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懂王”时代的在美留学生，如果不被提前驱逐出境的话，笔者应该能有幸现场见证自己所在的地方一天天大踏步走向二百五——看，今天一过，美国就二百四十九了！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第一个国庆节前三天，经过整整六个月的折腾（从1月的共和党华盛顿兵工厂会议开始算），美国国会最终以副总统万斯一票的“巨大”优势，在多名共和党参众议员反水情况下，勉强通过了被《财富》杂志称为“反向罗宾汉法”的“大漂亮”法案。

更早一些的半个月前，美国广大群众还看了一场猴戏：著名的MAGA喉舌塔克·卡尔森与著名的白右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大吵一场。克鲁兹拿他自己不知道在圣经哪一节（实际上在《创世纪》）的选段证明上帝命令他捍卫内塔尼亚胡，卡尔森问他：“伊朗有多少人？”克鲁兹答不出。卡尔森问：“你不知道你要我们去推翻的这个国家有多少人？”

现在大家都盯着一个月前与“懂王”撕破脸的马斯克，看他放出的“如果大漂亮法案通过，就自建美国党”大话打算如何兑现了。

“懂王”这个“没有成年人”的MAGA草台班子上任的半年，是其自身一系列议题矛盾集中爆发的半年。考虑到特朗普民粹加持给他带来的至少共和党内“反谁谁死”的超强个人权威，MAGA精英内部如此严重的矛盾张力，可不是适合献礼美国249年国庆的好兆头。

MAGA迄今已暴露的内部矛盾梳理

MAGA圈子中已经观察到的矛盾大致可以分为四对，这四对矛盾截至目前，大致相互独立，不足以根据它们的组合特征划出一系列彻底分裂性的小山头。为了简便起见，本文打算效仿“大漂亮”先例，用“说电影”短视频的“小帅小美”套路命名它们：

1.“基列派”与“邦联派”的矛盾。

前者名称取自《使女的故事》（虽然与其中“基列共和国”的设定略有差别），出于白右传统政治正确的宗教狂热，打算卖肾死保以色列，克鲁兹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后者名称取自《地球Online》北美大区1860年版，出于白右传统政治正确的小政府心态，不想参与需要自己卖肾的世界事务，卡尔森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哥谭派”与“春田派”的矛盾。

前者名称取自《蝙蝠侠》，出于白右传统政治正确的新保守主义，要求维持甚至增加技术移民，以维持大城市供养的高新科技发展潜力，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后者名称取自《辛普森一家》，出于白右传统政治正确的旧保守主义，反对一切新增移民（或至少非基督教白人移民），以维持曾经全美到处可见的那些熟悉的小镇农村生活方式，约瑟夫·埃德洛（“懂王”提名的移民局长）和保罗·戈萨尔（亚利桑那众议员）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3.“撸企鹅派”和“怡情为止派”的矛盾。

前者名称取自特朗普的“解放日”关税令，出于白右传统政治正确的重商主义，认为对包括企鹅岛在内的全世界立即发动关税战是将美国从它们魔掌下解放出来的迫在眉睫的大事，纳瓦罗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后者名称是我瞎编的，出于白右传统政治正确的新自由主义，认为小撸怡情、大撸伤身，不可完全摧毁自由贸易，雁过撸毛、鹅过撸蛋的关税政策会最终“强撸灰飞烟灭”，美国财长贝森特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4.“夜之城派”和“恶土派”的矛盾。

两者的名称均取自《赛博朋克2077》。

前者出于白右传统政治正确的财政保守主义（饿死野兽派），鼓吹卖肾减税（实际上考虑到其堪称疯狂的砍穷人食品券救济的操作，笔者相当怀疑自己用“肾”打比方是不是将其影响弱化了）、不惜赤字飞天的“大漂亮”法案，众议长约翰逊和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后者出于白右传统政治正确的财政保守主义（赤字鹰派），认为政府需要致力偿还国债达到预算平衡，不应再增加已经如此之大的财政亏空，5月否决“大漂亮法案”的安德鲁·克莱德等“自由党团”极右翼共和党众议员、兰德·保罗参议员和马斯克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众议长约翰逊和他的“大漂亮法案”

可以明显地注意到，这四对矛盾的一大共同点在于，双方都认为自己真正捍卫了右派的某种传统政治正确。

相比于我们已经审美疲劳的两党意识形态恶斗，这种共和党内或者说纯粹MAGA圈子内的恶斗（位于民选职位上公开反对MAGA的共和党人早已被“特朗普邪教”的民粹清洗一空）虽然一直存在，但集中在最近一个月里如此井喷般地公开爆发出来，还是很“活久见”的。

