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做题家”会在人生不同阶段，或多或少感受到原生家庭的“向下拖拽力”。作为家族中第一个获得名校学历、打破区域限制的年轻人，他们是一辈子生活在小地方的父母眼中最耀眼的“社交资本”。但在走向更大世界的过程中，这些年轻人逐渐意识到原生家庭带来的认知局限，在与父辈传统观念的反复拉扯中，迎来亲子关系的“冰封期”。

父母的强势、不理解，甚至攻击、贬低，成了这些孩子精神内耗的源头。向前是令人眼花缭乱、不知所往的人生战场，身后是和家人之间无法填平的观念鸿沟，他们被迫踏上一条自给自足的孤独之路。

他们在往上走的同时，却成了家庭的陌生人。

撰文 | 徐可莹（《中国科学报》记者）

01

“不努力，所以失败”

论文再次被拒的那个傍晚，李优失魂落魄地游荡在校园中。望着来来往往的行人，他“鬼使神差般”拨通了母亲的电话。没响几声，那头便出现了亲切的西北方言。

母亲正在擀面，开着免提。听见儿子论文又没发出去，她突然撂下手中的擀面杖，声音不受控制地高了八度：“是不是你没认真写？早让你听导师的话，多改改，你就是不听！”一股无名火瞬间蹿上嗓子眼，李优挂掉电话，冲路边的石墩狠狠踢了一脚。

他30岁了，在江苏一所“985”高校读博，今年博四。科研进度比李优预想中慢了许多。如果这篇论文再投不出去，他连毕业都成问题。

盛夏的校园透着一股黏腻，李优隐约闻到自己身上的T恤都有点发臭了。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焦虑过。一个月前同门为他庆生，望着蛋糕上的数字“30”，他甚至感到恐惧。“许愿的时候有一个词就出现在我脑海，叫‘一事无成’。”

回想过去的12年，李优觉得自己走了很多弯路。他出生在甘肃省的一座小县城，父母都是当地拿死工资的“体面人”。父亲在一所初中教数学；母亲本来在一家基层医院做会计，为照顾上高三的李优，她提前申请了退休。

上大学之前，李优没坐过飞机。小学五年级的暑假，李优考了全班第一。作为奖励，一家三口报了一个去南京和杭州的旅行团，那是李优去过最远的地方。于是，高考填报志愿时，他只填了江浙地区的学校。

李优记得很清楚，开学后的第一个周末，室友约他去市中心逛街。进地铁站刷票时，他刷了好几次，闸机都没有反应，脸蛋瞬间涨得通红。已经进站的室友见状折返回来，告诉他要刷在感应区。室友不知道，这是李优从小到大第一次乘坐地铁。

高中时，李优在县中“火箭班”名列前茅，高考后顺利被江苏一所“985”高校录取。原以为自己能再续中学时的传奇，现实却将李优打击得“怀疑人生”。在大一的期中考试中，他的总成绩竟排在了全班倒数，连平时总抄他笔记的室友都远高于他。

自信心一落千丈。李优开始频繁逃课、熬夜打游戏，临近考试再集中抱佛脚。大三时，保研名单公布，李优不出意外挂在全系最下游。看到同学们各有各的出路，他才开始着急，准备考研。

第一年，李优落榜了。毕业后无处可去，李优回到了老家县城，准备再考一年。居家那段时间，李优和父母的关系变得剑拔弩张。

“只要我早晨晚起一会儿，我妈就忍不住骂我。”李优的母亲性格强势，对儿子要求严苛。李优本科毕业后的“失学”令她既愤怒，又失落。“本科四年我不怎么和他们聊成绩的事。每次她说好好学，我就应和着，所以她不知道我成绩很差。”

起初，李优还忍着。后来他发现，母亲在旁人问起自己毕业去向时，总有意回避，有几次还谎称自己是在家等待入职。自尊心受挫的他和父母大吵了一架，随即向父母借了一笔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单间，独自备考。

好在第二年，李优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研二时，他在导师的建议下转了博。在他印象中，听说自己转博后，母亲眉开眼笑了好久，在亲戚朋友面前也总提起他读博的事，还为此特意发了一条炫耀的朋友圈。

