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生日。一个是2003年1月23日，那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日子；另一个是2005年6月11日，那一天，我的人工耳蜗开机，我第一次真正听见了这个世界的声音——

我称之为自己的「听觉生日」。

我出生时被诊断为重度听障。在母亲两年的坚持与奔波下，我终于在2岁那年，接受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重返有声世界。

■小学第一节课，我和健听孩子们坐在一起（左），到高中毕业的照片。

然而，听见只是开始。由于语言发育窗口期的错过，我的语言能力落后同龄人两年。医生曾警告：「六岁前不开口，终生难言。」

但真正的挑战，并不在于「听不听得见」，而是「能否变成普通人」。

从此，我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从那时起，妈妈教给我的第一课「争取」成为了我生命中最核心的关键词

每一次「不好意思打扰了」的主动联系里，都藏着人生的转折点，我在高中、大学里主动找老师、联系教授，盘资源，争取机会，两年读完四年制纽约大学，今年去美国西北大学读全奖博士。

不管开局拿到一副什么样的牌，「争取」让我打出属于自己的王炸。

这是谷雨星球的听听孩子们的真心话系列，用真实的故事缓解焦虑，找到方向。尤其是在动荡的大环境下，

1、「土方法」的科学性

人工耳蜗，是为重度至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者设计的植入式电子装置，能够通过电极直接刺激听神经，实现「听见」的奇迹。它不是放大声音的助听器，而是一位「声音翻译器」。

我的童年，重复的语训练习、机械的发音模仿和旁人异样的目光，构成了我的日常。

比如，我小时候学不会/k/和/g/两个音，无奈之下，妈妈想出了一个土办法：她让我一遍一遍的喝下一整杯自来水，让我尝试通过发「ge～」的音来颤动喉咙让水在喉腔翻滚。

在一次次呛到呕吐后，我终于学会了发g和k两个音。

「争取」是母亲教会我的第一课。

上小学前，母亲多次与校方沟通，终于争取到我成为那所学校历史上第一个听障学生。

走过漫长的语言康复期，我逐渐融入了健听同学的世界。小学时，大家对我脑后的「小吸盘」充满好奇，但更多的是善意的包容。

然而，在我自以为已「正常」之际，老师和同学偶尔流露出的担忧眼神提醒着我：我仍是一个人工耳蜗佩戴者。

「健听」与「听障」这两个身份标签的拉扯伴随我进入青春期。

直到高中我进入UWC（世界联合书院），才迎来真正的转折点。同学们来自全球各地，有人走出战火中的难民营，有人来自非洲偏远村庄。他们的梦想不仅关于自我，更关乎社区。

正是这种「社会回馈」理念激发了我：作为听障者，我能否用自己的经验去改变更多人的命运呢？

■和在高中认识的莱索托好哥们（左1）5年后在纽约重逢

我开始主动了解听障相关行业，第一次接触到沟通科学与障碍Communication Sciences and Disorders（CSD）专业，并通过与国内聋协官员和听障群体的交流，深入理解了这门学科。

它是一门兼具科学与人文关怀的专业，融合了语言、听觉、神经科学。更吸引我的是，我发现许多童年康复经历中模糊不清的问题，在CSD中都有严谨的理论解释。

比如在语音学教材中我才知道，我才得小时候我发发不出两个音主要区别在于清浊性（voicing），它们在发音部位和发音方式上是相同的。

而「喝水法」恰好锻炼了声带颤动，这竟然是有科学验证的。

从那时起我决定：我不想让下一代人工耳蜗佩戴者依靠「土办法」摸索语言。

我选择这门学科，不是为了逃避障碍，而是为了理解它、解决它。

■CSD职业发展方向汇总

2、两年大学毕业的「争取」

因为热爱，2023年春季，我进入纽约大学CSD项目。

入学前，我就与导师反复沟通，将四年课程压缩至两年完成，依靠IB学分兑换，春季入学、暑期课程和跨学院学分转换，争取时间、节省经济压力，也为职业探索腾出了更多空间。

从小就因为「争取」改变了轨迹的我，在每一门课、每一节office hour中，我都主动提问、记录、总结。

我绘制了职业路径图，从语言治疗师、听力师，到研究型教授、产业研发人员，一一梳理路径、了解所需技能。

得益于大学丰富的课程资源，我也接触到临床、学术、行业多个方向的导师。我也会以「用户身份」预约了多家纽约本地的听力与语言诊所，体验服务的同时与从业人员深聊他们的工作内容、压力与成就。

