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孟加拉邦拥有294席的议会中，共产党只剩下一席。

自1957年以来，印度首次不再有任何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邦政府。

由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印共（马）”、CPI(M)）领导的左翼民主阵线（LDF）本月在喀拉拉邦（Kerala）败选，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执政。这也意味着——至少暂时而言——全球其中一场最持久的民主共产主义实验已告一段落。

在鼎盛时期，印度共产党曾统治从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到喀拉拉邦、特里普拉邦（Tripura）等多个邦，透过工会、农民组织、学生组织及纪律严明的干部网络，影响超过1亿人的生活。

在西孟加拉邦，左翼阵线自1977年至2011年持续执政，是全球历时最长的民选共产主义政府之一。在特里普拉邦，左翼总共执政35年，包括在2018年被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击败前，连续25年执政。

喀拉拉邦则走上不同道路。自1957年，当地选出由E·M·S·南布迪里帕德（EMS Namboodiripad）领导、其中一个全球最早的民选共产政府以来，政权一直在左翼与国大党（Congress）之间轮替，使共产党成为一股持久力量，但从未成为永久的主导力量。

1996年，“印共（马）”创党成员、时任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的乔蒂.巴苏（Jyoti Basu），差点以联合政府领导人的身份成为印度总理。但其政党拒绝了这项提议——巴苏后来特别形容这是一次“历史性错误”。

共产党深刻塑造了德里的联合政治。2008年，他们因反对与美国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用核能协议，而撤回对前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政府的支持。当时左翼政党在国会下议院拥有62席，足以迫使辛格面对信任投票，最终才成功通过协议。

1957年，喀拉拉邦选举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共产党政府之一。

他们的影响力远远超越国会。

即使西孟加拉邦在左翼执政期间经济停滞、以及因教育质素下滑引发忧虑，共产党在经济思维、知识界与文化生活上的影响力，仍远超其选举版图。

许多人认为，这种影响力如今大部分已经消退。

如今，左翼势力呈现不均衡生存状态。

在喀拉拉邦，尽管近期受挫，左翼仍具重要政治影响力；在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左翼主要依靠联盟维持存在；在比哈尔邦（Bihar），印度共产党（马列）在部分地区成为充满活力的基层力量。由左翼支持的学生组织，在顶尖大学中仍表现不俗。

但在曾经是左翼权力堡垒的西孟加拉邦与特里普拉邦，共产党已沦为昔日自己的影子。全国层面上，“印共（马）”的得票率已从1980年代高峰时超过6%，跌至近年大选不足2%。

这种衰落反映出一种旧有政治语言的消退：阶级斗争与集体动员，逐渐被身份政治、民族主义、民粹领袖与福利分配所取代。

“印共（马）”西孟加拉邦书记穆罕默德.萨利姆（Mohammed Salim）认为，背后存在更大的历史潮流。

他指出，自1990年代起，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市场自由化崛起，形成一场“宗教、政治与经济的全面冲击”，从各方面挤压左翼空间。

“中产阶级被展示了一片绿色牧场，”他说。“发展、现代化、基建——你也能分一杯羹。人们开始产生对未来的渴望。”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创始成员之一乔蒂·巴苏于1996年被提议担任印度总理。

他认为，共产党难以对抗一种越来越围绕种姓与宗教，而非阶级组织起来的政治。“分化政治削弱了阶级团结，”萨利姆说。

然而有专家认为，左翼不能仅以印度教民族主义、种姓政治与“渴望政治”的兴起来解释自身衰落。

多伦多都会大学（Toront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桑杰.鲁帕雷利亚（Sanjay Ruparelia）指出，与中国或越南不同，印度的共产党只是在“联邦政治经济体制”下治理部分邦。

