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末，相较不少狂奔入暑的国内城市，美国洛杉矶则是少见的多雨天，略显湿冷。

这个美国西部最大的制造业中心，正迎来一波中国来客。

美国洛杉矶的工厂

“第一台设备已订，下个月中旬交付。回国订第二台和第三台设备。”

中年老梅的美国工厂已经进入倒计时状态。

3月下旬，他跑去洛杉矶考察美国市场和本土设备，已经待了一个多月，每天拜访两个客户。两天一箱油，一天要开出150英里以上。

老梅是一个缩影。比如，他在拉斯维加斯展会遇到的另一个东莞工厂老板，也是类似情况。

“我接触到不少国内工厂，很多都需要美国的生产线。”一位身处洛杉矶的华人李俊说道。

“圣地亚哥——这座靠近墨西哥边境的城市正在建厂，库房也正在被中国老板租下改造成工厂。”还有一位美国企业高管说道。

在中美“关税大战”的背景下，一股中国制造业老板赴美开厂的潜流，正在酝酿之中。

去洛杉矶办个“厂中厂”？

老梅是广东东莞一个从事软包装定制的外贸工厂老板，年销售规模在四五百万美元，有几十个员工，主要市场在美国。

这段时间，他基本敲定了与美国品牌客户合作建一个5000尺的工厂，从国内进口生产设备，在美国生产2—3款产品。

具体方案是：租赁美国品牌客户的场地，招工由对方负责，他负责薪水支付、设备、原材料，初步投资在几十万美元。

美国，在工厂里工作的工人

“我们对于美国的法律法规不熟悉，文化也不一样，容易踩坑，让出去一部分利益，起步容易一些。”他对小巴说道。

类似的“厂中厂”模式，成了快速落地美国的流行方案。

李俊是一家生产旗类产品的工厂负责人，产品包括美国国旗以及各类定制类旗等，拥有两条生产线，共有十几台国内定制的机器，十个员工。

由于长年生活创业在美国，熟悉跨境电商，李俊无意中充当了一个“中美桥梁”的角色。他近期不断接到来自国内工厂老板的咨询，连带接待访客，以致常有无暇之感。

据他进一步向小巴透露，国内一些工厂试图从“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变为“美国组装”（Assembled in USA），即将组装环节放在美国。

类似模式在出海东南亚国家的中国工厂中十分常见，即将“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变为“越南组装”“印尼组装”“柬埔寨组装”等，由此降低成本，分散产地风险。

而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将“美国组装”的成本打到了新低。

▶▷第一、委托当地人租赁现有美国工厂或仓库里面的部分空闲场地，借用工厂或仓库的资源与合规资质，免去昂贵土地或者独立厂房的租赁成本。

▶▷第二、布置简易的组装生产线，临时工人使用螺丝刀、气钉枪等普通工具或者通用型机器完成精加工原材料的最后组装产品工作。

▶▷第三、中国工厂可以按件支付出厂价，低至10美元/件以内，高则可至几百美元/件。

“原料寄过来，正常收仓储费，然后再加一个操作费、装箱打包，10美金以内就搞定。”李俊对小巴说道。

一般来说，简易组装线成本集中在场地和人工。场地要求越高、组装线工人需要越多，成本越高。

美国哥伦布市，工人组装玩具展示架

当然，“有些产品适合，有些不适合。比如说需要防尘、动静过于大的，需要环境改造、喷漆等产生污染的，那些工厂主都不太愿意接受，因为很多审核要重新来，有些地方甚至禁止”。

