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许多人认为，中国比美国较少干涉其他国家事务。

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新发表的研究显示，全球愈来愈多国家的国民对中国的观感比美国更正面，这也是该机构首次录得这样的结果。

由美国这所无党派智库进行的研究指出，多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升至历来新高，而对美国的观感则有所恶化。

整体而言，受访者对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缺乏信心，但习近平的评分仍高于特朗普。

虽然受访者普遍仍认为，美国比中国更尊重个人自由；但他们也认为，中国干涉其他国家事务的程度低于美国。

皮尤研究中心于今年2月至5月期间，在36个国家访问逾4.2万人。

受访者被问到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看法，选项包括“非常有好感”、“有些好感”、“有些反感”及“非常反感”。

研究发现，在36个受访国家中，有25个国家对中国抱有好感的人数，多于对美国抱有好感的人数。

皮尤研究中心自2002年起追踪全球对中美两国的观感。研究员舒尔曼（Jonathan Schulman）表示，这是首次有如此多国家出现这样的结果。

皮尤过往亦曾记录到美国好感度下跌，例如2008年美国总统小乔治·布什（George Bush；乔治·布殊）任期结束时，以及2017年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开始时。

不过，舒尔曼向BBC表示，即使在那些时期，对中国的好感度通常只是与美国相若，或略低于美国。

西班牙、印尼、意大利、希腊及加拿大，是对中国观感转变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今年调查中，仍然较偏向美国的只有六个国家，而且大多是美国的坚定盟友，包括波兰、菲律宾、韩国、印度、日本及以色列。

此外，该智库发现，在20个国家中，对美国的整体好感度中位数近年持续下跌，而对中国的整体好感度中位数则一直上升。

研究人员亦发现，根据涵盖美国在内的扩展数据，在超过三分之一受访国家中，近年对中国的好感度都有所提升。

此外，今年多个受访地区对中国的好感度更创下历来新高，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哥伦比亚、墨西哥、印尼、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及土耳其。

研究亦发现，中等收入国家普遍对中国持较正面的看法，而较富裕国家则普遍对中国较为负面。

新加坡是其中一个例外。它是受访国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最高的国家，同时对中国亦抱有相当高的好感。

调查中，对中国最正面及最负面的看法都来自亚太地区。约90%巴基斯坦受访者对中国有好感，而日本只有11%。

习近平与特朗普

受访者亦被问到，是否有信心习近平及特朗普能够在国际事务上作出正确决定。

整体而言，受访者对两位领导人的信心水平均偏低，大部分国家的评分都不足50%。但不少受访国家对习近平的信心，仍高于对特朗普的信心。

对习近平评分最高及最低的分别是巴基斯坦（83%）及日本（7%）。

至于特朗普，最高评分来自菲律宾（68%），最低则来自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4%）。

舒尔曼表示，调查发现，整体而言，“人们对习近平的看法不像对其他领袖般强烈”。

至于特朗普，他说：“人们更倾向给出明确答案，而且往往是极端评价。”

调查亦发现，虽然仍有较多人认为美国政府比中国政府更尊重本国人民的个人自由，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皮尤亦在部分中等收入国家进一步了解受访者对两国外交政策的看法。

结果显示，中位数达7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相当程度或很大程度上干涉其他国家事务；认为中国有同样行为的则为45%。

“美国的反复令许多人不安”

近年其他机构亦进行过类似研究。

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Gallup）去年发现，中国的全球支持度已超越美国，而且是20年来中国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次。

不过，美国智库亚洲协会（Asia Society）每年进行的《全球对中国公共观感调查》则显示，中国形象在疫情期间下滑后，近年只录得温和回升。

卡内基中国（Carnegie China）非驻会学者庄嘉颖表示，皮尤今次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

他指出：“美国政策反复不定，包括动用武力及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害，令许多人感到不安。”

皮尤今次调查展开时，正值特朗普加强提出吞并格陵兰的言论，以及美国拘捕委内瑞拉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as Maduro）之际。调查期间，美国亦对伊朗发动战争。

庄嘉颖补充说：“中国是否真的非常受欢迎，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至少现时看来，它似乎是一个更容易预测的角色。北京近年亦一直积极改善自身形象，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

至于为何中国整体好感度较高，但受访者对习近平的信心相对较低，庄嘉颖表示，中国“可能因为较容易预测，令部分人感到较安心，但这并不能改变习近平是一位具高度专制独裁角色的事实”。

他指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提出了更具进取性及扩张性的主张，更加坚持其他国家配合其世界观”，而外界对中国少数族群待遇的质疑依然存在。

他说：“我认为，人们倾向将那些更具强制性、对经济较不利的政策，视为习近平个人的责任；至于科技进步等较正面的发展，则更多归因于中国这个国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