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战争（1756–1763）结束后，英国政府因债台高筑，开始向北美殖民地征收一系列新税（如《印花税法》、《茶税法》）。 英国内阁与国会主张，国会成员代表的是整个大英帝国的整体利益。即使殖民地居民没有实质选出议员，他们在法理上仍被国会“隐形代表”了，因此国会拥有对全帝国课税与立法的绝对主权。

1766年，英国国会为了回应殖民地对印花税的反抗，虽然废除了该税，却同时通过了《宣示法案》（Declaratory Act）。英国国会宣称，它在“任何情况下”（in all cases whatsoever），都拥有对北美殖民地制定法律与课税的绝对、最高权力。

这道法案将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确立的“国会至上”原则推向了极端，演变成北美人民眼中的“国会专制”。在殖民地看来，一个不受宪法课责、没有制衡力量、且殖民地毫无发言权的国会，其专制程度与绝对君主制毫无二致。

1773年“波士顿茶叶事件”彻底激怒了英国内阁与国会。为了惩罚桀骜不驯的马萨诸塞（麻省）殖民地，并重拾大英帝国的统治权威，英国国会于1774年春天连续通过了五项法令。包含1. 波士顿港口法 (Boston Port Act) ── 经济封锁，直至赔偿茶叶损失； 2. 马萨诸塞政府法 (Massachusetts Government Act) ── 没收自治权，实施军事统治 ； 3. 司法公正法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ct) ── 转移审判地，让英军免受地方审判； 4. 新驻军法 (Quartering Act) ── 强制民房征用，供英军进驻 ；5. 魁北克法 (Quebec Act) ── 领土划归加拿大，封锁殖民地西扩路线。

自认为除了无法替人生孩子其他什么都能的英国国会，将这些法令称为《强制法案》（Coercive Acts）；但在北美殖民地人民眼中，这些全然剥夺地方自治权与司法权的法律，被愤怒地控诉为《不可容忍法案》（Intolerable Acts）。

英国国会原本的政治算计是借由“重组麻省”，孤立这个反抗的大本营，并警告其他殖民地不可效尤。然而，其严酷手段产生了完全相反的“回力镖效应”，直接拉开了独立战争的序幕。

《不可容忍法案》彻底堵死了温和派寻求政治和解的路径。英国国会用法律告诉殖民地：大英帝国的统治不容任何谈判，只有绝对的服从。

这迫使原本只想“争取英国臣民权利”的北美人民，走向了武装自卫。不满一年的时间，1775年4月，盖奇将军派英军前往波士顿郊外搜查民兵暗藏的军火，便在雷克辛顿与康科特（Lexington and Concord）遭遇了严阵以待的民兵。

那声“响彻世界的枪声”（The shot heard round the world），正是在《不可容忍法案》所铺就的火药桶上被彻底引爆的。

美国之所以要从英国独立，不是因为要脱离英国国王的统治，而是要摆脱跟绝对王权同样听不懂人话﹑不管人民死活的“国会专制”。为了避免重蹈英国的覆辙，美国独立之后设计总统与国会分别选举产生的三权分立制度，250年来证明了这个国家因此更为强大，也符合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