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从来不吸烟的人会罹患肺癌？为什么这种不吸烟的肺癌患者，在亚洲人群中尤为常见？这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林彦峰一直研究的课题。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乃至全世界范围内，这都是一个冷门的研究，直到2024年，作为一位不吸烟的亚裔，林彦峰本人确诊肺癌四期，这个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课题终于被越来越多人看到。

亚裔，终生从未吸烟，肺癌四期患者

如果没有咳嗽的话，林彦峰不会那么渴望上新闻。他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在这个岗位上干了20多年，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爱出风头。正是因为他不会推销自己，虽然他待学生很好，做研究也很认真，每年的选课季都是他的头疼事。他相信自己的研究课题非常重要，但它并不那么受欢迎，一直以来他最大的噩梦就是辛辛苦苦开了课，面前却大多是空座。

他一直没有想明白，为什么大家对他研究的课题不感兴趣。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所有人都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从来不吸烟的人会罹患肺癌？为什么这种不吸烟的肺癌患者，在亚洲人群中尤为常见？

他想过很多办法让人们对这个话题感兴趣。6年前，他和同事在斯坦福大学创立了亚裔健康研究和教育中心（Center for Asian Health Research and Education），他们的研究重点之一就是亚洲不吸烟人群的肺癌。来参加讲座的人总是很少，其中一个研究者说，可能因为「这是上不了头版的新闻」。

大约从去年春天开始，林彦峰开始咳嗽。一开始，他觉得自己得了季节性过敏。斯坦福医学院外面有一大片树林和花丛，他已经有过好几年的花粉过敏症状了。他吃了抗过敏药，可没有用，他的咳嗽依然严重，有时候严重到他的同事保罗·福特（Paul Ford）在走廊另一头仅凭咳嗽就能认出他来。

福特也是林彦峰的初级保健医生，两个人的办公座位也离得很近。福特询问他的咳嗽是否有痰、是否有疼痛。林彦峰形容这个咳嗽更像是清嗓子的干咳，并不疼。考虑到林彦峰有过很长时间的花粉过敏史，又已经排除了新冠感染，他们的判断是上呼吸道感染。福特给他开了消炎药，并配合缓解咳嗽的雾化治疗。

然而，咳嗽仍没有缓解。持续超过两个月之后，林彦峰开始担心了。他发现自己晚上睡觉变得困难，食欲也变了。平时他最喜欢吃牛肉，可妻子为他特意准备了炖牛肉，他突然吃不下去了。这些身体变化触发了一个医生的警觉，一定有什么不对劲。

那时候，福特也开始担心了。按照一般治疗经验，咳嗽两周内考虑感染，两周到两个月之间可能是感染后的自限性反应，但一旦咳嗽持续两个月以上，问题就棘手了。现在林彦峰的症状排除了过敏，排除了新冠，排除了新冠后遗症，排除了感染后咳嗽，也排除了慢性咳嗽，鉴别诊断里只剩下更严重的可能性了。

这时到了关键决策点，肺癌。由于吸烟史是肺癌最重要的高危因素，诊断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吸烟」，但因为林彦峰从未吸烟，这个选项在问诊环节早早被排除掉了。「我知道癌症也在排查清单上，但一开始，我们都没有考虑这件事。」福特说。即便一直在做亚裔非吸烟群体的肺癌研究，但当具体的症状出现时，身份变成患者的林彦峰也会和大多数人一样，否认、怀疑医生和检查结果，想尽办法证明自己得的不是癌症。

他的整个诊疗过程基本都遵循了医学标准，并没有出现明确的差错。但他也忽略了自己的亚洲人基因。林彦峰在美国田纳西出生、长大，是几乎不会讲中文的美国人，但林彦峰的父母上世纪60年代从中国台湾移民到美国。疾病在不同种族间的发病机率有所不同，比如林彦峰所研究的肺癌，在不吸烟东亚人群中所呈现的发病率是白人群体的两倍，这个现象至今无法完全解释。

林彦峰说，那时候偶尔一闪而过的最坏念头是，会不会是胃癌？他的胃食管反流有点严重，而胃癌在亚洲人群中的患病率相当高。他也一度担心过结肠癌，这也是一种在亚洲人群中高发的疾病。但他很快安慰自己，他每年定期体检，健康管理都认真遵循了现有的医学指南。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自己没有显著的癌症症状，没有体重下降，也没有疲劳，他连发热都没有，那时候他宽解自己，情况不会那么糟。

福特在为林彦峰听诊的时候，在上气道听到了高音调喘鸣音，这提示了部分气道阻塞，福特给林彦峰开了肺部检查。在美国，胸部CT不属于常规体检项目，检查费用也高达近千美金，医生只在非常必要的情况才会开。所以一开始，林彦峰拍的是胸部X光片，结果看到肺部出现一大片白色区域，这可能是某种感染，但也可能意味着肿瘤。发现这些证据后，福特立即给他开了胸部CT。

