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去年七月遭受枪击以来，马斯克迅速向特朗普靠拢。他不仅提供了大量竞选资金，还亲自下场自称“黑暗MAGA”为特朗普拉票。特朗普胜选后也投桃报李，让马斯克担任政府效率部门（DOGE）事实上的领导人，负责削减官僚部门开支。马斯克也以其一贯高调和极具争议性的方式推进这一议程，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实质性停摆是其最主要的成果。

马斯克的激进做法自然引起反对者的广泛不满。部分西方媒体趁机煽动舆论，试图离间特朗普与马斯克关系，同时隐晦地为暴力行为制造舆论空间，西方左翼民粹主义者们也在各类播客中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态度。事实证明，当暴力符合其意识形态愿景的时候，一向标榜进步的西方左翼也是喜欢利用暴力的。

随着特斯拉及旗下相关公司的损失愈发严重，马斯克宣布逐步退出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的事务参与。在近期关税争议中，马斯克虽未直接批评特朗普，但已明显表露对关税政策的不满。正如笔者之前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作为自由意志主义者的马斯克，与代表传统保守主义的特朗普阵营，是在主流自由主义压力下的策略性结盟。双方虽在部分关键议题上存在一致性，但核心价值观的差异始终存在。

正如斯蒂夫.班农早已指出马斯克与MAGA群体之间终究不是一路人一样，自由意志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本就分属不同阵营，黑暗MAGA亦非真正的MAGA。

斯密与伯克的自由贸易理论差异

自由意志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在自由贸易等问题上的差异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种差异根植于亚当.斯密和埃德蒙.伯克对自由贸易截然不同的理解。然而，受主流学术界系统性偏见的影响，大多数学者对这一关键问题缺乏足够关注。国内学界在这方面的情况更为突出，不少经济学专业出身的研究者甚至直接将斯密和伯克的观点混为一谈。

严格而言，这种混淆并非没有出处。事实上第一个可能混淆两者区别的人就是斯密自己。作为伯克的好友，斯密公开表示伯克与自己在自由贸易问题上具有相似的立场，这尤其体现在对重商主义和殖民地贸易限制的反对上。斯密的观点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笔者在这里主要阐述一下伯克的理解。

伯克对自由贸易的理解，集中体现在其晚年所著的《关于稀缺性的思考和细节》一文中。他指出，商品交换本质上是交易双方相互约定的产物，相较于政府机构，交易双方对自身需求有着更为清晰明确的认知。政府对于贸易的肆意干涉只会导致贸易的失败。

“政府的最大用处是作为一种约束；除了在愤怒的环境下对激烈的投机加以抑制外，它对别人和自己都没有什么约束。”这与斯密对市场自适应的论证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伯克的这种观点也是其早期反对美洲征税的动机之一。与近代契约论者“无代表不纳税”的解释不同，伯克认为征税违背了建立英国殖民地是以经济目的为基础的传统，加重了殖民地的不合理负担。

敏锐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伯克在自由贸易问题上与斯密的深层次不同。一方面，两者的方法论不同。斯密的方法论建立在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基础之上，其自由市场理论从本质而言，是一种以个体为出发点构建的规范性理论。在他的理论体系里，自由市场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社会关系被高度简化为纯粹的契约关系。用麦克弗森的话说，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是以“占有性个人主义”为基础，其背后是17、18世纪自由主义思想的投射。

在伯克的方法论中，自由贸易是历史经验的结果，个人生产能力的有限性意味着无论什么社会都有商品交换的需要。这种交换的具体形式及限度都不是抽象观念的结果，而是民众在长期交往中自发形成的行为习惯。这种行为习惯是在共同体之内培育和成长的。换言之，自由贸易是英国历史文化传统自身塑形的结果。

另一方面，方法论的不同产生不同的落脚点。斯密的规范性理论无法摆脱对普遍性的渴望，试图将自己的原则绝对化；伯克无时无刻将共同体心心念念挂在嘴边，将之视为自由贸易的基石。这种差异几乎可以在任何具体问题中发现。

两者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细节差异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斯密从经济效率角度反对殖民垄断，认为自由贸易将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他并不关心财富的增加是否会导致大英帝国的解体。伯克则从帝国宪政角度，将自由贸易视为英国历史传统的结果和维系殖民地情感的纽带。这也是伯克在美洲革命中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英国本土政府率先违背了英国人的贸易习惯，殖民地民众的反抗反而是捍卫英国历史传统的表现。

在东印度公司的问题上，伯克也认为是东印度公司作为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巨无霸，破坏了英国和印度传统习俗。柯克在20世纪更为直截了当：“习惯和惯例是正义和自愿接受必要权威的坚实基础；将抽象的权利要求推到形而上学的前提下，并试图用完美的概念来管理联邦，最终必须以利益对抗利益。”