如今在他身边，包括迷你PC、灌装在内的一些经由他指点的组装线已经“跑起来了”。

也就是说，低端和中高端产业的类似情况都在发生。

“厂工厂”的好处：

降关税、业务可控性强、有谈判溢价

简单总结，这类“隐形”在美国制造工厂的“厂中厂”的优点是：

合规度高、成本低，可灵活调整，比如根据不同情况选择扩张或者撤掉，算得上“立足美利坚”的最小工厂单元。

类似的低成本生存形态可能在美国已经存在多年。但是，多方面的原因正在更大范围、更多行业地催化它们，并促使它们以更低成本的方式渗透进入美国制造业。

◎首先，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是促成这一局面的中短期因素。

在对等关税的豁免情形中有一条：进口商品中美国成分价值，但前提是该美国成分不低于商品价值的20%。

举例来说，一个产品在美国进行了组装，或者使用了美国的原材料、零部件，这些“美国成分”的价值占该产品进口到美国的30%，那么这部分可以免除关税。

换句话说，将组装环节放在美国、尽可能采用美国原材料、零部件，有利于降低关税成本。

在工厂组装产品的工人

◎其次，国内内卷、东南亚成本上涨、中美贸易缺乏确定性等是中长期因素。

老梅决心在美国建厂，不仅仅包括美国关税因素，也包括过于内卷的国内竞争环境，因此他此前合作的主要是中小美国客户，这次则希望在美国本土“捕获”大客户。

在美国建厂前，老梅对比过美国和中国工厂出海主要目的地——东南亚的营商环境。比如，他告诉小巴，近一年时间里去了越南5次，发现越南的成本也变高了——“房租差不多要30—60元每平方米，人工也上涨很多。”

拿洛杉矶100元人民币每平方米的房租对比来看，差距似乎并不算遥远。

“现在过去，越南已经不适合了。”他说道。

另一位身处洛杉矶的受访者老范，本是广东的贴牌家具厂老板，主要做梳妆台、梳妆镜，其美国市场占比超过80%，在2023年跑到了美国开组装厂以及建立线下渠道网络。

原因是疫情期间因为家具关税与海运费暴涨被美国客户退了100多条柜，险些破产。

和老梅一样，他们都想亲手“扼住命运的咽喉”，降低业务不确定性。

◎第三，化整为零、美国组装，也是应对美国人“刁难”的举措。

老范对小巴分析说：“如果是材料出口到美国，货值低些，关税也少些，对于家具行业来说，运费也是个大头，如果只是发原材料，运费的波动影响也较少。”

目前，他在美国有一个月租5万多美金的4万尺独立仓库，一条组装线，美国团队共12人。

不仅如此，美国组装也有助于提高产品竞争力和溢价水平，以对冲关税和美国组装线成本。

美国，工人站在工厂的装货码头上

据老梅了解，部分美国品牌大客户对中国工厂在美建厂较忌惮、不乏明显警告，原因是怕低价产品冲击市场价格体系。

但对于很多美国零售商来说则未必。李俊提到：“他们（指美国零售商）需要换掉的就是境外采购渠道，需要更稳定的供应链，即便是多付点钱。”

比如美国商超，之前的采购都是谈从中国到美国的价格，现在多变成谈本土采购的价格。

“不管在toB还是toC的渠道，都更有溢价，能对冲掉一些关税带来的利润影响。”老范总结道。如今他已经打通了700个线下经销商，并把线下分销的价格提高了5%。

此外，利好影响还在扩大。

比如：“一些代工单会丢过来。”李俊说，目前其产能是每月3万多面旗。这意味着美国品牌商也希望找到国内代工厂。

借助掌握的渠道优势，老范开始尝试为沙发、电视柜、餐桌椅、床家具等国内代工厂提供品牌产品的半托管线下分销服务。这有助于提高后者产品的溢价，对冲关税成本。

目前其合作的十家工厂已“跑出来”三家工厂，它们的几条柜子的货已经卖断货。

短板和风险：

高成本、配套落后，缺乏规模效应

在这些中小制造业工厂动身前，已有不少制造大厂加入“美国制造”中。比如很多人熟悉的大型企业福耀玻璃、海尔、三一重工等。

据粤开证券披露：回流美国的制造业主要来自中国、日本、德国和韩国，分别占2010—2023年间回流企业数量的24.6%、12.2%、12.8%、6.0%，占回流新增岗位数量的19.7%、14.6%、12.7%、10.5%。

