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四加四”已经变成一个可玩可笑的梗，早晨起来，写这么一篇。我并没有感到意外，这其实正是我一开始就没怎么参与的原因。

我实在不愿意做这样的“大聪明”，就像有人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预言说他早晚都会死的。

假如有人把这个重要的道理在别处讲过，那么我宁愿缄默不语，但我没有看见：

愤怒是一个社会的稀缺资源，像金子一样宝贵。而且若不加以善待，怒气可能会化为毒气，笼罩在大地上，久久不散。

这些年来，我已经见过太多次愤怒被堵塞、被滥用的情况。眼下，甚至出现了非常成熟的愤怒收割链条，一座座风车架设在愤怒常经过的路口，整个社会的元气转化为私家的流量与利益。而我眼睁睁看着，束手无策。

像我一样经历过思索过一些事情的朋友，很容易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此间事不足为外人道也，对于那些没经历没思索过的人，我又能说什么呢？我有什么权利阻止别人的愤怒呢？

“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我怎能拦得住风，我又怎能拦得住草木和水？

那些事情出来，心中有常识与常理的人，岂有不愤怒之理？但是这些愤怒最终会转化成什么，并不难得知。

原理是这样的：除非以恰当的方式，提出恰当的问题，否则一切声音都会归于喧嚣，一切喧嚣都会寂寞。这就是议程的重要性。

此时此刻，我看不见有效议程被提出的可能性。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严重去结构化的舆论场。气旋起而又落，落而又起，但它永难促成有形的事业，因为它都难以维持自身的稳定存续。

几年前当我一开始意识到这个现象，以及它的根深蒂固之时，我恰好读到阮籍的《咏怀诗》：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我听到的是天地闭合之后，一个独自思索着的人的哀鸣，他还无法忘记过去的记忆，却更加看不到前方的道路。只有弹琴，看月，吹风，听鸟，徘徊，忧思。

我还写过另外一篇“大聪明”话，我说现在“到处是低水平大乱斗”，这种牢骚是不值一钱的，但我做了一点界定，是可供参考的：

“大乱斗和公共讨论的区别在于，有没有框架意识，能不能分层地处理现实。厘清这一点，对于我们挺过垃圾时间至关重要。”

“这些人都在努力运用他们的知识和经验来处理眼前的现实，但他们的理性只是水面上薄薄的一层油污，没有任何深度可言。因为没有框架的约束，一件具有偶然性质的小事，就可以从每一个角度抽出一根细长的丝线，到天边，到海边，到宇宙尽头。”

我这几年写了很多只可为“此间人”理解，外人觉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文章，但我认为我是做了一点熵减的工作的。我等待着我的所有“大聪明”被证否，被涤荡，被扫入垃圾堆的那一天。真到了那一天，没有人会比我更高兴。

但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宁愿我的朋友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身上。暂时接受不可改变的，致力于仍然可以改变的，或许这是现阶段最不坏的生存方式。

每一场声势浩大的浪潮，最后只能在公共记忆里留下一两个梗。而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参与者来说，那些宝贵的情绪和情感，最终又会变成自己身上的什么东西，我不忍细想。因错付而生虚无，怨气旁溢，迁怒成为习惯，大概是难以避免的。

在承认现状的同时，还有什么是可以做、值得做的？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莫过于保存我们的理智与情感。不是在个体中保存，而是在群体中保存。

曾国藩在创办湘军之初，天下糜烂，到处危急，曾国藩却坚持认为：“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若仓皇一出，比于辽东自诩之豕，又同灞上儿戏之师，则徒见笑大方耳。必须练百金精强之卒，制十分坚致之械，转战数年，曾无馁志，乃可出而一试。”

我还记得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的提醒：“当国家社会遭遇大变局之时，即系人们当潜心于学术之际，因为变局的来临，非由向来应付的错误，即因环境的急变……所以时局愈艰难，人们所研究的问题，反愈接近于根本。”

公共舆论何至于今天这种无议程、无结构的局面，是值得深思的。我倒不是主张退到山里去思考，我们可以以每一个对话框为试验田，一边实践一边思考，看到底是什么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丝线，又该如何把它们重新联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