在国家对自由贸易的干涉问题上，有一个更为显著的例子。严格来说，斯密本人的观点并未像其追随者那般极端，例如在《国富论》中，他就曾以国家安全为依据，支持《航海法案》对自由贸易进行限制。问题是，斯密所采用的理性主义论证不接受这种特殊性的妥协。正如水在一标准大气压下沸点为100摄氏度一样，理性主义也想要达到同等的普遍性。既然自由市场贸易是观念中的理想状态，对政府的有限容忍变成了拒绝政府对经济事务的一切干预。

彻底的自由放任主义是斯密理论的必然结果。用熊彼得的话说，“斯密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提供了哲学基础，但后来的门徒将这一逻辑推向了他未曾设想的绝对化境地。”爱尔兰大饥荒是这种放任主义的极端表现。当时的英国政府不但拒绝对爱尔兰饥荒进行干涉，甚至反对以慈善为目的向爱尔兰捐献粮食，认为这种慈善将会不必要地扰动市场的自我平衡能力。

伯克在国家干涉的问题上具有明显的共同体本位倾向。事实上《关于稀缺性的思考和细节》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为了反对完全无监管的市场对农业（特别是农民farmer）的负面影响。用伯克自己的话说，“至于较弱的资本，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只要犯了什么小错误，它们就会进一步削弱、衰弱、丧失生产力，甚至可能完全毁灭。” 当自由市场失灵威胁共同体存续时，国家有义务在诸如国家安全、严重饥荒等情况下实施干预。

马斯克与特朗普的策略性结盟

对斯密和伯克的分析，有助于建立对自由意志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的正确分析框架。两者思想史的裂痕，在当代政治实践中被马斯克与特朗普的策略联盟具象化。

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强调过，对今日进步自由主义的不满是自由意志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策略性结盟的客观原因。在自由意志主义看来，进步自由主义是一种霸权，它拒绝除了进步自由主义之外的一切选择，是对绝对自由的威胁。在传统保守主义看来，进步自由主义损害了共同体的内部凝聚力，前政治忠诚的丧失将导致社会的自我瓦解。在具体议题上，传统保守主义是联盟中强势的一方，对议程具有更强的控制力。

削减联邦政府开支是两者最能够达成一致的问题。这是特朗普将这一问题交由马斯克处理的底层原因。自由意志主义将其视为实现诺奇克最小政府的政治实践，减少进步自由主义利用国家机器对社会和市场进行不必要干涉。在传统保守主义看来，这是打击 “深层政府”的一部分，扭转自由主义对国家机器的深度控制；也是恢复美国财政平衡的必要内容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的削减开支项目更多针对的是符合保守派议程需要的机构。从教育部到国务院再到卫生部，马斯克在高调行事的同时却很少对移民局这样负责控制非法移民的机构发表太多看法，废除国际开发署是典型的表现。这些机构高度依赖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是民主党最坚定的支持者。

反对多元主义是另一个两者暂时一致的问题。两者都认为，进步自由主义对多元主义的支持已事实上演变为一定程度的过度干涉，正在将自己的标准强制施加在所有人身上。这种干涉甚至渗透到企业的日常管理之中，要求企业强制实行诸如生态、DEI等各种标准。这引发了马斯克对政府过度干涉企业运行和言论自由缺失的不满。但马斯克的目标只在于恢复 “言论自由绝对主义” 的状态，而保守派则试图更进一步，反过来摧毁自由主义霸权话语。这也是为何特朗普对企业监管的放松更多集中在传统产业的原因。

两者的共同点还有很多，笔者不一一列举。问题是，这些共同点无法掩盖两者对共同体和个人之间的本质性认知分歧。几个月前，马斯克对限制H1B签证的批评，已然暴露了这种分歧。在自由意志主义者构建的形而上学世界里，国家并不具有存在的必然性。马斯克反对的是进步自由主义霸权，而不是人员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特斯拉中国工厂就是这一想法的具象化。

在特朗普宣布征收报复性关税后，这一冲突进一步显现出来。用最简单的话说，自由意志主义的理想图景，是一个绝对意志得以无限延展的领域，个体行动不受任何外在桎梏。马斯克日益转向共和党的契机就是疫情期间广泛封锁政策禁锢了人身自由。关税战争强化了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壁垒，严重阻碍了个人意志的选择，甚至有重新回到重商主义的嫌疑。这自然激起了马斯克的明显不满。

但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自由意志主义者在联盟中的从属地位。马斯克既没有直接批评特朗普，也没有完全否定与中国的关税战争，他转而强调构建美欧自由贸易，避免过分刺激传统保守主义者。