正是因为他研究肺癌，他知道不吸烟群体也应该早期筛查，但现有的医学知识对这方面的研究非常有限，他只能自己摸索着推测——他知道父母都没有肺癌史，他一辈子连一根烟都没抽过，按照现有的医学标准，他不属于高危人群。他看研究报告的时候发现，在台湾地区，针对不吸烟人群的肺癌筛查试验选取的年龄段是55岁到75岁之间，最终大约2%不吸烟的人筛查出了肺癌。这是他所看过的针对不吸烟人群肺癌最前沿、最完整的研究，所以他按照这个试验给自己估摸了一个首次筛查时间，50岁。

胸部CT结果出来以后，他看到上面有很多橘色记号笔圈起来的地方。上学的时候，他们每次考试偷懒，就透过光去看CT影像上哪里有橘色圈，哪里就是影像科医生标注的有问题的地方。他看到了一个8厘米大的阴影，「我知道这是大问题了，但我依然在告诉自己，这不可能是癌症。我想它要么是某种罕见的感染，要么是医学影像误诊」。

为了明确诊断，他很快做了支气管镜下的活检，也做了脑部MRI和PET-CT。他的妻子本来那周出差，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告诉了妻子，她最好能留下来陪他一起等这次的报告结果。3天后，病理结果出来了，他被诊断为非小细胞肺腺癌，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已经出现了肝转移、骨转移和脑转移，有的肿块甚至能直接在皮下摸到，他已进入肺癌四期。

图源Bryant Lin

最让他震惊的是自己的脑部MRI结果。「我见过很多病人的转移病灶，但是我的影像上有50个，50个！50个也太多了！看到MRI让我一下子丧气了，这和我之前想过最坏的结果都完全不一样。」他说。

另一个让他难受的事实是，他只差一个月就50岁了，按照他所理解的肺癌研究数据，像他这样没有家族史的人在50岁首次筛查绰绰有余。然而直到确诊后，林彦峰才知道，他的叔叔曾发现过肺癌，由于尚属早期，经手术后实现完全切除，术后一直未复发。也就是说，他是有家族史的，只是他不知道。

他活在了自己在讲座上曾经说过很多遍的那个警示里：一个人在癌症面前第一反应总是选择逃避，即便是最熟悉这种癌症、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也不例外。这是人性。

他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不吸烟肺癌的棘手处境。肺癌是全世界死亡率最高的第一大癌，也是发病率最高的第一大癌，正是这个第一大癌中有一个更为致命的隐形杀手——不吸烟者肺癌。绝大部分肺癌研究是基于吸烟者的研究，人们知道它的发病高危因素，也逐步摸索出了针对吸烟者的健康指南，指导他们在不同年龄段进行肺部检查和早期干预，但是，这一切对不吸烟的人群来说是一个盲区，专门针对不吸烟者的肺癌研究要少得多，也没有针对这一群体的健康提醒。不吸烟群体很容易忽略肺癌风险，尤其考虑到肺癌在亚洲人群中的高发，一个不吸烟的亚洲人很容易延误就诊，大部分确诊时已是晚期。

他的确诊经历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有足够科学的筛查指南，发现早期肺癌后可以实现长期生存，甚至临床治愈。而按照现在的医学水平，一旦延迟就诊，当肺癌发展到四期，5年生存率仅为9%。

他开始重新为自己写病历：男，49岁，亚裔，肺癌家族史，终生从未吸烟，肺癌四期患者。

课堂上的林彦峰图源Todd Holland-Stanford Medicine

「我成为了我自己研究的典型案例」

林彦峰的基因检测结果显示有EGFR突变，这也是在不吸烟亚洲人群中常见的突变。EGFR是非小细胞肺癌（NSCLC）最主要的驱动基因，在西方人群中的突变率只有10%左右，但在东亚人群中的突变率高达40%到50%。在针对EGFR基因突变的靶向药出现之前，传统治疗只能实现10个月左右的生存时间，但应用靶向治疗后，生存期有望延长到三年或更长。很多研究者在积极研究EGFR突变的治疗前景。

开始化疗前，林彦峰还读到了去年进行的EGFR突变治疗的最新研究结果——临床试验证明，化疗期间联合使用口服靶向药，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和自己的主治医生讨论后，他们决定选择这种方式。林彦峰现在每三周接受一次化疗，同时每天口服针对EGFR突变的靶向药奥希替尼（Osimertinib）。

