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美生子还能行？最高法院 6:3 驳回特朗普
而在特朗普终止政策的尝试被驳回后，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称，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核心精神是“出生即权利”，并强调这一原则源于英美普通法传统与长期判例体系的延续。多家媒体指出，该案的分裂程度与保守派内部的摇摆，使其成为本届任期最具政治张力的裁决之一。
而在这场围绕“血缘、土地与国家边界”的争论背后，美国最高法院既在阻止行政权的扩张，也在不断重塑总统权力与宪法解释之间的关系。
《今日特读》将为您解析，这一判决如何在“限制特朗普”与“扩大总统权力”之间形成复杂平衡?而在近日最高法作出的几项裁决中，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与布雷特·卡瓦诺为何频繁与自由派形成临时联盟？美国本届最高法院任期预计将于本周结束，回顾该任期内，最高法院是如何在特朗普政治高压之下，维持一种“克制但不对抗”、“友好但不顺从”的运作方式？
美国宪法边界的再确认
此次最高法院围绕出生公民权的裁决，表面上看是对特朗普行政令的一次否决，但其真正意义远不止于政策胜负，而是在于重新划定“宪法解释权”的边界。
正如上文提及，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行政命令重新解释第十四修正案，将其中的“受其管辖”条款限定为“完全服从美国司法管辖”的人群，从而终止出生公民权政策，排除无证移民与部分临时签证持有者子女的自动公民身份。
然而，这一解释如果成立，将在制度层面改变美国自1868年以来形成的出生公民权体系。
因为如果该解释被接受，出生公民权就不再是一项由美国宪法直接确认的身份保障，而会变成由行政部门按照父母身份、签证类别甚至政治需要来筛选的资格。这不仅会让大量在美国出生的婴儿陷入身份悬空，也会动摇第十四修正案在内战后确立的基本原则——美国公民身份不应由血统、族裔或父母身份决定，而应以出生地和法律管辖关系为基础。换句话说，特朗普行政令挑战的并不只是移民政策，而是美国宪法对“谁是美国人”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
好就好在，最高法在6月30日的裁决中及时喊停。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代表多数方撰写了意见书。在意见书中他提到，“公民身份，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都是拥有权利的权利——意味着能够自由参与我们的政治共同体，第十四修正案的制定者将这一承诺扩展至‘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自由出生的人’。”
包括《经济学人》在内的多家媒体指出，本案的关键不在于法院是否“支持移民政策”，而在于法院是否允许行政权单方面重写宪法结构性条款。多数法官认为，一旦在本案中给特朗普开了绿灯，将会开创“行政命令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极坏先河。长此以往，美国宪法稳定性被行政周期化侵蚀，使基本权利随政治更替而波动。（相关报道：经济学人 | 最高法院允许特朗普政府在边境拦截寻求庇护者，这对庇护权构成沉重打击）
而对于这项裁决，特朗普做出了激烈反应。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称这一裁决“对我们的国家太糟糕了”，并立即把矛头转向国会，声称“不需要漫长而笨重的宪法修正案”，要求国会“今天就开始”推动终结出生公民权。（相关报道：华盛顿邮报 | 最高法院重申原则：几乎所有在美国本土出生者自动拥有美国公民身份）
而美国民众对此的反应，又一次体现了明确的党派化特征：路透社在最高法院裁决前公布的民调显示，64%的美国成年人反对终止出生公民权，支持取消者为32%；其中民主党选民几乎压倒性反对取消，而共和党选民内部则更多支持特朗普的立场。（相关报道：路透社 |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大规模驱逐移民的强硬行动可能拖累共和党）
另外，我们再回到最高法院内部，大法官们对这一案的意见，很值得玩味。据SCOTUSblog的法律分析师对判决意见的拆解来看，本案的投票结果6比3，并未简单对应着保守派大法官-自由派大法官的对立局面。相反，保守派内部出现了明显裂缝。（相关报道：SCOTUSblog | “特朗普诉芭芭拉案”这起涉及出生公民权的案件，堪称一个典型案例）
首先，托马斯、阿利托与戈萨奇三位保守派大法官，都是更支持更严格的“血缘/忠诚”解释路径的。托马斯在异议中强调，第十四修正案本意是保障内战后获得自由的黑人，而不是赋予所有出生在美国境内、但父母并未在美国“定居”的儿童以公民身份。戈萨奇也同意这种解释，并在自己的意见中进一步强调，出生公民权不应被理解为单纯的“土地原则”，而更应被理解为一种“定居者”的美国公民观，即父母已经把美国作为永久家园，其子女才应获得这种身份
。
托马斯
而三人中，阿利托的措辞是最尖锐的那一个。他称，目前最高法的多数意见把美国公民身份赋予了“几乎所有碰巧出生在美国的人”，甚至包括所谓“生育旅游”中的儿童
。他坚持主张，第十四修正案只要求给予那些出生时“只效忠于美国”的儿童以公民身份。
阿利托
而相比于上面三位坚守保守阵地的大法官，同样是保守派的卡瓦诺却采取了折中立场，因此在改变裁定结果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据《卫报》报道，卡瓦诺在意见中倾向认为，出生公民权的问题更适合由国会立法解决，而非通过行政命令或司法扩张来重新定义。这种“程序性回撤”，在多家媒体解读中，被视为保守派内部的一种对制度谨慎，而非意识形态向自由派靠拢或松动。
