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曾自诩为“自由民主的灯塔”，但建国250周年的此刻，这个国家却不再是世界熟悉的美国，逐步走向孤立主义和民主逆流。美国怎么会变成这样？川普总统之后，正常的美国还会回来吗？本报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罗宾森，从制度与历史的角度，重新解读美国的当下与未来。以下为第一人称专访内容：

Q 美国为何不再是世界熟悉的美国？

许多人觉得现在的美国无比陌生，但如果拉长历史视角，今天发生的事其实似曾相识，家族利益介入政策、孤立主义抬头、对国际秩序的漠视，这些在美国都曾反复出现。

例如在1950年代，时任美国国务卿及中情局局长的杜勒斯兄弟，由于在联合果品公司有大量投资，便协助推翻危地马拉民选政府，只因该政府试图征收并重新分配该公司的土地；再往前看，1930年代美国孤立主义盛行，甚至不想参与对抗法西斯的二战。

许多美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提出过美国政治的周期论，因为美国确实会定期出现危机，这些危机往往源于前一个模式中存在的矛盾。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达尔在1940年代就观察到，美国人拥有的不是意识形态，是“信条”，如自由主义、民主、平等主义与个人自由，但这些价值彼此其实是矛盾的。

美国的历史就是把这些矛盾打包在一起，每隔50年炸裂一次，现在看起来又走到了那个炸裂的时刻。当旧体制崩解，人们会感到混乱与幻灭，这便为各种新的政治计划创造了空间。

有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制衡机制正在失灵，权力正在向少数人集中。这种迹象的确存在，但我认为还不至于走到那一步，美国的制度依然强大，系统最终会透过某种新模式来自我修复，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样子。

Q 川普是摧毁体制的病因，还是病变后产生的症状？

如果想理解川普，必须把他看作结构性问题的症状。这些问题包括全球化带来的冲击、美国经济体系未能有效应对，以及经济学界长期以狭隘视角看待全球化后果。

更核心的是精英政治的矛盾。我们以为个人主义与平等可以并存，但现实是，过去50年的繁荣主要集中在受过高等教育、拥有资源的人身上；没有大学学位的劳工，实质工资甚至停滞不前，成长的果实多流向最富有阶层。同时，自由派政府的家长式作风，例如强制接种疫苗，也让许多人感到愤怒。

川普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成功凝聚了这些对旧模式感到幻灭的人，整合出一个看似荒谬的联盟，包括“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支持者、基本教义派基督徒、反疫苗族群、仇视移民者。

这个联盟背后每一群人都有真实的委屈。

就算当初是民主党贺锦丽赢了，这些问题还是会在那里。拜登政府最具代表性的政策是免除大学生学贷，但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是过去50年的赢家，免除债务等于是在给赢家送钱，这说明拜登和他的团队根本不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

那川普之后呢？我不认为被视为接班人的副总统范斯，有那种魅力或能力去撑住那个联盟，但只要这些结构性委屈没有被解决，类似川普的人物就会不断出现。

Q 人们为何开始渴望强人领袖？

美国政治学家杭廷顿在35年前就指出，民主往往是以“浪潮”与“逆流”的形式交替出现。1920和30年代全欧洲民主崩溃是一次逆流，1960和70年代拉美与非洲民主垮台也是。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新一波逆流之中。

每一次逆流的背后，其实都是承诺落空后累积的幻灭。

1990年代拉丁美洲民主化时，人们曾期待制度带来实质改善；但在国家机器软弱、政治分赃横行的环境下，民主难以发挥作用，也让反民主力量有了发展空间。东欧在柏林墙倒塌后也经历了类似的循环。

这波逆流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在拉美，目前还没有军队推翻政府；但在非洲，如马利和布基纳法索，军事政变甚至受到大众欢迎，因为被推翻的民主政府极度腐败且失能。美国同样未能幸免，人们对自身体制的幻灭程度令人震惊，这正是反体制模式得以生存的土壤，也让这股逆流开始向全世界扩散。