镜头另一端的林彦峰看起来非常累。与《人物》的访谈时间是林彦峰特意选的，是他那一周期化疗的第二周。他已经接受了一整年的化疗，对自己的身体恢复很有经验。他知道自己化疗后第一周通常没法聊天，他需要含冰块缓解口苦，每一天还会有新的难受，恶心、呕吐、疼痛，他得把一日三餐拆分成频繁的少餐多食，趁着恶心稍有缓解，赶紧把吃的吞下去。

日子到了第二周就会好得多，好到有时候他会忘记自己是癌症病人，有次到了教室快上课了才想起来，自己忘记先去抽血。但访谈那天，他一上线就无奈地摇头，这次他失算了，没想到口腔溃疡这么严重，整整一周都没有好，他用了止痛药才能继续聊天。

讲了一会儿自己的口腔溃疡后，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即便一说话就磨得很疼，他还是在那天排了密密麻麻的工作时间表。就在我们的访谈开始前，他刚跟另一个医疗机构的人喝了咖啡，讨论如何让更多人关注亚裔肺癌，帮他们争取更多临床试验。

林彦峰现在的工作节奏跟生病之前几乎没有区别。他还是照常每周出诊，一周上4天课，照常参加研究中心的各种会议。唯一的区别是，为了避免感染，他减少了去诊室的次数，他在步入式衣柜里搭了个小桌子，把电脑、书和医学资料都搬了进去，衣帽间变成了他的办公室。过去他在线下见自己的病人，现在他在衣帽间里读书、看论文、线上面诊。

刚确诊的时候，林彦峰觉得自己的生活要有所改变，其中一个决心是，他要学会说「不」。「我每天早上醒过来都在想这件事，今天我要如何度过，我知道我只有有限的时间了，我必须对一些事说不。一开始，我在说『不』这件事上做得不错，一口回绝了很多事。」林彦峰说着笑了起来。「很不幸的是，现在又都回来了。我现在的处境容易让人关注肺癌，一想到我的分享也许能帮到其他人，我就又答应了。」

他说，他有很多想要分享的经验。他做了20多年医生，给很多癌症病人开过药，直到成为病人后才意识到，真实的治疗过程有很多从未想到的细节问题。这是一种他从未想过的生活方式，尽管研究了20年肺癌，他也需要一点点学习如何成为一名肺癌病人。

第一个冲击是一种叫做昂丹司琼（Zofran）的药。这是一种强效止吐药，常见于治疗化疗、放疗等癌症治疗之后的恶心呕吐。他当医生的时候给很多人开过很多次，有的病人在治疗期间全程都在吃。因为这种药需要比较高的开药权限，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癌症病人才能每次开出6粒药。可是当他自己服用的时候，他才注意到，这种药会带来严重的便秘。「我才意识到，我给他们开过那么多次这个药，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

这是他第一次理解到癌症病人的苦衷——治肿瘤的化疗带来了呕吐，治呕吐的药又带来便秘，如果再吃治便秘的药，可能又会有新的难受，这构成了无限死循环。癌症是一种异常复杂的生存状态，大部分时候医生只顾得上肿瘤治疗，剩下的那些难处，没有人帮他们想办法。癌症病人只能接受这种始终不得安宁的生存状态，不再跟医生寻求帮助。可是林彦峰知道，医学一定还有办法。

图源剧集《疼痛难免》

就在那间衣帽间里，他开始筹备一门新的课。他想继续推进他的研究课题，这一次他决定拿自己做案例，讲述一个不吸烟的人罹患肺癌的真实经历。他给这门课取名为「从诊断到对话：一个医生和癌症的实时战斗」（From Diagnosis to Dialogue: A Doctor’s Real-Time Battle with Cancer）。

这是一个病人的决心。这次他比以往更渴望人们能听到他说的话，他想让更多人知道不吸烟群体的肺癌，也想让更多人看到亲历癌症整个过程中的真实感受。他最大的愿望是有更多医生参与到不吸烟的亚洲肺癌患者的研究中，推动关于这个群体的医学进步。正是因为他生病了，他想要让更多人规避他所遭遇的困境。

新课程准备上线的时候，他最大的担心依然是——没人选课。他花了好大功夫找经费准备了食物，宣布来上这门课的学生都可以吃到免费午餐，以此吸引学生选课。助教找来了校园媒体的记者，写了一篇报道在学校里宣传这门课。那是他第一次对外公开病情，讲自己为什么想要开这门课，讲一个医生打算怎么讲述自己所罹患的肺癌。

这个新闻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他的故事出现在了美国各大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来自中国、韩国、西班牙的媒体纷纷联络他。那时候几乎所有的采访申请他都答应。他显然没有站在聚光灯下的经验，还是穿着上课时的衬衫，坐在自己的衣帽间里，对提问者有问必答。

