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我们的《纽约时报杂志》文章的六点主要发现。

大量新证据表明，爱泼斯坦当时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

爱泼斯坦在世最后几天的一些重要细节仍不明朗或充满谜团——但“未知”并不等于存在另一种解释。

我们对监狱安保和人员配备的分析显示，在他死亡前，若有凶手想要进入他的牢房，几乎肯定需要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涉及多名参与者，他们必须对监狱特定安保系统、系统故障以及安保规范有极其详尽和精确的了解。在数十次采访和大量文件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存在这样的阴谋。

相反，我们发现了大量证据——其中很多是此前从未披露的——表明，在他死亡前数周，爱泼斯坦曾多次写到并谈论自杀念头，并至少尝试过一次自杀，可能多达三次。

爱泼斯坦尝试自杀的次数可能比此前已知的多。

在死前两个半星期，爱泼斯坦曾在牢房内明显尝试上吊自杀，但因当时狱友的干预失败。监狱官员从未正式判定这是否为自杀企图。但爱泼斯坦在牢房留下一张字条，清楚表明了他的意图，几天后被狱友发现——这张字条的内容和笔迹与他其他狱中手写内容高度相似，而那些内容我们此前已获得。

这可能还不是唯一一次尝试。爱泼斯坦的狱友告诉我们，他曾两次发现爱泼斯坦准备上吊自杀。他说自己曾向狱警报告这两起事件，但并未受到重视。

爱泼斯坦在死前数周经常谈论自杀。

在8月10日于大都会惩教中心死亡前的数周里，爱泼斯坦在与律师、狱友的谈话中以及自己写下的文字里多次明确提及自杀。除了被第一位狱友发现的自杀遗言外，他还留下了其他绝望的字条，写着“未来于我和他人只有痛苦”，并质疑“为什么我爱的人要为我的问题受苦”。

在与律师和其他狱友的谈话中，他坦率地谈到自己无法忍受狱中生活。不止一人曾公开担心他有自残风险，并基于他的言行表示忧虑，而他为打消这些疑虑而说的话有时听起来令人不安。当爱泼斯坦的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狱友被转到其他设施时，他回忆自己曾告诉狱方：“他不适合一个人待着。”

关于爱泼斯坦自杀风险以及需要保护他的警告基本被忽视。

到他死亡时，爱泼斯坦已因自杀风险两次被安排进入特殊观察牢房。他被认为可能尝试过一次自杀。他的两位狱友都表示曾向狱警转达对他的担忧，联邦押运人员在监狱和法庭之间转运他时也曾将他标记为自杀风险。尽管如此，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他仍被单独留下且无人观察，这违反了专门下达的监督命令——这一失误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

对爱泼斯坦牢房死亡现场和证据的处理，加剧了外界对他死亡的持久怀疑。

只有一名狱警看到了爱泼斯坦在牢房内未被移动的尸体。该狱警立即移动了爱泼斯坦的身体，进行了一场徒劳的急救，他对发现尸体时的位置细节回忆模糊，且几年后才向调查人员说明他所知道的情况。甚至爱泼斯坦用来上吊的绳套也无法完全确定：他的牢房内有多条打结的布条，当时唯一被作为证据收走的那条，多年后被联邦调查人员认定是错误的绳套。死亡现场受到狱警和医护人员的严重破坏，以至于联邦调查人员甚至没有采集DNA证据。（在其他案件中，取证团队通常会在被踩踏的犯罪现场采集DNA。）

结果，准确判定爱泼斯坦死因所需的关键信息丢失了。而作为证据收走的绳套与爱泼斯坦身上的勒痕似乎不符，这给人留下了物理证据存在神秘矛盾的印象，这些矛盾直到多年后才得到初步解释。

爱泼斯坦尸体的尸检能告诉我们的信息有限。

尸检期间拍摄的爱泼斯坦尸体照片（我们与多位病理学家一起审阅了其中部分）是关于他死亡的少数清晰证据之一，而在他的死因问题上，这些照片往往呈现的是相互矛盾且令人困惑的迹象。

但基于有限的信息——包括尸体被发现时的状况、他最可能使用的绳套以及绳套如何固定在牢房双层床上——我们采访的几位法医专家认为，这些照片仍可能与至少一种特定的自杀场景相符。而且几乎没有人认为，仅凭医学证据就能最终确定他的死亡方式是自杀还是他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