分析马斯克和特朗普究竟何时才会分道扬镳是高度不确定的事情。尤其是考虑到两个人极具争议性的性格，任何微小的摩擦都可能会演变为严重的争吵。但从结构上看，自由意志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的结盟尚未崩溃，两者依旧需要合作对抗进步自由主义的影响。并且从相当长一段时间看，自由意志主义没有办法成为单独的政治赢家，它必须依赖特定的政治联盟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只要基本态势还没有发生变化，即便被中文互联网戏称为 “常务副皇帝”的马斯克与特朗普分道扬镳，也会有新的人物代表自由意志主义与特朗普继续结盟。

黑暗启蒙与MAGA的分歧未来

如果说斯密和伯克代表过去，马斯克和特朗普代表现在，那么黑暗启蒙和MAGA可能代表了自由意志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在未来的差异。

黑暗启蒙是21世纪初由尼克·兰德提出的一种后自由主义时代的自由意志主义设想。这套设想深受法国当代哲学的影响，或者更准确地说，受到激进左翼的影响，试图将技术发展与自由意志主义的核心观念联合在一起，其结果就是以技术为主导的无政府主义和反平等主义。（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讨论请看之前文章《尼克兰德，另类右翼与黑暗硅谷的启示》）

在无政府主义方面，黑暗启蒙主张以“企业主权”替代国家主权，将世界变成相互竞争的私营公司。马斯克的火星社会计划可以视为这种想法的具像表现。为了实现这种未来的无政府世界，必须充分利用从加密货币到人工智能等一系列事物，解构主权国家的顽固性。

在反平等主义方面，黑暗启蒙一方面以人类内部的实质性差异为由，剥夺了“低智商群体”的发言权利；某些激进分子甚至主张通过基因编辑和神经增强技术，进一步拉开不同群体的差异，建立所谓的“超人类封建主义”。另一方面，其他黑暗启蒙的支持者试图构建一个以人工智能作为绝对主导的未来世界，由非人类智能作为人类社会的终极裁判者。

传统保守主义尚未提出一整套后自由主义时代的方案，但以MAGA为代表的传统保守主义者显然不会接受黑暗启蒙的未来狂想曲。这与其捍卫传统和恢复本土主义的主张，即便不是南辕北辙，也是缺乏相似之处。自由意志主义的未来世界，非但没有为历史和传统提供必要的地位，反而将人进行进一步的解构和还原。

更为重要的是，黑暗启蒙虽以反启蒙为名，其内核却仍深陷理性主义的泥沼。黑暗启蒙的未来图景本质上是用一个人的意志压倒所有人的意志，或者是用AI彻底湮灭个人意志本身。这两种看似相反的思路只是小小的二律背反，它没有摆脱启蒙时代以来将人类社会彻底工具理性化的企图。或者更明确地说，它延续了启蒙主义对理性的狂热想象，试图将人类社会变成可重复的实验结果。传统保守主义绝对无法接受这种更为糟糕的未来。这不再是人异化为机器的问题，而是异化的人沦为机器附庸的问题。

黑暗启蒙的未来图景是以班农为代表的MAGA主义者始终高呼警惕马斯克，警惕科技寡头，警惕自由意志主义的原因。马斯克的黑暗MAGA口号非常具有迷惑性，似乎自由意志主义也成为了MAGA运动的一部分。问题是，正如笔者在文章第二部分指出的那样，马斯克只是策略性盟友，而非MAGA自家人。若放任黑暗MAGA扩张自己的影响力，传统保守主义有再次陷入别子为宗的风险。

新保守主义的兴衰便是警示。上世纪七十年代，正是以柯克为代表的传统保守主义者在急需盟友的情况下，将新保守主义引入到保守主义阵营之中。他一度将这种扩展视为保守主义对知识分子吸引力的扩张。（见之前文章《特朗普的人事任免，“老保”总复仇的开始》）

从今天看，这种结果是灾难性的。这群前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世界图景中，同样缺失传统保守主义所珍视的基本观念。这也成为传统保守主义在近数十年间，在各类议题上不断做出退让的重要原因。以特朗普为代表的MAGA主义，通过八年时间才将新保守主义边缘化，驱逐回主流自由主义。为了避免重蹈覆辙，黑暗MAGA及其背后的黑暗启蒙是必须警惕的盟友。

从斯密与伯克对自由贸易的不同理解，到马斯克与特朗普的策略性结盟，再到黑暗启蒙与MAGA的未来差异，自由意志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之间始终存在着复杂且微妙的关系。他们因对进步自由主义的不满而走到一起，但在核心价值观、对共同体与个人的认知以及未来愿景等方面分歧明显。

在这场联盟博弈中，无论是自由意志主义的理性僭越，还是传统保守主义的历史执念，最终都将在权力结构的重力场中暴露出自身的脆弱性。至于真正的结果，唯有历史才会给予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