一个癌症病人出现在了全世界的新闻视野里，这让他一下子出了名。他因此得到过来自陌生人的鼓励，但也会偶尔暴露在语言伤害中。在一档电视节目里，镜头外的声音丢给他非常冷酷的问题，「你是一个研究不吸烟者肺癌的医生，你竟然得了你所研究的那种肺癌，这是不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他没有生气，也没有反驳，还在认真回答，「是的，你说得没错，这是挺讽刺的，我成为了我自己研究的典型案例。」

自从他公开了自己的病情后，他的邮箱里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他收到了很多肺癌患者的信，跟他分享自己治疗肺癌的经历，但还有很多人罹患的是完全不同的癌症，也写信给他，他们感谢林彦峰说出了自己的故事，让更多人对癌症有了新的认知。

「一开始我觉得，这是我的故事，谁会关心呢？怎么会有人在乎我经历了什么呢？但让我意外的是，它们竟然能触动他人。读到这些信，我感到很感动，有一封很触动我的信，她说她看到这些分享后哭了出来，而那是她的父亲癌症去世后她第一次哭。我感觉我和许多陌生人产生了一种更深层的共鸣。」林彦峰告诉《人物》。「我想这么多人关心的并不只是一门具体的医学院课程，而是一种活法，一个人如何在癌症里活下来，如何和死亡相处。很多人问过我的问题是，你都得癌症了，检查数据那么不好，你为什么还总是笑？我猜想这才是人们对我真正的好奇之处，大家想要探索一些方法，如何在有限的余生获得快乐。」

他说，一开始他只是想要让斯坦福大学的医学生在新学期选修这门课，将来做一个能理解病人的医生，现在，他想要让不吸烟人群的肺癌故事继续上新闻，他想要让更多人记住肺癌背后最容易忽略的真相——一个从不吸烟的人也会得肺癌，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探索新的方法，推动医学的进步，尽各自的力量让他的故事不再发生。

图源剧集《疼痛难免》

沉默的生命危机

林彦峰筹备的新课程第一节就是肺癌诊断，这个主题也贯穿了整个课程——到底什么是不吸烟者的肺癌？

我听完了林彦峰的十堂课程，也阅读了与之相关的论文，全程最大感受是，这是一个藏在巨大喧嚣里的沉默危机。尽管全世界每年都在不断开展肺癌研究，但其中大部分是基于吸烟者的、白人群体的研究。查阅肺癌相关峰会论文的时候也会看到，由于全球控烟行动，肺癌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发生率都在下降，这也让林彦峰的研究面临了更大的困境——所有人都感觉到肺癌正在得到有效控制，然而，不吸烟者的肺癌发生率却在持续上升，特别是在亚裔群体中——在全球范围内，不吸烟肺癌患者数量占总肺癌患者的比例高达30%，也就是说，有1/3的人罹患肺癌之前并没有吸过烟。

两类患者的疾病画像也完全不同。吸烟者的肺癌发生中位年龄是70岁，大部分人对于一个肺癌患者的预想是一个老年男性，抽了一辈子烟。但不吸烟群体发病年龄非常早，很多患者在50岁之前就查出，还有的患者仅仅20多岁，而且以女性居多。

这种不吸烟者肺癌给亚洲人带来了沉默的生命危机。世界上其他族群的第一死因都是心血管疾病，只有亚洲人例外。亚洲人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第一死因是癌症的族群，而癌症第一大病种，就是肺癌。在2020年的全球癌症死因统计表上，排名第一的死因是吸烟者肺癌，而排名第五的就是不吸烟者肺癌。

但直到今天，人类对不吸烟者肺癌的理解依然都是谜。为什么不吸烟者肺癌中，亚洲人的发病率那么高？尤其是亚洲女性，为什么她们会罹患肺癌？没有人知道答案。

一种广泛的猜测是空气。虽然女性没有主动吸入烟草，但如果她所在的区域密布着吸烟者，空气中始终有无法挥散的二手烟，以及附着在窗帘、衣服、家具等物品上，长期释放的三手烟，一个不吸烟的女性的呼吸环境是接近吸烟者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部分地区，医生在问诊时会详尽询问伴侣及家人的吸烟史、吸烟频率，因为在部分研究者看来，长期高强度的二手烟暴露史在临床诊断中可以视同吸烟史。

图源视觉中国

与之相同的还有烹饪中产生的油烟，以及空气污染。调查结果证明，长期接触森林火灾的人群也有高于基准线的肺癌发病率。不吸烟者的高危因素中还有一项，辐射。这提示了人们应该检查居住空间是否长期存在着放射性金属，但这同时催生了一个新问题，到底哪些才是对不吸烟者最关键的危险因素？医学指南应该如何指导他们的防护？