卡瓦诺
与此同时，自由派三位大法官则强调，出生公民权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国家身份结构的一部分。一旦允许行政权改变这一基础原则，将打开以政策替代宪法修正的路径。
而最终结果显示，法院拒绝了行政权扩张解释，但也并未在判决中进一步扩大宪法保护范围，而是选择“维持现状”。换句话说，这不是一次价值扩张型判决，而是一次制度冻结型判决。
两位摇摆大法官的联盟
如果说出生公民权案体现的是宪法稳定性，那么近期，美国最高法院的一系列裁决则暴露出一个更深层结构：最高法院正在形成以大法官·罗伯茨与卡瓦诺为核心的“制度型中枢”。
据NPR和智库“宪法问责中心”的分析，最近，在多个涉及行政权与独立机构的案件中，这两位保守派法官多次与自由派形成交叉多数，尤其是在关系到联邦机构独立性（如美联储与FTC相关案件）、选举与投票权结构（如州选区划分与解释美国《投票权法》）和行政权程序合法性（如解雇官员与执行程序）的三类案件中。（相关报道：美国宪法专题网站 | 最高法院的裁决对总统权力意味着什么；NPR | 马萨诸塞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谴责最高法院允许大规模驱逐海地和叙利亚移民的裁决）
这种交叉联盟并非偶然，而是结构性结果。
首先，罗伯茨的核心目标是“法院的制度合法性”。他长期警惕最高法院被视为政治工具，因此在涉及国家结构稳定性的案件中，他更倾向于限制行政权“过快重构制度”，即使这种限制有时与保守派整体方向不一致。
例如，在涉及《投票权法》的案件中，他与卡瓦诺曾共同加入自由派阵营，维持既有选区结构解释框架，而非支持更激进的联邦干预削弱。
与此同时，卡瓦诺的角色更接近“可调节保守主义者”。他并不偏离保守法理体系，但在面对制度后果时，常表现出对“司法可接受性”的敏感。他在多个案件中采取的策略是：支持保守原则，但限制其执行强度。
这种行为模式导致一个结果：在关键案件中，他并不是固定保守票，而是“结构性过滤器”。
SCOTUSblog分析甚至指出，这种组合使得最高法院出现一个新的中心结构：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近期裁决频繁出现“跨阵营5-4”或“6-3非典型结构”。在以罗伯茨和卡瓦诺为摇摆中心的大法官阵营中，最高法院得以形成一种“弹性多数”机制，通过个案重组联盟、程序性收窄判决范围，并在关键制度节点设置例外来运行。
最高法院如何塑造“总统有限制”
本届美国最高法院任期预计将在本周结束了。
在这个即将结束的任期内，大法官们必须时刻面对特朗普的政治高压和反复被特朗普挑战的司法边界。因此，不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大法官，他们都学会“克制但不对抗”、“友好但不顺从”。而这种态度的核心特征，并不是简单的保守化，而是一个更复杂的双向结构：允许扩展特朗普总统权力，但必须要有力限制特朗普直接冲击制度核心。
具体来说，据PBS和《纽约客》的分析，本届法院在涉及特朗普相关案件中形成了一个稳定模式：在行政执行层面，最高法倾向支持总统扩权（解雇官员、削弱机构限制）；但在制度边界层面，最高法院坚持保留关键防火墙（如美联储独立性、选举规则、部分移民权利等）。（相关报道：纽约客 | 最高法院对特朗普权力的制衡，令人不安）
这种“双轨路径”构成了所谓“有限单一行政权模型”，其核心逻辑是：总统可以更强，但不能随意重写制度结构。
例如，在特朗普解雇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民主党籍委员丽贝卡·斯劳特一案中，6月29日最高法院公布裁决，支持特朗普具有解雇斯劳特的权利，并明确表示，行使总统行政权的下属官员应当服从总统免职权。
但在同一日的裁决中，最高法驳回了特朗普试图解雇美联储理事丽萨·库克的决定。罗伯茨在该案意见书中说，美联储理事并非服务于总统个人意志，他们拥有14年交错任期，只能“因故”免职。最高法院还特别强调，美联储具有特殊历史传统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不能轻易被总统政治控制。
这就是最高法院通过程序或结构性解释保留独立性的做法。
而上述同一日发生的矛盾裁决，就是最高法“双轨系统”的典型体现：原则上支持总统统一行政权，但在关键制度节点上设置例外。
而在这个双轨系统中，大法官罗伯茨的作用尤为关键。他不推动制度革命，而是控制“制度变化速度”。因此，他的多数意见通常具有三个特征：限制极端解释；避免全面推翻旧判例（除非必要）；强调程序与机构连续性。
当然，自由派大法官也在反对意见中不断警告，这种“控制制度变化速度”实际上是在自欺欺人，因为这看似保护美国制度和宪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但实际上仍然是在重写美国宪政的结构，只不过是通过渐进方式实现，节奏被放慢了而已。
因此，如果要给本届最高法院在意识形态上定个性，那就是，它并非单纯“右转”，而是在进行一种结构性再设计：不推翻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体系，但重新定义体系的运行方式和节奏。
结语：不是终局，而是结构重组
总体来说，出生公民权一案的意义，已经跳出了案件本身，而是事关美国行政和司法制度的立身之本。而它的裁决，本质上也是保护了美国司法体系的完整和独立，因此才具有里程碑意义。
而最高法院，作为制度和体系的保护罩，也并非铁板一块。它正在从“裁决机构”转变为“节奏调节器”
，它无法直接决定美国的政治走向，但能决定特朗普的政治权力可以走多远、走多快，以及在哪些节点必须停下。
在这个意义上，最高法的真正特征并不是保守或自由，而是“可控变化”。
当然，问题也随之而来：当制度虽然被保护，但它的变化仍然在持续、缓慢且不可逆时，它是否仍然是另一种形式的宪政重构？这个问题，本届法院并没有回答，它只是继续在回答的路上。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