MAGA班子内部矛盾的本质

上述四对矛盾的另一个共同特点在于，在每一对矛盾中抛头露面的主要正反方人物都是民选官员或马斯克、克里斯蒂·诺姆这种右翼民粹网红，他们的争斗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表演给自己的支持者看；卡尔森采访克鲁兹的例子把这种表演性展现到了极致。

这说明，这些矛盾的表层起源，在于支撑MAGA精英的白右民粹自身固有的“既要又要”：既要听从上帝驱使除魔卫道，又要不干涉的孤立主义外交；既要重商主义的保护性高关税，又要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既要小政府的减税，又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所需的“爱国主义”军费增长……

表面上，这是“民粹绑架”和“民粹非同质性”之间的矛盾。不同见识的MAGA支持者对现实局势的认知差别极大，形成了萃取分层：MAGA大多正确认识到自己所在阶层相比上代的明显掉落，但往往严重高估自己无法接触到的、“美国整体文明领先世界”的程度。这种不同程度的对“我们全国”的高估，导致了不同程度的具体政策倾向。

例如，那些以为大美利坚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自由贸易是美国在对全世界做慈善的人，就会倾向于无脑支持全面关税；那些以为非法移民都不工作、只白吃福利制造犯罪的人，就会倾向于无脑支持全面驱逐非法移民。事实上，很多MAGA认为非法移民都不工作、只白吃福利制造犯罪，而且还把正经美国人的工作都抢光了——这样的人就更加双倍无脑地支持全面驱逐非法移民了。

而深层一点来看，这种“既要又要”可以很大程度上归结为，既要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优先的美国民族国家，又要某种雄立宇宙间的“右翼版本”的普世信念。

一方面，美国的价值观中其实一直存在一种类似拉美考迪罗时代的“定居者民族主义”情结，只是长期以来的“主流美国”自由主义或者所谓“普世价值”宣传将它们忽略了。这种情节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前，早期白人尤其美东移民把自己已世代耕种一二百年的美洲大陆看作乡土，形成了“故乡（定居点）高于远方中央政府”的认同；这种认同既是美国建国的理念根源，其失控后的极端化版本也是南方独立建国理念的根源（奴隶制只是经济背景）。

在南方被击败之初，统一的美国曾尝试将这种模糊而摇摆不定、但现实存在的“定居者民族主义”以军管方式加以消除，最终只迎来了1873年经济危机和1876年的美国宪政危机，这场几乎引爆二次内战的危机导致了吉姆克劳法的复兴。从1877年起，美国政府实际上通过吉姆克劳法和《排华法案》、配额优先强调欧洲来源和白人血统的移民法等一系列政治手段，对这种“白右民族主义”加以保护。

然而，随着20世纪几个新移民法的实施、民权运动尤其近年进步派势力的崛起，海纳百川吸引全球精英的国籍政策、“星际迷航”式的自由主义乌托邦成为彻底的政治正确。从南方邦联“白人至上建国理想”退而求其次形成的“稳定现有的美国为一白人主体民族国家”诉求被过度压制，最终以社会对一些走火入魔极端白左案例的反感为文化突破口，加上经济问题，形成了今天的MAGA大反弹。

另一方面，美国独立战争的最初共识是什么？答：团结起来解放全北美！

美国建国之初，心态上是颇为将加拿大视作“自己的台湾”的：在1812年战争前夕的美国人看来，他们不是在入侵另一个民族国家，而是在以一场特别军事行动“拯救”被那些（占英国北美殖民地97%人口的）保王派压迫的“爱国者”。

美国今天的激进文化白左尤其进步派，在LGBT、环保和多元平权等议题上有很多扯淡或高度脱离实际的理念，但他们做的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真正进步的：解构和破除了美国白人视角的建国神话。

近年来，以“1619计划”为代表的历史批判运动，包括但不限于华盛顿的樱桃谣言和蓄奴真相、宝嘉康蒂和感恩节等土著历史叙事的土著视角解构重塑、黑人和妇女实际权利的叙事重塑、对基督教的解构等，在美国以各大主流高校的文科院系为中心向外扩散，已经很大程度上成为年轻一代的社会共识。他们的工作让传统宗教保守白右又恨又怕，美国白右针锋相对组建了所谓“1776委员会”，后者在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参与情况下编写了伪史——“1776报告”，以维护传统宗教视角的“白人美国”叙事。