所有的这一切问题都需要答案，这亟需研究者研究，但问题在于，这是一个不被看到的研究领域。林彦峰在一次视频讲座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让参加学术讲座的人猜一猜，针对亚裔群体的医学研究占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全部经费的比例是多少？答案五花八门，正确答案是0.17%。请注意，这指的是针对亚裔群体所有疾病研究经费，而肺癌只是里面更小的一个数字。

也就是说，现在全球关于肺癌的最前沿研究，主要是针对吸烟者的，尤其是白人群体的研究。这种研究偏差会导致一个可怕的忽略，虽然得了同一种病，治疗结局却会完全不同。

这也正是林彦峰自己的经历。他原本在麻省理工大学读计算机，毕业后进入咨询公司，但他发现自己其实对人更感兴趣，于是从医学院重新开始，成为了一名临床医生。由于他的病人很多都是亚裔，林彦峰很早就察觉到疾病在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他曾经接诊过一位来自台湾地区的痛风患者，给他开了一种在美国很常见的治疗痛风的药，但因为这种药没有针对亚裔使用的提醒，病人使用后出现严重的皮疹，不得不入院治疗。他为此感到愧疚，也从此开始关注亚裔群体的健康研究。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针对亚洲人的疾病研究难点很多时候并不只是医学，还有很多文化问题。胸外科医生杰弗瑞·瓦罗塔（Jeffrey Velotta）在林彦峰的课堂上分享了他的门诊经历，他发现来就诊的不吸烟肺癌患者，尤其是女性，通常是有症状的，而且症状持续了很久。他问过这些病人为什么不来更早就诊，结果她们的答案常常是一样的，「我要照顾家人」。杰弗瑞·瓦罗塔是第四代美国移民，不能理解这种东亚女性的文化处境，为什么她们明明感到非常不舒服，却只想治疗咳嗽，「给我开点治咳嗽的药就行了」，明明知道可能自己是高危人群，却始终不愿意做肺癌筛查。他主持过一项针对亚裔女性的肺癌调查，问卷拒绝率高达50%，很多人听到研究意图后的回复是，「我不想知道」。

这导致亚洲人的肺癌诊断常出现延误，尤其是不吸烟者，他们发现肺癌时要么是太迟了，要么是一个意外。课程中唯一一个在美国发现早期肺癌的案例是这样的，一个病人因为吃鱼卡到了鱼刺，为了检查鱼刺位置做了CT，结果发现了早期肺癌，通过手术实现了完全切除。但这个案例的前提是，这位病人本身就是放射科医生，否则在美国更常见的状况是拍X片检查鱼刺，那样很容易出现早期肺癌的漏诊。

这一切研究的混乱困境构成了肺癌研究的艰难——难以早期发现，难以有计划地筛查，难以尽早开启治疗，后续研究又面临重重阻碍。这些混沌又反过来影响了临床医生的判断，有时候反对甚至来自医生群体，在学术会议上，医生同行反对针对亚裔的肺癌早期筛查，认为这会带来过度诊疗。

访谈中，我们谈到了这个现实问题——肺癌筛查在不同国家所遭遇的困境完全不一样。

林彦峰在美国医疗体系中所面对的是忽视，他说起了他的难题，有时候他在诊室遇到的病人完全符合研究模型：亚裔、从不吸烟、有家族史，但他没办法劝说病人自掏腰包去做一个昂贵的CT，再加上普通人对于癌症的抵触心理，常常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离开，依然对不吸烟肺癌的风险视而不见，「肺癌筛查本就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即便在吸烟群体中，只有20%的人清楚了解自己需要接受筛查，更不要说不吸烟群体了。」林彦峰说。

在中国，对肺癌的忽视同样存在，但另一个极端也同样突出——CT的易得性。林彦峰说，「我们需要让人们意识到肺癌筛查的重要性，又需要提防过度筛查的危害，因为不必要的CT会带来不必要的辐射暴露，也会让人产生不必要的恐慌。它需要寻找一个平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针对这一群体的研究，让真实数据指导我们的医学认知，哪些检查是必要的，哪些医学指导意见是合理的。」

图源视觉中国

另一些盲点

从林彦峰新课程的第二堂课开始，另一些平时不太会出现在医学院里的主题也陆陆续续出现了。它们是另一些医学的盲点。

林彦峰复盘了自己的治疗过程。从他开始咳嗽到第一次治疗，中间一共花了40天左右，而他发现一个普通人同样的流程花掉的中位数时间是259天。他把这个问题列为其中一堂课的教学主题，还请来了专门研究相关政策制度的人参与讨论，延误病人治疗的因素有哪些？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他还有一堂课专门讲解癌症病人的营养。上课之前，林彦峰把他的妻子买回家的书摆成了一排，标题都跟「癌症饮食」有关，其中一本书名非常直白，「如何吃才死不了」。这是一个癌症病人和家属获取营养知识的主要途径，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准确的错误，更多现实问题书也根本解决不了。

