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东方集团崩塌的原因纷繁复杂，最常被提及的是东方的经济停滞与阿富汗战争。不过，文学同样功不可没：中央情报局曾长期开展秘密行动，将数百万册书籍偷运过铁幕，以突破共产党的审查。

虽然很难量化该项目的确切影响，但这段历史对当下极具启示意义，尤其是冷战期间中情局送去东欧的《1984》等书，如今在美国各地的许多保守团体看来，却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

奥威尔的小说《1984》于1949年首次以英文出版，它描绘了集权国家大洋国这个反乌托邦世界。小说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在一个名为真理部的庞大政府部门工作。真理部这个名字实为绝妙反讽：它的职责不是捍卫真理，而是摧毁真理，它篡改历史以迎合党及其领袖——老大哥的当下需求，正如书中的口号所言，“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掌控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掌控了过去。”

在现实生活的苏维埃制度下，每个国家都有与真理部对应的机构，它们效仿的是苏联模板。在苏联之外最大的东欧国家波兰，负责审查和宣传的机构是“出版与公共表演监督总局”，它占据了华沙市中心一个街区的大部分。

从艺术到广告，从电视到舞台剧，总局渗透到波兰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的电视台、广播电台、电影制片厂和出版社都有其雇员驻守。波兰的每台打字机都必须注册，每台复印机的使用都受到严格限制，甚至购买一令纸都需要许可证。不符合审查规则的书籍尽数化为纸浆。

结果就是头脑遭到禁锢，诺贝尔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称之为“话语暴政”(logocracy)，即一个话语体系被操纵以适应政权宣传需求的社会。在话语暴政下，华约组织被认为保护波兰免受“修正主义”德国新纳粹分子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攻击，尽管最大的帝国主义威胁其实来自东方。

麻烦人物、敏感事实及令人尴尬的新闻调查皆从公共领域清除。例如，充满争议的俄波关系史和卡廷惨案均成禁忌，甚至不能提及波兰存在酗酒问题。人们生活在一个奥威尔式“双重思想”的世界中，在家关着门的时候相信某些事情是真的，出门却奉行党所钦定的另一套“事实”。

1945年出版讽刺俄国革命的小说《动物庄园》后，奥威尔在苏联就成为了“不存在的人”(nonperson)。在那里，其名见诸文字即招致危险，在《1984》出版后，它在东方集团遭全语种封禁。但在被偷偷送过铁幕后，这部小说迸发惊人的力量。米沃什写道，这本书“很难弄到，持有它是危险的”，但从未踏足东欧的奥威尔令民众着迷，因为“他对他们所熟悉的细节有着深刻的洞察”。

一些读过这本禁书的东欧读者曾经怀疑，但很少有人确切知道：这些书以及数以百万计其他未经审查的文本能送到他们手中，并非完全偶然，而是美国情报机构长期运作的“中情局图书计划”的一部分。大部分时间，该计划的总部都在曼哈顿中城公园南大街475号一栋不起眼的办公楼里。在那里，一小队中情局雇员组织了1000万册书籍和期刊向东方集团的渗透行动，通过各种能想到的方式运送：装有秘密隔层的卡车，穿越风暴肆虐的波罗的海的游艇，邮件，或是塞进无数东欧旅行者的行李——他们之前都会去拜访中情局在西方的分发点。

中情局的计划在整个东方集团展开，为每个国家——从匈牙利到庞大的苏联本身——配备专门的编辑。但在波兰，这些书最受欢迎——部分因为华沙政权比其他东欧国家更偏向自由派，部分因为波兰从沙皇时代就有地下文学的悠久传统。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波兰的地下印刷机还会大量重印禁书，这些印刷机往往是由中情局计划的关联人员购买并偷运进来的，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这些文学作品的影响力。

