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强制执行立案公告，让持续瘦身自救的王健林再度被推上舆论风口。

5月21日晚，永辉超市正式向法院申请对王健林、孙喜双及相关企业强制执行，追讨超36亿元巨额欠款，且案件已获法院立案受理。

不同于万达过往企业层面的债务危机，此次纠纷直接锁定王健林个人连带担保责任，个人资产、个人信誉直面司法风险，并对正在准备港股IPO的万达商管构成重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在万达持续卖资产、降负债、冲上市的关键节点，这场突如其来的个人债务风波，成为王健林近年遭遇的最棘手危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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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辉超市向王健林、孙喜双等追债超36亿元

本次超36亿元的巨额债务纠纷，起源于2023年12月一场备受行业关注的股权交易，是双方履约两年多彻底破裂后的司法终局结果。

彼时，永辉超市为优化自身资产结构、回笼经营性现金流，剥离非核心股权投资，与大连御锦贸易有限公司达成股权受让协议，将其持有的3.89亿股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对外转让，这笔交易也是近年万达商管股权层面规模较大的换手交易。

本次交易对手方是与万达深度绑定的关联主体：大连御锦为大连一方集团间接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孙喜双，而孙喜双是王健林多年的挚友与核心合作伙伴，双方长期在地产、商业运营领域深度协同，此次交易也被市场解读为关联方接盘股权、稳固万达商管股权结构的操作。

为保障交易履约、提升交易信用，协议明确约定，由王健林、孙喜双及大连一方集团为本次交易的全部款项、违约金及衍生费用提供全额连带保证责任。

这一担保条款，是本次王健林被直接列为被执行人的核心根源，也让原本属于企业间的交易违约风险，直接穿透至实控人个人层面。

交易落地后，主债务方大连御锦贸易并未按约定分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多次出现付款逾期，后续更是终止履约，长期拖欠款项。

经双方多次协商、书面催告后，欠款状态仍未改善，永辉超市回款无望。为化解巨额坏账风险、守住自身资产底线，永辉超市于2024年10月正式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追讨全部欠款及违约损失。

2026年4月，仲裁委作出终局裁决，全面支持永辉超市诉求：裁定大连御锦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36.39亿元，另支付2.18亿元加速到期违约金，叠加仲裁费、律师费、保全费等各类支出，涉案总规模超38.5亿元。

同时明确，王健林、孙喜双及大连一方集团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需在裁决生效20日内完成兑付。

裁决生效后，各方责任方依旧拒不履约，最终永辉超市启动司法手段。

2026年5月21日，永辉超市官宣案件正式获得法院强制执行立案许可，意味着这场持续两年多的债务拉锯战彻底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司法追责全面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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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还有多少底牌？

自2021年债务危机爆发以来，王健林始终坚持“卖资产、降负债、轻转型”的自救路线，连续多年大规模剥离重资产、非核心业务，万达体系资产规模大幅收缩。

历经持续瘦身之后，其当前可掌控、可变现的核心资产，集中于商管主业、存量物业、少量文旅板块。

核心优质资产集中于万达商管主业，也是万达当前核心盈利与上市主体。

数据显示，尽管近年持续出售万达广场，万达商管仍保持庞大的管理规模，全国运营管理超500座商业购物中心，是国内规模领先的商业物业运营服务商。

其中，绝大多数优质广场资产纳入港股IPO主体珠海万达商管体系内，属于上市核心资产，稳定性强、现金流稳健，是万达目前最核心的优质资源。

2023年至今，万达已累计出售超80座万达广场，包括2025年打包出让的48座核心城市广场、2026年成交的上海颛桥、常德、常州新北等多座项目，累计回笼数百亿资金。

即便如此，据大象新闻测算，目前万达体系内仍留存约140座未纳入上市主体的万达广场，这类资产是王健林化解短期债务危机的核心备用筹码。

此外，目前万达仍持有长白山国际度假区、武汉中央文化区、兰州万达城等核心文旅项目，同时保留宝贝王儿童产业、部分体育赛事营销业务，形成稳定的经营性现金流补充。

而文化板块方面，万达电影控制权已转让给上海儒意，仅保留少量股权，不再具备掌控权；除此之外，剩余少量企业股权投资多为非核心资产，变现能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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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上市之路或再遇重创

此次36亿级别的强制执行立案，绝非简单的财务纠纷，对王健林个人信誉、万达集团经营、万达商管港股IPO进程有着很大的影响。

过往万达所有债务风险均局限于企业层面，王健林个人从未被大规模强制执行，而如果本次全额连带担保责任落地后，法院可依法查封、冻结、划扣其个人名下股权、房产、存款等私有资产，用以覆盖本次超 38.5 亿元的债务本息及相关费用。