一个最常见的状况是，癌症病人通常在放化疗后出现味觉改变，恶心症状也会加重，所以明明是平时很喜欢吃的食物，现在吃不下去，明明一分钟前还感到饿，闻到饭的味道后突然恶心到一口也吃不下去了。负责做饭的家属很挫败，吃不下饭的病人也很挫败，这样的困境在许许多多癌症病人家庭中都出现过，但几乎从来没有医生仔细讲解过该怎么办。

林彦峰把自己的营养师凯特·多内兰（Kate Donelan）邀请到课堂上，教那些将来要成为医生的学生如何去面对。她非常耐心地解释，病人在化疗后出现口味改变是非常常见的现象，他们会感到咸的味道更咸，苦的味道更苦，这导致他们很容易无法再吃下曾经喜欢的食物，与此同时还很容易出现口干、恶心、吞咽困难、灼烧感、胃绞痛、便秘、腹泻，这会让他们很容易营养不良，而这对治疗的风险不亚于药物耐药。

这位营养师在课堂上列出了许多常见的误解，跟学生们讲，如果以后成为了医生，请纠正你的病人：你并不是因为爱吃糖才得了癌症，你也不会因为吃一些所谓的「健康食物」就能治愈癌症，有机食物并不意味着抗癌，还有一条也很重要，医学不是冷冰冰的军事管理。「一个很大的误区是，一个人得了癌症后，必须要吃得非常健康，再也不能吃所谓的坏食物。可是治疗中总会偶尔有那么一天，你的心情不好，你非常沮丧，此时此刻只想吃一个甜甜圈，喝一杯奶昔。如果是我的病人，我会告诉他，如果你今天特别想吃一些甜甜的东西，那就吃吧，只要你今天吃了足够的蛋白质，维持了足够的营养，没关系的，你可以让自己放松一天。」多内兰说。

在一堂课上，林彦峰还播放两部电影的片段。它们都在讲述患有绝症的病人即将死亡，一部是日本电影，两个人的聊天全是好听的话，全程不讲死亡这个话题，也不说真话，另一部是英国电影，他们一直在谈论死亡，但是全程没有提到「癌症」这个词。林彦峰抛出了那堂课的主题：当你的病人病情严重，可能时日无多，作为医生应当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病人？和病人讨论死亡的时候，医生可以使用哪些词汇？可以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跟病人讨论这件事？

那天的课程嘉宾彼得·庞贝（Peter Pompei）分享了自己经常用的方法。他会在告诉病人坏消息之前，先使用问句，比如「我想要跟你讲讲你的病情，这样可以吗？」他说问句可以给病人一个缓冲的时间，让他自己选，他也许会立刻拒绝，「不，请不要告诉我，我现在不想听到」，他也可能做好了准备，「好的，我也想说这句话」，或者他想换一个时间面对，「我想带我的家人一起来听」。这是庞贝的方法，「无论你要说的是什么，聆听对方是最重要的」。

这也是医学院里没人教的话题，但在实际治疗中，病人最需要。「作为医生需要判断病人是否真的听懂了，还是他们只听懂了他们想听懂的那部分。」林彦峰说。「肺癌四期的五年生存率只有9%，我的大脑记住了这个数字，但这不代表我不能抱着希望地活下去。这的确很难，但我们总可以找到办法。」

这些都是林彦峰之前从未想过的话题。他说，生病之前他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一直相信医学是用药物或是手术给人治疗。「作为医生我一直不相信治疗有别的方法。但我生病后，当我听到我的朋友为我祈祷，还有很多陌生人为我祷告，我意外地发现，它的确让我感到舒缓和安慰。」林彦峰说，他想要给未来的医生们展示，医学的本质是对人的关心，关心也是一种治疗。

图源剧集《机智的医生生活》

越来越多从不会出现在医学课堂上的人来到了林彦峰的课堂。其中一堂课邀请了信仰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信仰者，请他们分享在各自宗教文化里如何理解死亡。还有一堂课请来了几位癌症病人家属，包括林彦峰的妻子，他们各自分享自己作为照护者遇到的困境，以及自己的应对办法。

事实上，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何安慰一个癌症患者。课堂上一个家属分享了他陪伴女儿化疗的经历，他总会对女儿说三句话，「你不是孤身一人，你也不会独自面对这一切」，「你会拥有我们能想到的最好的治疗」，「不管今天的感觉多糟糕，我们一起等到明天试试看，明天会不一样」。

课上有位罹患癌症的医生分享说，癌症并不只是诊断、治疗，而是「如何在癌症带来的持续不断的疲劳中活下去」。另一位医生提到了自己的改变，他曾经认为所有的医学沟通都应当直话直说，这样对病人最有效，但他自己罹患癌症后才意识到，对于晚期癌症病人来说，让他们感受到希望，同样是一种治疗。