但读博并没有李优想象中那么顺利。他越发觉得，自己不是做学术的料。导师的问询、同门的进展都令他精神紧张。他开始频繁失眠，身体也出现了状况。

他性格内向，朋友不多，更没有女朋友。有时实在郁闷，只能打电话和父母倾诉。但每一次，最后都闹得不欢而散。在父母看来，李优的现状都是“不够努力”造成的。最初李优还尝试反驳过，解释并非所有事情都是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做成的，但父母根本听不进去。

到后来，李优也疲了。“我约了心理医生，想去看看自己是不是抑郁了。”

02

不再“体面”的女儿

韩潇几乎每三天就要发一条朋友圈，内容多与父母有关。在她的叙述中，自己和父母之间已经到了“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地步。

“在爸妈50多年的小县城价值观中，只要你不在体制内，就约等于没工作。”最新的动态中，韩潇洋洋洒洒写下一大段文字，控诉父母对她职业选择的不理解。

今年33岁的程潇，曾是名副其实的“别人家孩子”。高考时，她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从山东省胶东地区一座人口100多万的小城市，考入了南开大学文学院。当年，全系排名最靠前的学生有条件都会选择留学深造。韩潇和父母商量过后，选择了“性价比”较高的香港地区，并拿到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去香港读书前，韩潇从未出过境。用她自己的话说，那个时候“土土的，没见过什么世面”。在香港的第一个月，她对一切都感到新奇。乘坐扶梯时，后面的人会礼貌又不耐烦地说一句“excuse me”，她第一次知道，乘坐扶梯时要让出左侧通道。

雅思7分的标准分在课堂上根本不够用。入学3个多月后，韩潇才勉强跟得上老师的授课节奏。周末，几个要好的内地留学生会约着去尖沙咀购物，韩潇一般什么也不买。时间久了，朋友出去购物就不叫她了，似乎是看穿了她口袋里的窘迫。

韩潇的父母都是老家小城市的基层公务员，工资只有三千多块。父母都是农村考出来的，平时生活格外节省。来香港读硕士，差不多花光了韩潇家中的多半积蓄。

好在韩潇足够争气。从港中文毕业后，她入职了当地一家传媒公司。“当时内地留学生都想留在香港，觉得在香港赚钱多一些，而且有更多国际化经验。”韩潇第一份工作的起薪只有一万五左右，还要拿出一多半来付房租。

韩潇没有选择狭小但更实惠的劏房，而是在旺角租下了一间十平米左右的小屋子，每月租金要九千多块。“不管怎么样，还是想住得舒服一些。”刚开始工作那两年，韩潇基本“月光”，甚至需要父母偶尔补贴生活费。

和父母关系恶化发生在3年前。韩潇和相恋多年的男友分手，辞去原来的编辑工作，进入某地产公司做销售。工作前期，她需要戴着安全帽下工地，穿梭在做活的师傅间做调研。

从那时起，父母开始频繁催促韩潇离开香港，回到北京、上海这样的超一线城市备考公务员。但韩潇想留在香港。为此，双方爆发了很多次激烈的争吵。

有次吵架，母亲脱口而出：“你做的什么工作？年龄又大了，没有对象，跟别人说起来我们都嫌丢人！”韩潇听见后愣了许久，泪水夺眶而出。当晚，她发了一条对父母不可见的朋友圈动态：“我不再是那个令他们荣耀、有面子的孩子了，也许这才是他们生气的真正原因。”

从那以后，韩潇不再频繁和父母打视频电话，有时会装作自己很忙快速挂断电话。父母的不理解已经成为她负面情绪的主要来源。“我在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他们却一直把我往回拉，贬低我辛苦打拼来的生活。”

03

“但不影响爱”

程东是全村第一个博士生，也是第一位大学老师。他出生于湖北农村，本科考入华中科技大学电子专业，硕士保研上海交通大学，又在清华大学读了博士。博士毕业后，程东入职中部地区一所“985”高校，现在已经是一名副教授了。