2015年万达集团董事长年会，王健林演唱《一无所有》

若无法按期兑付，其将可能被列入失信、限高名单，个人商业信誉彻底受损。

对于高度依赖王健林信用背书的民营商业巨头而言，王健林个人信誉或将直接影响全体系的合作与融资。

尤其是万达商管最近几年一直在尝试香港IPO，王健林个人商业信誉的得失在这个关口至关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危机爆发前，太盟系资本早已联合中信资本、阿布扎比投资局等头部机构，对万达商管启动了一轮精准的“手术”，全力为港股IPO扫清障碍，也是近几年万达翻身的核心底牌。

机构方以近600亿元战略投资入局，彻底重构万达商管股权架构，将万达集团持股从超70%大幅压缩至40%，太盟系等外部机构合计持股60%。据第一财经报道，就上市问题，新投资也将不再设置对赌协议，破除了IPO最大的合规与业绩壁垒。

为进一步适配港股上市合规要求，今年3月份，万达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珠海万达商管全资持有的核心运营公司）发生工商变更，王志彬卸任法定代表人、经理，肖广瑞卸任执行董事，由陈琦接任法定代表人、经理并担任董事。

此举意味着王健林旧派代表王志彬和肖广瑞彻底出局，而从外部聘请的职业经理人陈琦正式上位。

与此同时，公司注册资本由5000万人民币增至5100万人民币。

高管以及注册资本的调整，被外界认为是为满足港股上市招股书披露前必须完成的“合规校准”，全方位为港股IPO铺路。

但本轮36亿强制执行风波，或许对太盟系的铺垫成果造成不小的影响。珠海万达商管是万达目前主要的上市核心平台，也是其化解存量债务、打通长期融资渠道的终极底牌，而港股上市审核对实控人合规性、司法风险、信用状况要求极为严苛。

王健林个人被列为被执行人、深陷巨额强制执行纠纷，属于上市审核中的重大负面事项，不仅会延缓上市审核进度、大幅提升审核难度、触发监管专项问询与机构投资人深度质疑，甚至可能导致上市审核暂停。

整体而言，这场36亿级别的追债风波，是万达近年自救路上最严峻的考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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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不得已”的永辉

不同于外界聚焦万达的危机困境，永辉此番追责或许也是“迫不得已”。

财报数据显示，永辉超市早已深陷持续亏损泥潭，业绩颓势延续多年。自2021年起，公司连续五年归母净利润为负，五年累计亏损超120亿元，曾经的“生鲜商超第一股”彻底跌入业绩低谷。

其中2023年归母净亏损13.29亿元，2024年亏损14.65亿元，亏损态势持续延续；2025年业绩进一步恶化，全年营收535.08亿元，同比大幅下滑20.82%，归母净亏损高达25.52亿元，单年亏损规模创下近年新高，第四季度更是单季巨亏18.40亿元，经营压力达到顶峰。

为挽救颓势、止损脱困，永辉近年开启激进的战略收缩与门店改革，全面放弃规模扩张路线，转向提质瘦身。

2025年全年，永辉累计关闭低效门店381家，调改门店315家，通过大规模关店、优化供应链、精简人员压缩成本，但高强度的改革调整也产生了巨额转型损耗，叠加社区团购、线上零售分流、商超行业内卷加剧的外部冲击，企业盈利能力持续弱化，始终无法摆脱亏损困局。

持续巨亏之下，永辉超市资产规模持续缩水、资金链极度脆弱。数据显示，公司总资产从2022年巅峰的621.43亿元，收缩至2025年末的304.62亿元，三年时间资产近乎腰斩，资产负债率持续走高，企业抗风险能力大幅下降。

虽然2026年一季度公司短暂实现扭亏为盈，但属于阶段性小幅修复，并未彻底扭转长期经营颓势，企业依旧面临营收低迷、利润薄弱、存量资产承压的多重问题。

在此背景下，这笔超38.5亿元的潜在回款，成为永辉脱困的关键筹码，战略价值极高。

结语：

王健林手中的资产底牌虽未尽失，但个人信用受损、上市进程受阻、资金链承压，已让万达的自救之路陷入前所未有的僵局。

而永辉超市在连续亏损、资产缩水的绝境中，“迫不得已”押注这笔巨额回款以求生路。

两条曾经辉煌的资本轨迹，如今在司法强制执行的节点上交汇碰撞。

最终，是万达断臂求生、再闯难关，还是永辉借势回血、逆转颓势，尚难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场风波不仅关乎36亿债务的归属，更将深刻影响两家企业未来的命运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