《1984》的首个波兰语译本1953年在法国出版，由波兰流亡者耶日·吉德罗伊茨推出，他是中情局代号“QRBERETTA”的特工。我在华沙大学找到的正是这个版本。1957年，这本书和其他几本禁书被交给一位获准前往巴黎的波兰艺术评论家，由他偷运回国。在东方集团内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这本书一直履行着它的出版使命：悄悄从内部瓦解苏联共产主义。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波兰充斥着未经审查的出版物——有些是偷运进来的，很多是地下印刷的。共产党的审查制度开始崩溃，而一旦失去对信息的控制，波兰政权也就失去了对人民的控制。1989年6月，共产党被迫举行半自由选举，反对运动“团结工会”获胜。波兰之后，类似的情形洪水般接踵而至：一年后，所有东欧的共产党政权都被民选政府取代。

21世纪20年代中期，《1984》再次被限制——这次是被美国与特朗普结盟的保守派政界人士。2023年5月，艾奥瓦州共和党州长金·雷诺兹签署了《参议院第496号法案》，宣称该法案能“让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中掌控主导权”。事实上，该法案迫使艾奥瓦州的学校从图书馆移除数以千计文化保守派不认可的书。

《参议院第496号法案》（目前正面临法律诉讼）主要禁止包含LGBTQ+角色、女权主义等进步主题或由有色人种撰写的书籍。但该法案也波及了几位讽刺极权主义的作者——他们的作品曾被中情局图书计划送往东方，包括奥尔德斯·赫胥黎、库尔特·冯内古特，而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庄园》也在禁书名单上。

《参议院第496号法案》只是美国日益壮大的审查机制中的一环。自2021年以来，美国笔会已录得近16,000起禁书事件（因内容而撤回书籍或限制获取），仅2023-24学年就有10046次。审查行动主要由共和党州议员和“父母权利”团体推动。佛罗里达州居首，该学年录得4561次禁书，包括一本《1984》的漫画改编版——通过新州法和父母施压的双重方式实现。紧随其后的是艾奥瓦州（3671次）、得克萨斯州（538次）、威斯康星州（408次）、弗吉尼亚州（121次）和肯塔基州（100次）。

审查不止于地方层面。今年，特朗普签署三项旨在打击“觉醒主义”的行政命令后，国防部教育机构从其学校系统中移除并审查了500多本书，其中包括据一份报告所称，中情局曾送往东方集团的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联邦资助机构还编制了一份包含350多个禁用词汇和短语的清单，其中包括“women”（女人）、“diversity”（多元）和“ethnicity”（族裔）。

冷战中，美国选择“自由”——民主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选择自由——作为与苏联敌人的核心区别。“二战”结束后，两党总统都以“自由世界”领导者的身份自居。罗纳德·里根是冷战“自由”议程的倡导者，并在任内监督中央情报局文学计划的推进，1982年，他在英国议会演讲时提及“自由与民主的前进”将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中情局图书计划负责人乔治·明登曾将自己的行动描述为“一场自由、诚实思想的攻势”，这并非巧合。

特朗普、万斯、德桑蒂斯及其同道们一边宣扬第一修正案的美德，一边拆除对抗虚假信息的护栏，还试图压制他们反对的政治观点。禁书并非他们的唯一手段：他们还阻挠独立记者获取信息、恐吓新闻机构、切断他们认为对“让美国再次伟大”议程怀有敌意的媒体的资金，包括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

中情局图书计划的历史给那些试图禁止书籍的人提供了两点值得深思的启示。其一，审查——无论来自共产党、法西斯还是民主政府——往往会刺激对目标作品的需求（这一点，再加上特朗普的奥威尔式策略，或许能解释为何近年来《1984》在图书排行榜上一路飙升）。

其二，极权主义者输掉了冷战，思想自由赢得了胜利。作品曾得到中情局推广（他本人可能并不知情）的波兰前异见人士亚当·米奇尼克说：“是书籍在这场战斗中取得了胜利。我们应该为书籍建一座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