Q 同样面临民主危机的欧洲能有不同解方吗？

匈牙利近期的变化确实带来一线希望。连续执政16年的奥班以反欧洲、亲俄罗斯与保守民族主义为核心路线，但匈牙利人民最终拒绝了这一套，因为他们明白国家的未来在欧洲，而不是与俄罗斯或三流独裁者绑在一起。

但英国让我更悲观。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英国将近20年经济成长基本上是零；如果离开伦敦或牛津，去到英格兰北部，那里的贫穷程度会让你感到震撼。这与美国的问题如出一辙，繁荣集中于少数都会区，国家其他地方在过去50年并未受益。这种失衡也正是英国政治动荡与脱欧情绪的根源。

英国脱欧在经济上证明是一场灾难，失去欧盟市场准入，却未摆脱繁复的制度负担。极右翼政客如法拉吉假装他有答案，但其实只是把问题荒谬地归咎于移民，光是赶走移民根本解决不了任何实质问题。英国正处于衰退中，我看不到出路，也没有经济活力的蓝图。

对于欧盟，我反而相对乐观。欧洲拥有人才、资本、金融体系与高等教育等关键条件，只要做出改变，欧盟还是有机会重振经济活力。

Q 世界还能期待美国民主制度自我修复吗？

我们可以保持乐观，但民主的修复绝对不会自动发生。美国目前最缺的是一个新计划，一个有全新叙事、新制度设计，能真正解决当前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政治新蓝图，但仍看不到这个计划的轮廓。虽然左派有像民主党众议员欧凯秀那样的激进路线，但那是非常属于美国东岸的精英模式，这种诉求无法广泛吸引美国中西部的多数民众。

我们仍在寻找那个出口。体制是可以被重建的，但那需要人、需要思想，也需要体制的支撑。

就像乌克兰的民主是透过人民走上街头抗争建立起来的；或是现在匈牙利的新政府，他们将面临极其艰巨的任务，必须去清理奥班长期渗透进国家机器各角落的残余势力。

在这种历史转型过程中，有着庞大的工作需要完成。我们必须明白，没有任何事情是会自动好转的，制度的重建需要积极的行动与务实的愿景。

Q 中国能否成为例外，在不民主化的情况下维持繁荣？

完全不可能。先厘清台湾的成功经验，有些人怀念1949年后的执政者，认为是威权体制规划了经济奇迹，但那是以偏概全，1949年后初期一心只想反攻大陆，并不积极发展台湾经济。政府后来确实扶持了台积电，但台积电在台湾其实是个异类，台湾没有韩国那种庞大财阀，有的是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那是由台湾人民、企业家精神和市场所创造的，不是只靠政府。

中国的故事也是如此，把中国经济转型简化为“国家天才领导”的结果，是一种过度简化甚至失真的叙事。经济成长早在1978年之前就从温州开始了，当地人在文革期间就自行搞农业去集体化，生产力随之爆发。1980年代经济起飞时，中国根本没有公司法，私人企业依法不能雇用超过7个人，但民众直接无视共产党，雇了几百几千人。

问题出在1990年代之后，共产党开始系统性收回控制，第一部公司法就规定企业内部必须设立党组织。对我来说，这条路只有一个结局：中国经济奇迹的终结。你不可能在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随心所欲下，维持一个具有创业精神的包容性经济。

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看看中国历史就知道。至于中国会不会转向民主？极其不可能。中共过去50年的首要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维持控制。看看北韩就知道，极权政府并不需要经济成长来控制社会，为了维持政权稳定，他们宁可牺牲繁荣。

詹姆斯·罗宾森 James A. Robinson

背景 英裔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

荣誉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现职 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学术视角

˙以结合历史、政治与经济的跨学科视角，深入剖析国家贫富差距的根本成因闻名。

˙核心论点认为“制度”才是决定国家繁荣与衰败的关键。

代表作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2012年与艾塞默鲁合著)

˙《独裁与民主的经济起源》

˙《自由的窄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