实践让我渐渐感受到自己的学科方向：我对语言康复兴趣不大，更关注听力机制。

然而此时我依旧在临床与科研之间反复权衡，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第三学期。

■和David Landsberger教授（右）在北卡参会前一天体验当地特色烧烤

我争取进入一门实验室实习课程，初步进入系内科研系统。在一次与PI深谈中，我表达了对听觉研究的兴趣，她将我推荐至NYU Langone医院的合作实验室。

同时，我还在寒假回国期间争取到国内前沿医疗设备研发商的短期实习，深入了解人工耳蜗从技术研发到用户服务的全流程。

我的科研之路，也就此开始。

在CSDb部门实验室PI及其他任课教授的推荐下，我向NYU Langone的David Landsberger教授发去自我介绍和研究兴趣说明。没想到，他迅速回复了我，我得以加入他的实验室，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科研训练。

起初，我只是作为一名受试者参与实验。那段时间我从受试者的新奇视角，不断吸收科研流程的细节，从受试登记、刺激呈现到数据采集和处理，每一个环节都让我新鲜又震撼，我甚至靠被试者的补贴赚了一笔伙食费。

但更重要的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科研不仅关乎数据，更关乎「提出正确的问题」。

■我本科两年半的学术会议「集邮」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争取参与每一次组会、数据讨论和reading group，逐渐从「观察者」成长成为了「参与者」。

在一次自己调试试验软件的过程中，我注意到我双侧佩戴人工耳蜗与单侧佩戴时在语音识别表现上的明显差异，便提出了建议对后续受试者进行类似对比测试。

这个想法获得了教授的认可，并耐心和我一起讨论，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作为「提出者」的价值，进一步坚定我成为研究者的决定。

与此同时，我也不断扩展自己的学术人脉。

一起参会、主动自费去其他会议、提问、记人，我得以和多个前沿研究者积累认知与信息差，我逐渐能判断不同子领域（临床、工程、心理物理）之间研究重点的差异，最后确认了自己的兴趣——聚焦于听觉认知机制。

此外，我还主动联系了多伦多大学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两位教授，申请赴其实验室各短期访问一周，参与他们真实科研项目，与实验成员一同开周会、动手做demo项目、听反馈。

这段经历让我完整地站在科研者的视角审视不同方面研究者对人工耳蜗研究的方法。也让我一步步坚定了攻读PhD，成为「问题提出者」的决心。

■阳光灿烂的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校区

3、「争取」是最好的准备

种种探索后，我也意识到，自己不适合重复性高的临床路线，也不希望只服务某一产品。我想做基础研究，理解人工耳蜗用户与健听人群在听觉认知机制上的根本差异。

就这样，我正式确定了PhD的研究方向。

此时我惊讶的发现，我的PhD申请的很多前期工作在之前科研经历中已经完成了。

在David教授的指导下，辅以我在峰会和各个教授面对面沟通的一手经历，我早早就精准筛选了几个项目和导师。通过会议交流得到的联系方式，我和各个项目进行了后续通话，进一步了解他们后续PhD培养计划，把目标最终确定为三个。

我积极构建的社交网络也给我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有一次，在学术会议上与某校PhD学生聊天时，我意外获悉一位我之前心仪导师即将从医院跳槽至西北大学，我立即行动，第一时间发邮件与她联系。

我从之前曾通过会议跟她面谈过的经历入手，展示了我的研究兴趣。成功的让她有对我进一步了解的愿望。不久后，我便获得了西北大学的面试邀请。

■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一次会议，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我西北大学的博士导师

申请过程中，我围绕着「自我身份经验+科研动机」构建了个人陈述的双主线——

既讲述了人工耳蜗如何影响我的生活，又强调了我如何将「听障视角」转化为研究动力。我的推荐信来自实验室PI、临床导师与行业实习导师三位代表人物，这也全面展现了我的多元能力。

面试环节，我遇到了不少挑战，有人质疑我两年读完本科，科研基础是否薄弱，我便详细展示了自己的时间管理策略、项目成果与研究计划。

有人好奇「你只是用户，怎么做研究？」我则用在NYU医院实验室参与者-观察者-提出者的成长路径进行反驳。

最终，我顺利拿到了西北大学和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的CSD PhD全奖offer。

到底选哪个？很多行业前沿研究者的自身经验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量尺。

同时，他们也更了解行业内的前沿政治风声，这帮我最大可能得消除了未来的不确定性。最终我决定了去西北大学。

很多人以为，逆袭靠的是一次翻盘。

但对我来说，我是个很幸运的人，很幸运的有一个不放弃我的妈，无私支持的实验室教授，热心给予的指导的从业人员。

然而，这些幸运不是凭空而来的。

它们也是每一次「争取」的水到渠成——从争取第一次发音、争取入学资格，到争取实验室机会、争取学术舞台。一次次争取后，回头再看而选择去很多曾经不可能的机会都被创造出来了。

在这个全是抱怨声的当下，与其总是看见自己没有的东西，不如关注自己有的，也千万不要等准备好了再行动——

因为「争取」本身就是最好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