程东家中兄弟三人，父母都是农民。大概从中学起，程东就意识到，父母无法给予自己任何建议，托举更是有限，这在无形中令他养成了超前的独立性。

和父母之间最大的意见不合发生在读博前。硕士毕业后，程东在武汉找到一份事业单位的工作，体面又稳定。但工作不到两年，他就厌倦了这种能一眼望到头的生活。于是，他开始申请清华大学的博士，想继续读书深造。

听到这个消息后，程东的父母急了。在他们看来，能够在省城找到一份体面工作，生活衣食无忧，离家又近，已经非常圆满了。如果再去北京读博，未来的日子不一定像这样一帆风顺。但程东没有理会父母的意见，一心扑在申博上。

录取通知书出来后，他只是通知了父母一声。

从上大学起，程东便有意减少回老家的次数，“对村里那种文化不太适应”。程东说，他们喜欢相互攀比，常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浪费精力。他不喜欢这种氛围。

程东有一辆代步车，车身旧了。每次开车回老家，父亲总会提一嘴，让程东换辆新车。村里家家户户都买了崭新的轿车，在父亲看来，这象征着面子。

程东也试过和父亲说明白“不需要向外人证明自己”的道理，但总会把自己说烦。解释一遍，父母听不懂；再解释第二、第三遍，程东就开始发毛。后面再遇到类似的事情，程东宁愿选择不开口。

“他们理解不了加班这件事，还是庄稼人的那套思维：今天插不完的秧，可以明天再插。他们甚至不明白现代职场是存在很多工作时间节点的。”因此，程东基本不会和父母聊起工作上的事，因为哪怕是安慰，他们大多也安慰不到点子上。

今年高考，程东的侄子过了一本线，父母高兴极了，逢人便夸小侄子厉害。程东听见后有些恍惚，在他印象中，父母从未肯定过自己在学业上的成就，也没有正面夸奖过自己，连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都没能在他们心中激起波澜。

程东苦笑道：“一个30多岁的男人这么想可能有些好笑，但我最近的确这么想，我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得到过他们的认可。但后来想想，他们可能对这些真的没有认知，不知道大学与大学之间还有差别。”

进入高校工作后，原生家庭的影响逐渐显现。程东发现，自己在待人接物方面还是有所欠缺，不善于经营人际关系。之前也尝试改进过，但意识到自己实在无法自然讲出一些“场面话”后，程东便放弃了。因此，他晋升得比同龄人慢一些。

对于那句悲观的“寒门再难出贵子”，程东是认可的。从他的个人经历来看，随着学校层次的升高、学历的进阶，家庭条件差的学生会肉眼可见地减少。

原生家庭造成的“隐形天花板”，会随着年轻人的不断向上而变得真实可感。程东至今最后悔的事就是博士毕业后没有继续出国深造，做个博士后再回来。现在想来，如果他能在那个时期出国，后续职业发展也许更好。

尽管读博时的导师也劝过程东，但他顾虑太多。不仅是经济方面的担忧，还有对全新文化环境的恐惧。最终，保守的他还是没能生出勇气，放弃了这个机会。

从小到大，程东和家人的关系一直是亲密又疏离，书本成了他最重要的导师和精神寄托。好在成家后，妻子成了为程东指引方向、鼓励打气的那个人。他的岳父岳母也是大学生，程东常和他们交流工作上的事，“他们都很理解我，我觉得不孤单了”。

“但这并不影响我对父母的爱。”现在，程东常常把父母从乡下接到家中短住，也非常乐于照顾日渐年迈的父母。但父母总待不了几天，就嚷嚷着要回去，说住在城里不舒服、不自在。一回到农村，父母就跑到活动中心转悠，向街坊邻里显摆几句。“感觉他们不显摆一下就不开心。”程东笑道。

对于父母，程东已经完全做到了自洽。他没有埋怨过父母，只是把人生的方向盘始终握在自己手中。“要明白，我们和父母的思维层次不一样。不能说谁更优、谁更劣，谁更高、谁更低，只能说一个人长期以来受过的教育、读过的书、经历的事，会带给他不一样的观念。”

在程东看来，“成年人很难跳出自己的固有认知去看待另外一种生活，理解另外一种思维方式。父母对我们是这样，我们对父母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