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在人生的最后十年，阿瑞吉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崛起，是否意味着两百五十年前的亚当·斯密预言成真，即，欧洲民族与非欧洲民族之间实现了真正的平等和相互的尊重。由此出发，为了向人们描绘21世纪的政治经济谱系，2007年，阿瑞吉提出与波兰尼不同的看法：亚当·斯密不在美国，不在华盛顿；亚当斯密在中国、在北京。

两个斯密：一个被无限放大，一个被刻意抽离

在阿瑞吉织就的这幅谱系图中，穿针引线的，是两个斯密：一个是经济的，另一个是政治的。经济的斯密鼓吹自生自发自我调节的市场无形之手，以及作为经济发展永动机的资本主义。政治的斯密主张政府是市场的母体，国家的调控干预是市场生存发展的条件。很明显，波兰尼借以警示世人的，是经济的斯密；而阿瑞吉借以展望未来的，是政治的斯密。

经济的斯密是自由主义的，他主张在分工社会中，交换是人的秉性，每个人仅靠自己的劳动产品只能满足自身欲望的极少一部分，所以都需要用自己劳动的剩余产品来与交换他人劳动的剩余产品，这样才能满足自身的全部需要。如此一来，人的利己之心就实现了利他的社会效果。在这种交换的秉性面前，人人生而平等，不存在道德意义上的高低贵贱之分。每个人都是商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这种交换的秉性，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着这个商业社会的经济繁荣。不过，这个商业社会还需要三个实验室般的严苛条件：一是听任万事万物自然发展，一切听其自由；二是每个人都能自由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职业并能随时自由改业；三是每个人都从自身利害出发趋利避害。显然，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满足这三个条件，这样的经济乌托邦 从未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

考虑到斯密构筑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在《国富论》问世七八十年后，也就是1844年英国市场社会正式确立，并通过殖民战争扩张成为“日不落帝国”之后，才变成了英国的国策，经济的斯密对现代世界的影响还不到两百年。但这不妨碍经济的斯密被西方社会奉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宗师，《国富论》也被视为经济学的圣经。这是因为，人们认为，正是斯密揭开了经济人的面纱，彰显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威力，为经济自由主义构建了利己之心达至利他社会效果的正当性。仿佛从他开始，市场的交换法则就成了市场运行的核心机制，成了支配一切的上帝法则，成了约束人世间万事万物的真理法则。人人以获利为动机，人人以利己为天性，一切都有价格，万物皆可买卖，宛若不可触碰不得违背的天条。

但在阿瑞吉看来，政治的斯密不相信这天条，因为他看到经济的购买力总想也总能转化为政治的支配力，所以并不把自我调节的市场作为新旧自由主义的信条；他提倡亲劳动者而非亲资本的政府行动；他不主张容易导致工资降低的劳工间竞争，而主张把利润降低可接受水平的资本家间竞争；他把政治经济学描述为政治家或立法者科学的一个分支，把自己的思想贡献描述为“有关法律和政府的一套总原则”；他非但没有建立一个自我调剂的市场理论，反而预先假定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它创造并不断催生市场存在的条件，它利用市场作为政府的有效工具，它调节市场的运行，它还积极干预以便校正或克服市场所带来的不良的社会或政治后果。

政治的斯密的目标，既是要向国家提供用于公共服务的充足财政收入，也是要向人民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料，他出于这种社会的、政治的而非经济的考虑，主张非常广泛的政府干预：治安、国防、司法、贸易、通讯基础设施、货币、信用调控和教育。因此，阿瑞吉认为，当代流行的经济学理论颠倒了斯密的思想，刻意抽离了政治的斯密，无限放大了经济的斯密。

两种未来：如何实现大多数人的美美与共？

政治的斯密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效应，看到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发展的历史和当代形态。这让阿瑞吉做出了颇具颠覆性又很有吸引力的论断：在欧洲，马克思活在意识形态中；在美国，劳资关系客观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与之类似，当代西方只是在思想上信奉自由市场，而古代中国却在客观上实践着市场经济，在很多方面进行着充分的竞争。进而，阿瑞吉剥离了市场经济的历史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市场经济不是现代才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才有的。因此，所谓“斯密在北京”，说的既是政治的斯密在北京，也是真正的、自然的市场经济。

阿瑞吉是这样得出这个结论的。首先，现代世界历史的首要特征在于，国家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这种竞争刺激并推动了金融扩张（这来自马克斯·韦伯）；其次，金融晚秋论：某个正在经历金融扩张的国家的晚秋，恰恰也是另一个地方的春天（这来自布罗代尔和马克思）：在威尼斯积累的剩余去了荷兰，在荷兰积累的剩余去了英国，在英国积累的剩余去了美国。再次，美国或者说西方积累的剩余正在流向东方，流向中国。美国的黄昏会不会变成中国的春天，这取决于中国走什么样的政治经济道路。

引申而言，中国走什么样的政治经济道路取决于，中国能否既引导工人竞争来获取资本、利润和经济繁荣，又抑制消化消除不良的社会政治后果；中国能否将工业革命与杉原熏所提出的“勤劳革命”融合起来；中国能否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能源节约型工业化结合起来，解决中国内部的城乡、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问题，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市场道路，而非西方世界军国主义、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能源过度消耗型的、不自然的发展道路。走上这条“自然的国富之路”的中国，将更有可能代表非欧洲民族实现与欧洲民族的真正平等和相互尊重，也将更有可能为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做出更大的贡献。

由是观之，经济的斯密在美国，政治的斯密在中国，这两个斯密两条道路之争，也正代表着人类社会的两种未来：究竟是一小撮人盆满钵满、垂拱而治、优哉游哉、不亦乐乎，还是大多数人勤劳革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面对这两种未来，人类社会将何去何从，这关乎每个人的生计生活、健康幸福和前途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