，他曾在印尼碰到一群小孩，他们告诉他自己来自Amaran岛。

离开板烈后，卢安克经常去印尼，在哥哥生活的村子待几个月。卢安克来到中国乡村做支教时，他哥哥给国际组织绿色和平做志愿者，后来去了印尼的渔村，他们都过着一种没有保障的，没有要求的，自在的生活。

印尼渔村没有任何必须要做的事情，不需要上班、完成指标，只需要依照自然的节律打渔，自给自足，人和人是伙伴而不是雇佣关系。他的朋友威尔说，“如果人生建立在交易竞争效率上，追求更多更好更快，并不会带来更幸福的生活，这几年我们也都感受到了。卢安克一直都践行另一种路径。”

卢安克跟威尔分享过一个小事。渔村里的人不对生活进行任何计划，正吃着饭呢，看一眼天就决定出去打渔，路过时会问一句，“你来不来？”你不回答，渔民也不等你。如果你放下所有的恐惧和准备，站起来就跟他走，那你可能会收获一场从未遇到的冒险。这种无目的无期待无计划的生活很吸引他，他不喜欢被控制的、单一的人生，他就喜欢那种回答不了为什么、不为了结果的人生，他在这里找到了内心的某种平静，

6月中旬，在我离开防城港的前一天，卢安克和学生的公司注册遇到问题，这意味着他的签证办不下来，他可能要离开中国。那是我第一次见他露出沮丧与焦躁。他不想回德国。他在中国更自由，有朋友，偶尔做一些事情就可以。但德国有很多标准，工资标准，建房标准，买保险的标准，他要找一份工作。

他也慢慢变老了，去年卢安克受过一次伤，爬树掉下来骨折了，让煎蛋有些担心，“小时候我们爬那种树他根本不可能会摔，跟猴子一样，从那一刻我就觉得他确实真的老了，那时候也真正意识到他50多岁了。”

小时的学生，现在的伙伴，他们每天坐在海边，等着风来，风来的时候，就可以出海了。海边经常下雨，雨大的时候天空迅速染成墨黑，海面也变得灰暗，近海处一片显出波光粼粼的亮色，阿辉问卢安克，那一片是风更小吗？是的，卢安克说，他们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向他提问——有的他知道，有的他不知道。小时候，他们最常问的是：“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死了之后呢？”现在不问了。

雨大的时候，风会停。等雨停了，卢安克选了一件亮黄色的救生衣，他和阿辉坐在一旁，看着刚学船的文道练习。文道手上忙一会儿就卡住，抬头看老卢，老卢一点点教他，直到帆升起。他们三个人合力把帆船从沙滩上推入海中，用力一送，当船快飘出去时，他们跳上去，卢安克坐在船尾，握住舵，风推着船往海中央去。

八月，我收到了他的好消息，他托学生转告我，手续办下来了，他可以在中国再待两年，但等到60岁他就没法再办理工作签证，到时候要去哪里呢？他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