抛开事实不谈，这一叙事方式天然决定了，美国右派必须采取“解放全北美”的宗教普世扩张心态。这种心态与老一辈民主党分子的“自由民主普世价值”心态相通，但与因厌倦美国连年战争等原因成为MAGA的大量普通群众所期望的孤立主义却是本质矛盾的。

海纳百川易，川纳百海难

美国现在正被迫面临一场社会心态大变迁的挑战，这是欧洲、拉美各国数百年前都干过、目前大多已基本完成，而一些非洲、大洋洲国家和东欧前华约国家目前还在进行中的事情：在自己长期引以为豪的某种普世理念发生动摇甚至被破坏时，用民族主义重新塑造出捍卫国家认同的中流砥柱。无论是当年对谷爱凌的恶毒攻击、还是今天对“卷入伊朗”的恐惧，塔克·卡尔森不过是不自觉地扮演了参与这一建构的历史角色。

问题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爱国价值观不是那么容易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

中国古代一直以文明为认同基准，几乎从未产生以民族主义立国的需求。从清朝中后期开始，中国费了近百年，才部分且不完全自觉地将现代民族国家形式建立起来；即使是这一过程，也费尽了艰辛。投资人、观察者网创始人李世默在2013年最受欢迎的TED演讲《中国崛起与“元叙事”的终结》中指出，从共产主义到“中国模式”，中国成功将自己的“元叙事”进行了转型。实际上，这一过程绝不是容易做到的：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极大地助推了亚非拉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但它在本质上是否定民族国家叙事的。

如果你仔细关注过1949-2021年历次国家庆典式的视频可能会注意到，直到改革开放深化到一定程度以前，我国国家大典上奏的国歌是不唱的——在这个时期，庆祝场合也不会有现在经常看到的“国旗海洋”，只有纯红旗的海洋，国旗往往不出现，或者只出现一面。1990年代初之前，没有“国旗护卫队”这种配置，1976年前天安门国旗甚至只是一个北京电力局的老工人兼职管的。

那些年代显然比现在更注重政治仪式感，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正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叙事不是基于民族国家构建的，“笑洒满腔青春血，喜迎全球幸福来”是当时的社会共识公理，而爱国主义只是它的附带推论。

1978年后，党和政府未雨绸缪，在国际共运转入低潮前，开始结合前三十年国家积累的建设成就有意识地大幅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从而改变了以前政治公理化体系的层次。文艺战线经过若干年“战地新歌”昨日黄花后，突然出现和引进了一大批导向鲜明的“爱国主义歌曲”，既有革命色彩浓烈的《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等，也有至今为人熟悉的革命色彩很淡的《我爱你中国》等，还有从香港引进、完全无革命色彩的《我的中国心》等；《国旗法》、《国歌法》纷纷落地，中小学开始严格执行仪式化的升国旗和奏唱国歌制度。

这场运动总体上非常成功，“复兴中华”的旗号被从当时窃据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御用文人手中夺了过来，最终在除港台外的绝大部分领土上建成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人民拥有极高民族自豪感的政治认同，同时仍保留着作为基础的革命价值观。

《我的中国心》一度成为老山前线指战员最喜欢的爱国歌曲，后来在部队传唱中被自发重新填词，演变成了今天著名的、女生军训必被教的军营民谣《军中绿花》

截至目前，凡经历这一过程的大型政治经济体中，新中国是唯一成功的例子。如果排除体量较小的越南，目前只有我国不仅巩固和弘扬了扎根于（而非否定）原本普世叙事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并未像当今俄罗斯那样国家层面乞灵于旧宗教旧法统的情况下重新塑造出了民族信心，甚至已部分找回了对自己过去所持普世理念的集体自信。

俄罗斯的“通三统”目前仍肉眼可见地没有眉目，而美国精英尤其MAGA精英们正在第一次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元叙事”并不特别例外，同样有经历这一转型的可能，然后被困在了转型中“既要又要”的人之常情里。

问题是，对美国来说，将自己建构为一个普通民族国家的预期，不仅与现政权竭力维护美国“世界老大”例外地位的需求背道而驰，而且与长期以来被塑造入美国价值观中的大量普世元素是相矛盾的。

苏联的主体部分在解体后尚能维持为统一的俄罗斯（仍然出现了在乌克兰“‘他们整个’是我们”、还是“只有‘被他们压迫的那部分更像我们的人’（东乌俄族）是我们”这种显然俄国人自己没有想清楚、导致战略进退失据的问题）；而美国右翼这种无意识的自发建构能否成功、美国能否被他们平稳扭转成一个完整和自我认知相对稳定的拉美式民族国家，只有他们的上帝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