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国债一直是全球金融体系的支柱，是投资者在危机时期的避风港，是主权债务的黄金标准，也是全球资本市场的基石。

然而，在2024年至2025年期间，人们对这一金融工具的绝对信心开始减弱，其影响也开始撼动全球市场并蔓延至各个大洲。

一些经济学家将正在发生的事情称为“美国国债大崩盘”。专家们认为，这不仅仅是一场市场波动危机，更是一场结构性和地缘政治危机。美国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政治分歧以及全球投资者对美国信心的下降，这些因素共同将美国债券收益率推高至前所未有的水平，进而引发了关于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未来走向的严肃辩论。

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这场会议概述了现代全球货币体系。

“收益率风暴”：华尔街中心崩盘的开端

到2024年中期，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跃升至5.2%以上，创下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其原因是美国年度财政赤字超过1.8万亿美元，以及每年超过5140亿美元的债务偿还成本，以及投资者对美国长期偿债能力的信心下降等一系列有害因素的叠加。

受地缘政治和金融担忧的驱动，以中国和日本为首的外国央行开始减持美国国债。

随着收益率上升，债券价格开始下跌，从而给其主要机构投资者造成了重大损失。最初的利率调整演变成了一场信心危机。

美国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在一次新闻采访中警告称：“市场正在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它不再信任美国政治体系管理其金融未来的能力。”

美国国债真正的重要性是什么？

美国国债在构建全球经济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一种债务工具。要了解其影响范围，我们必须考虑其多种用途，而这些用途触及国际金融市场的方方面面：

外汇储备的支柱：全球超过59%的外汇储备以美元计价，其中大部分是国债。

危机时期的避风港：在动荡时期，投资者将其视为自然的防御选择。

全球定价基准：这些债券的利率设定了用于为全球企业贷款、抵押贷款和主权债务定价的收益率曲线。

回购市场的关键抵押品：它们被用作在银行和主要金融机构之间提供流动性的主要抵押品。

货币政策之锚：全球央行以债券收益率为指导来跟踪美联储的任何动向。

任何对美国国债可靠性的质疑不仅威胁到美国，也威胁到整个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础。

美国的霸权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要理解这场危机的根源，我们必须回顾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这场会议描绘了二战后的全球经济格局，并确立了美元的主导地位。

在那次会议上，44个国家同意建立一个以美元为全球储备货币、可兑换黄金的新金融体系。然而，随着该体系在1971年崩溃，另一种机制应运而生：石油生产国和其他出口型经济体将其盈余重新注入美国国债，从而支撑了美国多年的赤字而未引发恐慌。

然而，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20世纪60年代发出的警告仍在政策制定者的耳边回响：“发行全球货币的国家将被迫向世界注入大量流动性，而这将不可避免地削弱人们对该货币的信心。”

到2025年之际，特里芬的预言似乎已经成真。

重大裂痕：从美国支出到中国撤离

近年来，美国债务体系开始出现明显的裂缝，并迅速演变为深层次的裂痕：

联邦支出失控

从新冠疫情刺激计划到不断扩大的军费开支和基础设施项目，美国联邦债务已飙升至近37万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3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债务偿还额将很快超过国防支出。

美国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在斯特恩大学附属期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当超过30%的税收收入被用于支付利息时，财政赤字就构成了国家安全威胁。”

外国资本撤离

2024年，中国将其持有的美国国债从10年前的超过1.1万亿美元减持至不足7000亿美元。日本和海湾国家也纷纷效仿，从而反映出向黄金、人民币和数字资产的战略转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4年底警告称：“任何对美国国债需求的减弱都可能导致全球储备的系统性混乱。”

关税加深经济创伤

在危机期间，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在动摇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间接作用，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在2024年下半年决定提高对中国和欧洲进口商品的关税。

这些政策是美国打着“贸易再平衡”的旗号实施的，它们导致了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

作为回应，中国和德国等国家采取了反制关税，从而引发了一轮贸​​易紧张局势，并对全球贸易量产生了负面影响，削弱了经济的增长前景。

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表示：“关税不仅仅是一种谈判工具；它已经成为一种财政负担，增加了消费者和政府的成本，尤其是在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券收益率急剧上升的情况下。”

高利率漩涡

为了抑制通胀，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5%以上，这推高了债务偿还成本，并迫使政府增加借贷。这种扩张增加了债券供应，并给价格带来了压力。

2024年10月，由于主要银行拒绝购买，大规模长期债券拍卖失败，市场遭受冲击。

危机是如何蔓延至全球的？

随着美国债券收益率的每一次上升，新兴经济体都会遭受接二连三的冲击。依赖美元融资或储备脆弱的国家在以下方面陷入了可怕的困境：

借贷成本上升：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国家的贷款利率飙升。

资本外逃：随着资本的外流，当地货币崩溃，通货膨胀率上升。

债务危机再起：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已在2025年初启动了新一轮的债务重组谈判。

在美国，由于市场经历了一波信用评级下调，波音和福特等大型企业的债券发行面临延迟。

在这种混乱局面之下，全球范围内要求重新研究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金砖国家呼吁建立美元以外的替代支付结算体系，而欧洲则呼吁建立包含欧元、人民币和数字货币的多极储备体系。

能有出路吗？

尽管形势错综复杂，经济学家和国际机构已提出一系列建议，旨在通过以下方式来遏制危机或减轻其未来影响：

发行全球绿色债券：经济学家乔瓦尼·蒙塔尼提议在2024年通过国际机构发行绿色债券，以减少对美国国债的依赖。

自动债务延期偿付机制：诸如“应急债券”之类的工具正在研究中，而这些工具可在危机期间自动延长债务期限。

加强特别提款权的作用：一些经济学家提议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篮子或资产支持的数字货币作为美元储备的替代品。

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詹姆斯·伊舍姆和帕纳约蒂斯·莱桑德鲁等学者呼吁召开新的国际峰会，以重点关注可持续金融、数字货币和地缘政治风险分担。

当金融体系的核心被动摇时

美国国债已经不再是安抚市场、稳定全球金融体系的“坚实支柱”。如今，它们已经成为了混乱和担忧的根源，成为了动摇投资者和决策者信心的生存问题的焦点。

2024-2025年的危机暴露出了一个深层次的结构性缺陷，这不仅体现在美国债务管理方面，也体现在美国自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以来至今一直赖以维持其金融主导地位的设定之上

观察人士认为，债券拍卖的动荡、资本外逃以及对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可行性的质疑，已经不再只是昙花一现的担忧，而是预示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在这一转变之下，根本性的问题依然存在：美国及世界是否正在恢复一个陷入困境的体系？还是说我们正在见证“美元世界”残余部分逐步瓦解的开端？

正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想等待局势在足够长的时间后恢复平静，那么我们需要明白，“从长期来看， 我们都会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