大部分医生以为治疗是在诊室里发生的，但一个病人所面对大量的生活日常，也是癌症治疗的战场。林彦峰有一个比喻，有次上课时火警突然响起来，台上的教授一边听警报，一边勉强着完成讲课，这一幕让他想到了自己，癌症就像是一个不断闪烁的警报，明明生命里有一场巨大的火灾，但你知道火没办法完全扑灭，只能一边忍受火警的响声，一边想办法把事做完，像没有警报一样活着。这种生活是需要技巧的，也需要大家一起想办法共同度过。

这门课的最后一节课，林彦峰准备了一小段结课致词。站在学生面前，他先讲起了这段话的灵感，来自他很喜欢的美国棒球运动员卢·格里希（Lou Gehrig）。他因为罹患渐冻症（ALS）决定退出比赛，这种疾病后来也被命名为卢伽雷氏病。1939年7月4日，格里希在自己的退役仪式上发表了「地球上最幸运的人」的演说，里面提到了他的病，但更多是他所记住的祝福。林彦峰拿出来一份自己写的讲稿，笑着朝课堂里的人挥了挥，下面是他的版本的「地球上最幸运的人」演讲——

「在过去3个月里，你们都听说了我的坏消息，但我直到今天依然相信，我是地球上最幸运的人。我在斯坦福的快20年时间里，收到的都是善意和鼓励，它们来自我的病人，也来自我的学生和同事。看看这些了不起的人，我在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都是与他们息息相关。我当然是幸运的人，朋友们为我花时间拍摄纪录片，这不就是幸运吗？我有两个健康开朗的孩子，每天都为家里创造新的快乐和笑声，这不就是幸福吗？还有志愿成为这堂课的助教们……还有亚裔健康研究和教育中心的同事们……当学生们为你祈祷平安，病人们寄给你充满希望的信，多年不见的朋友专门做了吃的来慰问你，愿意帮你接送孩子，这都是了不起的事。你的父母用尽毕生心血帮你实现了读医梦想，你的妻子勇敢、坚强到超出想象，这都是最大的幸运。最后我想说，我可能遭遇了不幸，但我还拥有着更多幸福，值得我为之活下去。」

说到最后，他的声音开始颤抖，眼泪跟着一起掉下来。「谢谢大家。这是我的荣幸。」

林彦峰和妻子孩子在一起图源Bryant Lin

改变

这套新的课程让林彦峰有机会跟很多人坐下来谈论死亡，也让他接触到了更多思考癌症问题的人，还有他依然在源源不断收到的新邮件。这些让他在课程结束后，依然源源不断冒出来新的想法。

其中一个小小的修正是，课程中他们讨论过如何让病人摄入营养，当时营养师提出的一个技巧是「吃有回忆的食物」，可能是小时候妈妈做的菜，也可能是对自己有特殊意义的食物。这些美好回忆有助于病人把饭吃下去，但林彦峰发现，有时候这件事也行不通。比如他最喜欢的食物是水饺，从小到大跟爸爸妈妈一起包水饺都是他最美好的回忆，但真到了吃不下去的时候，他不希望在自己最难受的时候看到水饺，毁掉珍贵的回忆。

类似这样的发现，他已经没法放进课程里了。林彦峰说，这门课他以后不会再开了，今年夏天他打算趁着学术假期写一本书，把这些更新的发现写在书里。「我想要在书里写的主题是，一个人是如何与死亡共存。我想写的不只是怎么和不同症状相处，如何缓解它们，我还想要写更多深入内心的话题，如何确定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如何去拥有希望，怎么获得帮助，又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我想写的不只是我的故事，我也想要跟更多人谈论这个话题，听听他们的想法，把他们的故事也记录下来。」他说。

林彦峰说，有的时候他也会生气，「我从来不抽烟，吸烟才是肺癌的第一死因，为什么我会得肺癌呢？」他并不总能保持微笑，想到家里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很多时候悲伤也会突然到来。他也要花时间安顿自己，回过神来的时候，他会笑话自己，「我真的是把创伤后的心理过程全都走了一遍，好在我的波动不大，我会更快回到理性里」。

导演王颖在纪录片里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其中一段是林彦峰的自拍，一开始是颓废的眼睛，「我刚刚有点为自己难过，出去散步，但是当我回来，我听到了这个……」他在镜头里小心翼翼地转过镜头，躲在楼梯旁边，背景音是他的两个儿子在合奏圣桑的《天鹅》。他的眼睛还红着，但是他开始有了笑容，脸上的绝望慢慢地变成幸福。

