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沈阳的心理咨询服务热线接线员接听电话。

2022年7月，王馨淼以“冬妮”网名在网上指控，中国知名心理咨询师李松蔚曾在咨访关系中与她发生亲密接触，如亲吻、拥抱；随后她实名向李松蔚所在的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伦理委员会（下简称“心理学会伦理委员会”）投诉其违反心理咨询职业伦理，心理学会伦理委员会接受了该投诉。

不过，李松蔚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对王馨淼提起民事诉讼，一审判决李松蔚胜诉，王馨淼随后提出上诉。

由于李松蔚曾经担任《再见恋人》真人秀来宾，咨询师与来访者的伦理关系引发中国社会热烈争论。

从经济衰退，代际沟通、到情感和人际关系的各种困扰，再到疫情期间的严格封控措施，中国人的心理压力近年来急剧上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目前中国约有5,400万公民患有抑郁症，4,100万公民患有焦虑症。

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中国分析中心研究员邓乃文（G.A. Donovan）日前在美国智库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举办的研讨会上表示，在中国，人民的福祉与国家的福祉息息相关。但事实上，人是自主独立的存在，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感受。

在中国，线上和线下各种情感宣泄和心理支持的活动变得越来越普及。

研究中国城市自2000年兴起心理治疗和培训的热潮，或称“心理热”（psycho boom）的台湾阳明交通大学副教授黄宣颖4月在美国智库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举办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国的心理咨询行业相当混乱。

快速发展下的混乱与挑战

2024年3月，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简单心理”与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CBNData联合发布的《2023-2024 心理健康及行业人群洞察报告》显示，国民抑郁风险检出率为10.6%，焦虑风险检出率为15.8%。而这也反映在大众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以简单心理2016年推出的免费心理健康热线服务为例，截至2023年，该热线的年平均通话增幅达24.3%。

但即便中国政府在21世纪初即意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政策的覆盖范围也从严重的精神疾病，扩展到心理亚健康人群。但专家指出，政府的政策与监管脚步似仍停留在口号层面，尚未提供足够和有效的工具。

不像美国和欧洲系统性的培养路径，比如完成特定学位，以及一定时数的实习或临床经验。在中国，很多时候得靠个人选修不同课程，再取得考试认证。

”然后希望这样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心理咨询师，”黄宣颖说。

2002年，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允许大众报考心理咨询师证书。这使得许多人不必受正规高等教育，即可通过商业速成班成为心理咨询师。

上述制度在2017年取消，改由行业协会颁发，并对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提出要求。不过，目前中国仍未发展出统一的认证制度，中国心理学会和北师大、北大等高校都有各自的注册和审核模式。

90后出生的中国留学生Sally在中国和美国都接受过心理咨询。在北师大，她参加的是每周一次对谈，持续两三个月的短期伴侣咨询。来到美国后头两年，她也想通过心理咨询缓解家庭创伤和语言带来的社交焦虑，但体验却和以前很不一样。

Sally说：“应该是她个人（咨询师）的问题吧，非常居高临下，非常傲慢，然后从来不回答你的问题，任何共情的评论都没有。”

尽管美国的心理咨询有更严格的体制，但正如Sally所说，也常常会遇到一些不靠谱的从业者。

而在中国，心理咨询则像是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个会是哪种口味。

相比Sally在北师大接受的定期对谈，她的一位朋友参与的却是密集且收费高达至少1万5千元人民币的“营队式”服务：连续3至4天的大课教学，搭配一对一激烈对抗性的问答。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支付类似的服务。

中国政府推行积极心态 专家：停留在口号

早在2004年底，北京投入686万元人民币建设庞大的数据库，用于登记患有重度精神疾病的患者。政府借此系统对患者进行跟踪管理，并提供药物治疗等帮助。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更进一步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自此，中国政府每年都会出台相关工作方案，主要针对基层，除了各区县通过广播、电视和网站等渠道，开展心理健康知识的科普宣传外，也在村里和社区设立心理咨询室或社工室；并在试点地区的高校里，按不少于1:4000的比例配备专职心理健康教师；中小学的心理辅导室覆盖率也要达到50%以上。

到了2024年，政府还成立新的专家工作组，任期到2027年，为相关工作持续提供技术支持和建议。

2022年，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教授、《焦虑的中国》作者张鹂接受《时尚先生Esquire》专访时即提到，“对情绪的干预，中国在尽力做这件事”。但对政府来说，更倾向于这种积极心理学，包括在公安部门和部队，引导职工更有韧性，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

不过，专家表示，在中国，这种带有强制色彩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对国家认同的强调，使得国家与个人福祉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这种模糊性也使得政府在制定和推动心理健康相关政策时面临挑战。

黄宣颖表示，中国政府在许多公告和政策文件中强调，要乐观、努力，以及积极正向的心态。但“真正的挑战在于该如何做到这一点？”

“这几乎像是告诉民众，只要遵循国家的意识形态，你就能做到，”黄宣颖说。

纽约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人类学助理教授庄思博（John Osburg）在日前亚洲社会研究所的这场会议上强调，“人们可能会对中国变得强大感到高兴，但这最终并不能解决他们的个人问题。当他们的生意失败，亲人生病时，他们会需要其他的工具，包括寻求宗教、心理治疗，或其他类型的疗愈活动和灵修自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