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

讣告写道：“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讣告补充道：“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讣告称：“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这一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全国政协联合发布的讣告写道：“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值得一提的是，由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一书中收录了1988年4月25日，当时的市长候选人朱镕基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讲话》中，他介绍了自己的个人经历。

朱镕基在讲话中谈到：“第一，简历。我参加革命的时间比较晚，经历比较简单。我1928年10月出生于长沙，中学都是在湖南省念的，1947年毕业于湖南省立一中，同年在上海考取清华大学，念电机系。入大学后就参加了学生运动，1948年冬天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当时的计划处处长先是柴树藩同志，后是袁宝华同志。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撤销后，我随马洪、安志文等同志到了国家计委，这时是1952年11月。在国家计委一开始是管电，1954年到工业综合局负责综合处工作，之后我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的秘书”。

朱镕基说：“后来由于张玺同志患癌症，我同时就兼任了国家计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负责人，直到1957年，赶上了‘大鸣大放’、反右派。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同志们说，你是党组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局里面讲了3分钟，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年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了。但是对我的处理还是非常宽的，我想是因为国家计委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都十分了解吧。因此，我被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之后，还继续留在国家计委工作。在开始的一两年，我担任国家计委老干部的业余教员，教数理化，后来恢复我的工作，在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业处工作”。

朱镕基表示：“我非常感谢国家计委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始终没有把我下放，使我有继续为党工作的机会。‘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国家计委农场劳动了五年，这五年对我是极大的教育。尽管我们还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在一个集体农场，但终究是在农村，所以对农村的了解、对劳动的体会还是不少的。这五年，我什么都干过，种过小麦、水稻、棉花，放过牛、放过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1975年后，我回到了北京，当时我的关系还在国家计委，但被分配到石化部管道局电力通信工程公司工作。我就带了一支徒工队伍，从爬电线杆开始培训，一直到能安装22 万伏的高压线和11万伏的变电站。这一段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对我也是极大的教育，使我有一点基层工作的经验”。

朱镕基说，“到1978年，马洪同志要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不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纠正了错划我右派的问题，同时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我的职务。这个时候是袁宝华同志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康世恩同志担任主任，要我回国家经委，因为国家经委实际上是从国家计委分出去的。1982年新的国家经委成立后，我开始担任经委委员兼技术改造局局长，1983年担任经委副主任，1985年担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一直到今年年初，就到上海来了。这就是我简单的经历”。

谈到政绩时，朱镕基说：“这个是难以启齿，不好说啊！当然，在我30多年的工作期间，尽管在1957年以后遭受很多挫折，但在工作方面组织上对我的评价还是不错的。我自己的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恢复了我的政治生命，同时也可以说是焕发了我的政治青春，我还是相信我们的党总是要正确地处理的。如果说我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吧，或者说我是力求这么做的”。

在谈到自我评价时，朱镕基说：“自我评价。我觉得作为上海市长我不是最佳人选，我有很多缺点，在很多方面比我的几位前任，特别是比江泽民同志差得很远。我讲三条：第一条，我只有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刚才讲了我25年在国家计委、10年在国家经委工作，基层工作经验就是在管道局很短的一段时间，既没有当过厂长，也没有当过区县的领导。江泽民同志很早就当厂长，而且是大厂的厂长。我也不是从农村基层上来的，对人民的疾苦了解不多。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弱点，今后恐怕在这些方面还要犯一些决策的错误”。

朱镕基说，“第二条，我只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我没有在地方工作过，一直坐在北京，所以到上海来了后，这三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江泽民同志预言一年之内我的头发全部变白，这是他的体会，我已经感受到了。工作确实是复杂，确实是难做，所以江泽民同志经常讲他的神经处于紧张状态，我现在也体会到了”。

朱镕基说：“第三条，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干部要求过急、批评过严。这一点我应该向江泽民同志好好学习。宋平同志在我来上海工作之前和我谈话，他说你要求干部严格不是你的缺点，但是你批评人家的时候不要伤人，说话不要太尖刻。这些都是语重心长的话。说到我的缺点时，他说你应该学习周总理，批评同志后让人感到你应该批评，觉得是你对人家的关心。我确实是缺少领导者这样的一种品质，但我希望同志们监督我改正。说老实话，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一定要很好地改正自己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