在王颖的记录里，林彦峰在职业作家的帮助下，准备写一封留给孩子们的信。作家问他希望留下的经验是什么，他说到了感恩和好奇心，又想了一会儿，说起了「缘」。他希望孩子们能接纳生活的种种偶然，人生是没办法规划出来的，人是在不断变化中抓住机会、带来改变的。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2025年毕业典礼上，林彦峰作为演讲嘉宾致辞。他上台后一下子笑了起来，「我能过上这么高质量的无进展生存期，全都是临床治疗，还有医学研究的功劳……我全身都有癌细胞，但我现在感觉很好——请记住，是医学研究的进步让我能站在这里。回到我从医学院毕业的2002年，如果一个病人肺癌全身转移，光脑部病灶就有50个，你跟我说他能站在台上大声演讲，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说不定我还会纠正你，『没门，那人一年之内就会死了』。」

台下响起了掌声，他看着即将毕业的医学生说，「这就是医学研究的意义。当科研经费缩减的时候，想想你的病人，想想像我这样的人。如果这个时代的科学研究衰落，科学家减少，我将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

他给每个毕业生的座位上准备了一个小本子，让他们写下自己的名字，同时记下自己对毕业生的三个期望，好奇心、想象力和善良。讲到最后一点的时候，他提到了自己的妈妈。

「我的妈妈患有重度失智症，她已经认不出身边绝大多数的人，包括我的父亲，陪伴了她57年的丈夫……尽管她的记忆在消失，但直到今天，她依然记得待人和和气气，我希望你们永远记得面对他人的善意，就像我的妈妈那样。」林彦峰说，「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好奇心，不要忘记想象力，不要忘记待人善良。此刻的世界有太多事情正在发生，太多的恶意，太容易忘记这些事。」

林彦峰一家和妈妈（前排中）的合影图源Steve Fisch-Stanford Medicine

在课堂上，他给学生安排了一项练习，每天写出「三件美好小事」。和《人物》的访谈中，这也是他最开心的时刻。他讲起很多小事，生病时哥哥从田纳西飞来看他，姐姐陪着他住院陪诊，还有昨天他和两个儿子一起去看了棒球比赛。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看过现场比赛了，恰好那天的天气很棒，他们跟赛场里四万名观众一起喊加油。他记住了棒球场的天空，手里的零食，赛场正在跑垒的运动员，坐在旁边呐喊的孩子们，「过去我去看棒球，比赛总是很无聊，但昨天我觉得非常棒，一切都很精彩」。

还有昙花。小时候他就喜欢上了这种花，因为一年只开一次，他会为此熬夜不睡觉，盯着等它开花的瞬间。去年他生病后养了一株新的昙花，发现他的孩子们也对它好奇，熬夜守着它开花。

「我正在进行化疗，我知道接下来会面对什么。我现在在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我清楚地知道，癌细胞并不是消失了，它只是不再进展，暂时得到了抑制，这是好事。但我也知道，这个无进展生存期不可能一直持续。我期盼着这一天不会那么快到来，但它究竟会什么时候到来，我不知道。我的哥哥前几周飞来看望我和姐姐，我很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时间。也许正是因为我知道我在经历什么，我每一天都感恩自己还有机会活着，还能经历这一切。」

他保留了自己的空药瓶。每个瓶子上都标着序号，第一瓶、第二瓶、第三瓶，一路排下去。「我每次去药房取药的时候，都很开心，这说明这种药对我还有效，我还没有耐药。我为此感到开心。」

如果不是因为这场绵延至今的咳嗽，如果不是它背后一系列故事，他还是希望过低调的生活，回到自己的小世界里。他给自己的定义是「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他真正在乎的都是日常生活——咖啡杯里飘出来的香味，剩菜加热后脆脆的口感，早上出门前看到儿子在打乒乓球……如果可以选的话，他更愿意把有限的时间全都留给家人。

然而直到现在，他还在工作，他想一直工作到完全没办法为止。他想要让更多人知道不吸烟人群的肺癌，尤其是亚洲人群，应当尽早做筛查。这些是他用生命换来的经验，也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想让人记住的一句话。

我们的访谈时间即将到了，事实上，林彦峰还有很多想说的话，那个「美好小事」清单，他能一直讲下去——和人约见面，对方迟到了十分钟，他端详了院子里的小喷泉，阳光洒在水上的亮光。对了，还有校车，最近一次在校园里走，他发现斯坦福换了新的校车，每个边角都圆圆的，觉得很可爱，站在太阳底下着迷地看了好一会儿……

访谈就在这里结束了。他的下一个安排是学术讨论会，主题依然是不吸烟群体的肺癌研究。他又要回到癌症研究里面去了，这是他的职业，或许也是他活着的信念——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美好是希望，而能够延续希望的最重要的事之一，就是医学的进步。

图源Todd Holland-Stanford Medic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