另据Reshoring Initative，2010—2023年间从中国回流美国的企业共1425家，回流的就业岗位共21万个。

也就是说，中国工厂向来是回流美国的主力军。但是，它们可能无法托起美国制造业的黄昏。

◎首先，从成本角度看，美国人是生产力，更是压力。

很多人知道美国制造业成本高。比如，美国银行报告，若苹果将iPhone生产线迁回美国，其制造成本可能飙升超90%。

苹果手机在中国的生产线

当前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时薪约32美元，是中国工人的6倍以上。

老范们均深受其“害”。老范说：“加州4000多美金一个月，国内大部分就四五千块人民币一个月。”其国内工厂员工多时达300人。

“普通办公室人员底薪也要4000—5000美元以上，销售人员工资更高。”老梅补充道，他现在的美国办公室配置三个人——“两华一白”。

长年在美国创业的李俊总结的血泪经验是：“人在美国是最不确定的因素，搞不好还会随时告你。”

所以，他对于工厂设备方面的建议是：能自动化的全部自动化。“不要担心设备投入过高，你省下来的一个人工，就可能把多余的设备钱给挣回来。”

此外，老范、老梅还均有计划未来将部分中国供应链替代为成本更低的东南亚供应链，以对冲美国高昂成本。

◎其次，人力成本问题背后，核心在于美国制造业的产业配套、人才体系建设严重短缺。

毋庸说李俊的十几台用于生产美国国旗的定制机器，从国内采购是最具性价比的。

他在美国也很难找到维修工人，或预约困难，或费用昂贵。所以，他没少遭遇设备坏掉，大半夜与国内厂家打视频电话修设备的经历。

吴老师在去年的年终秀上也提到福建企业金牌家居在美国建厂的方法是：

“把中国的技术人员、设计人员、营销人员，派到美国去。”

与之呼应的是，截至2023年，美国制造业在整体非农就业人口中的占比为8.2%，而服务业占比至少为50%。

所以，美国制造业的发展瓶颈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李俊、老范、老梅们的生意恐怕难以规模化扩张，产生规模效应。

◎第三，笼罩在中国工厂头顶的关于产地的严格审查制度、“厂中厂”悬而未决的法律风险、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

“总体而言，厂房成本并不高，人工成本虽然高，在高关税下也还是可以接受。换个角度，能明确量化的成本都好办，难就难在那些不易量化的效率、法律法规、产业集群度、供应链密集度，等等。”一位在美国创业多年的企业高管对小巴总结提醒道。

美国制造标签

结语：

被迫走出去的矛盾与未来的迷茫

或因美国制造前景渺茫，受访者均预判美国对华关税会回落到双方可以接受的程度——60%及以下。

值得一提的是，60%的对华关税是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时的竞选承诺之一。

这些美国的工厂，它们更像是一个个拼命求生的个体，想方设法钻进美国制造业留出的不多的缝隙中，试图撑开一小片可见的天空。

李俊本身是从事跨境电商的旗类生意，因为“客户都是要我们美国制造，所以必须调整”。

“现在很多美国大客户，会关心货源地，如果是中国，马上挂掉电话。”老梅说起这些，略显尴尬，“这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国内还有几十个员工的家庭要依靠公司的发展”。

下半年，他会办美国的工作签证，全面开启中美“两头跑”的工作模式。

如今，早下场两年的老范还算“滋润”：国内工人数量预计从300个缩减到100人，以此减轻人力成本压力。

其年销售规模仍然维持在2亿元人民币，但改做品牌生意后，从代工生产的5%的净利润率变为超过50%的毛利润率，年净利润率明显有了提升。

老梅还不敢肯定。“赚不赚钱还是看自己的经营。”他说道。话里头，不乏对未来的忧虑。

在美国，他们的产业很大程度都还是稚嫩的新兴工厂，如一叶小船浮在汪洋，暴风雨在吼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