这使他们越来越需要吸引私人投资并推动经济增长。

在西孟加拉邦，这种矛盾曾激烈爆发：一个靠土地改革崛起的政党，后来却被指控以工业化名义剥夺农民土地。

在特里普拉邦，左翼政党曾连续执政25年，直到2018年被印度人民党击败。

在特里普拉邦，左翼政党执政长达25年，直到2018年被印度人民党击败。

喀拉拉邦则显得与众不同。当地因去中心化规划、高社会发展指标、高识字率、减贫成果以及强大的公共医疗系统，而获得国际关注。

但这种模式本身也存在问题。“喀拉拉仍高度依赖海外汇款，而这些收入开始波动，造成财政压力不断增加，也无法充分创造就业，尤其是青年就业，”鲁帕雷利亚说。

更值得注意的是，喀拉拉的共产党本身也逐渐走向过去曾反对的经济模式。

2022年，“印共（马）”一份政策文件表示接受私人投资、公私营合作、私立大学及全球化科技服务。

对鲁帕雷利亚等政治学者而言，这种转变揭示了一个更大的现实：印度共产党“更适合被理解为社会民主派，而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他们并未追求革命，而主要作为议会政党运作，重点放在福利、劳工权益与财富再分配。

“印度的特殊之处在于，具有共产主义传统的政党竟然能在民主选举中成功，”他说。

但“印共（马）”总书记马里安·亚历山大·巴比（MA Baby）则认为，邦政府本来就受到严格限制。

“他们在财政与行政上权力有限。真正的权力在德里，”他说。

“我们利用邦政府证明：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之下，在有限权力中，仍然可能推行亲人民政策与替代方案。”

然而，支撑这种模式的社会基础正逐渐瓦解。在印度庞大的非正式经济中，有组织劳工一直只占少数。福利政治也逐渐从阶级动员，转向直接现金补助与基于认同的联盟。

2020年，农民爆发抗议活动，反对莫迪总理的农业法案，这场抗议暴露了农村政治的巨大变化。

左翼仍然参与其中——正如分析人士希卡.穆克吉（Shikha Mukherjee）所说，是“良知的声音”——但已不再是运动领导者。地方政党与独立农民工会已取代他们的位置。

为了摆脱老化政党的形象，西孟加拉邦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已开始力推年轻一代的领导人。

“左翼已失去作为权利与社会保障主要代言人的地位。他们难以适应现代经济，而意识形态混乱如今正是这场运动的核心问题，”穆克吉说。

如今的印度面临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青年长期失业与经济不安全感加深——按理说，这本应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容易壮大的环境。

正如鲁帕雷利亚所说：“按照左派常说的话，客观条件应该有利于他们。”

但穆克吉反问：共产党人在哪里？“左翼本应走上街头。他们人呢？”

这种矛盾并非印度独有。

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也出现新左翼政党。但鲁帕雷利亚指出，许多左翼政党都面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的挑战，后者透过“移民政治和民族主义而非阶级团结”来动员工人。

穆克吉认为，印度左翼也面临与印度人民党类似的挑战。

不过，现在为政治运动撰写悼词，仍言之过早。

印度共产主义经历了分裂、国家镇压和选举崩溃，但依然屹立不倒。

印度共产主义曾历经分裂、国家打压与选举崩溃，依然存活下来。其组织网络虽已削弱，但仍遍布部分地区。

问题在于，左翼能否把这种残余力量转化为政治复兴。

“‘印共（马）’需要重新发明自己——要学会在自由化创造出的经济体制中运作，而不只是反对它，”穆克吉说。

在西孟加拉邦，萨利姆坚称，政党正在“重新集结、重新定位与重新振作”。

为摆脱老化、抗拒改变的形象，政党正积极把年轻一代领导人推向前线。

“共产主义者必须不断更新自己。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本身，”巴比说。

然而，左翼衰落的规模依然惊人。在西孟加拉邦选举中，“印共（马）”在294席议会中仅取得1席，得票率略高于4%。

但喀拉拉邦则呈现另一种情况：即使败选，左翼民主阵线仍取得约三分之一选票，显示共产党在当地仍是一股重要政治力量。至于特里普拉邦，左翼重返执政仍显遥远。

尽管如此，党领袖坚称，左翼的选举衰退，并不能完全反映其社会与政治重要性。

“我们有希望吗？当然有，”巴比说。

“事实上，我们会问：如果没有我们，未来还剩下什么？议席很重要，但我们在人民心中的位置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