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6月10日），这种粗粝感终于扑到了调查记者身上。

一篇题为《被刑讯逼供致死者刘东林案后续：帮助家属的人被指居、记者被传唤、律师被调查》的公开信在网上流传。

写信人叫刘安忠，一位74岁的四川农民。

他另一个身份，是六年前在石家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离奇死亡的刘东林之父。

这封信是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勇检察长的，但字里行间，更像是一份写给所有人的求救书和绝望书。

信里说，就在昨天（6月10日）：

一位《北京青年报》的著名调查记者，被石家庄警方传唤。

他只来得及匆匆给同伴发了条信息，随后便音讯全无：

彻底失联。

刘安忠在信中称，这位记者之所以“进去”，是因为他曾因履行公务采访过刘家，但报道最终因：

河北官方力量的干预，没有发出来。

一篇没能发出来的报道，最终把记者自己送进了本该被报道揭露的地方。

这大概是2025年新闻界最黑色幽默的新闻。

这起事件的引信，早已被点燃。

根据刘父的公开信，石家庄警方不仅传唤了记者，更成立了一个“5.11”专案组，目标是：

将案件的代理律师、关注案件的4名记者，以及帮助过我们的两位石家庄正义人士（父子），列为嫌疑人调查，监听，要将这些人搞成“集团犯罪”。

风暴的中心，是刘东林之死。

根据媒体“新黄河”在今年5月12日发布的报道《命案“私了”：“指居”死亡之谜》，40岁的刘东林在2019年10月1日被石家庄警方从家中带走，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地点在石家庄第一看守所旁的银河宾馆。

这里被内部人士称为“石家庄市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

2019年10月8日，刘东林死在了这个办案中心：

仅仅一周后。

警方出具的死亡证明称，死因是：

肺栓塞病亡。

没有尸检，没有调查。刘东林的遗体被直接火化。

家属在一位名叫李某峰的“河北省政法委特聘专家”律师的协调下，与一个不知名的公安机关签下了一份“无异议”协议，拿到了一笔45万元的：

“救济款”。

协议里承诺不再追究。

新黄河的报道引述了与刘东林一同被“指居”的工友的控诉材料。

他们称，在银河宾馆内，他们遭受了殴打、擀面杖碾压小腿，甚至：

手摇发电机的电击折磨。

其中一位工友回忆，在刘东林死亡的当天清晨，曾听到他被带出房间，随后传来一声惨叫。

之后，一切归于沉寂。

直到五年后，2024年5月12日，新黄河记者刘成伟的报道，才将这起被“私了”的命案重新拉回公众视野。

刘东林的父亲刘安忠说，报道出来后，他们看到了希望。

5月21日，最高检的工作人员约见了他们的律师，听取了意见，并表示：

应勇检察长非常关注此案。

然而，事情很快滑向了他们“不可思议、白日恐怖”的方向。

刘父在公开信中披露了石家庄警方的雷霆手段，其时间线，令人胆寒：

5月11日，也就是新黄河报道发出的前一天，一位帮助过家属的石家庄正义人士：

被石家庄公安以“寻衅滋事罪”指居。

5月22日，另一位曾帮助家属寻找证人的正义人士：

被石家庄公安以“妨害作证罪”指居。

刘父质问：案子检察院核查了近一年，还没立案，何来的“妨害作证”？

6月10日，前述《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被传唤后失联。

刘父在信中绝望地写道，他儿子刘东林就是死在“指居”期间。

他不敢想，那两位帮助他们的义士，如今同样被“指居”，将面临怎样的胁迫和恐惧。

而他们控告的石家庄公安相关人员：

依然安然无恙。

最让刘家人感到冰冷的，是官方态度的转变。

几天前还“非常关注”此案的最高检，如今在电话里变成了“不归其管”的搪塞。

家属的核心诉求——将此案“移送管辖”到河北省外办理，也石沉大海。

刘父的逻辑很简单，也很有力：

当地的检察院怎么办得了当地的公安？……案子一旦移出，没有了利益牵扯，案子必然会得到公正办理，相关的制造人命案的公安也将付出应有的代价。

这似乎点中了要害。

作为回应，帮助他们的正义人士、报道此事的记者、代理此案的律师，都被打包进了“集团犯罪”的专案口袋。

一篇未发出的稿件，最终换来了一次失联的传唤。

刘东林案的雪球，正越滚越大，它所裹挟的，早已超出了一个普通家庭的悲剧。它正在碾压每一个试图接近真相的人。

写于2025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