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译川普）在美国政坛上迅速崛起。回想彼时，在尤其讲究“体面”的知识分子圈子里，除了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等极少数，尚没有什么坚定站队特朗普的人士。

不过，世殊时异，十多年之后，在特朗普阵营中摇旗呐喊的智识圈子里的体面人士，早已颇成气候。这批人既包括了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院派教授、政治哲学博士和智库研究员，也不乏在公众层面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主持人、电视台记者、播客主播和各路网红。通过十多年的努力，这些被称作“新右翼”（New Right）的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建立起内部的机构、刊物、学术会议，乃至青年训练网络。更关键的是，他们与共和党的权力中心产生了实质联结，成功地将美国副总统万斯（JD Vance）等人物推到台前，并在背后影响着特朗普政府的决策。

这群新右翼知识分子究竟持有何种政治立场？他们是否坚定支持特朗普，还是希望借由特朗普这面旗帜，推动自己更为隐秘的政治议程？在所谓的新右翼群体内部，究竟是铁板一块，还是各自为政？在特朗普第二次入住白宫之际，劳拉．K. 菲尔德于2025年11月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出专门分析新右翼群体的著作《狂怒的思潮：MAGA新右翼的崛起》，可谓正当其时。

在讨论《狂怒的思潮》一书的具体论点之前，先有必要介绍作者的背景。

菲尔德是加拿大人，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获得了政治学的本科和硕士学位。博士期间，她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UT Austin）攻读政治哲学，师从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潘戈（Thomas Pangle）。

对于美国高校政治哲学学界较有了解的读者可能知道，该校的政治哲学专业是施特劳斯学派在北美的大本营，同时潘戈身为亲炙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弟子，在过去几十年里都是该学派的旗帜性人物。

博士毕业后，菲尔德先后在罗德学院、乔治城大学、美国大学等高校担任博士后和临时短期教职，发表了若干讨论色诺芬、卢梭、尼采的学术论文。中肯地说，她的学术生涯并不算太顺利。在2011年博士毕业后的很多年里，她都一直在各个高校之间流转，没能获得稳定的长期教职，绝非学术圈里的明星学者。最近这几年，菲尔德转向公共写作，在若干网络平台发表了文章。

因此，菲尔德既是美国大学学术体制内训练出来的政治哲学学者，但又远远不是学术体制里最成功的一批人。也正是这一身份背景，让她在写这本书时，拥有相当独特的视角：她曾经师从施特劳斯学派和持有坚定保守主义立场的政治哲学名家大师，但自己极不认同保守主义；她一度是《狂怒的思潮》中大力批判的新右翼知识分子阵营的圈内人，并且如她在书中自陈，曾经频繁参加相关智库和机构组织的活动，但她却最终选择以这样一本书向大众揭露新右翼知识分子；她颇为熟识新右翼的话术和隐藏立场，然而始终对他们抱有着怨愤和不满。这种堪称戏剧性的“叛教者”形象，既给这本书增添了不少噱头，也让书中内容不至于沦为纯粹的肤浅嘲讽。

不过，菲尔德持有的这种内部视角，并没有让全书显得过于艰涩难懂。对于如何抓住大众读者的注意力，作者显然颇得其中三昧。书中在做理论探讨之余，也时时穿插作者的个人故事和诸多内心戏（比如博士期间参加保守派暑期学校时的奇异见闻，又如年事已高的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曼斯维尔德（Harvey Claflin Mansfield Jr.）在听学术报告时打瞌睡的轶事），这些都既让大众读者容易与作者形成情感共鸣，也让他们不至于对书中的理论论述感到无聊。

在笔者看来，菲尔德这部著作对于理解美国新右翼的最大贡献，是将一个常被笼统称作“新右翼”的政治思潮和思想运动，拆分出了三个主要派别：

其一是克莱蒙特学派（Claremonters），以克莱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和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为主要阵地，并且办有《克莱蒙特书评》（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等刊物。在思想上，克莱蒙特学派与西海岸施特劳斯学派关系密切，核心人物包括雅法（Harry Jaffa）、凯斯勒（Charles Kesler）、安东等，均为施特劳斯的后学。这一派强调要将美国建国原则重新神圣化。在他们看来，如今的美国社会已经偏离了两百多年前的建国原则，并主张将特朗普当作拨乱反正的工具。

其二是后自由主义者（Postliberals）。和克莱蒙特学派不同，后自由主义者没有成建制的机构和阵地，但成员也多在知名高校任教，并获得了同行公认的学术成就。在后自由主义者中，有两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即以《自由主义为何失败》一书闻名的圣母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德尼恩（Patrick Deneen），以及提出了共同善宪政主义（common-good constitutionalism）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维尔缪尔（Adrian Vermeule）。后自由主义者往往有天主教背景（或后来皈依天主教），强调“共同善”在社会中的枢纽性作用，认为国家应该主动承担起在社会中塑造美德的责任。基于此，后自由主义者希望打破自由主义传统里国家应保持中性的理论预设。

其三是民族保守主义者（National Conservatives，一般也简称为“NatCon”）。这一派以哈佐尼（Yoram Hazony）等人为中心，试图重塑美国社会中关于国家、文明、宗教等方面的叙事。在哈佐尼发起的若干次民族保守主义大会上，万斯、卢比奥、蒂尔（Peter Thiel，PayPal共同创始人）、德桑蒂斯等在美国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外国政要，都曾出席和发表演讲。

当然，作者也指出，除了以上三派外，还有一些更加极端和边缘的新右翼人士。例如，书中也讨论了“青铜时代变态”（Bronze Age Pervert）和“生鸡蛋民族主义者”（Raw Egg Nationalist）这两位在美国社交媒体上具有相当大影响力的网红。前者的真实身份是耶鲁大学政治哲学专业的博士毕业生，持有强烈的反现代性、反民主和极端精英主义立场，崇拜青铜时代的古典英雄气质和男性力量。后者则博士毕业于牛津大学，反对现代食品产业生产的加工食品，认为吃生鸡蛋能够帮助被现代社会败坏的男性，让他们恢复原始阳刚之气。

正如菲尔德所述，上述三派中不乏知名的学者或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都秉持着作者概括为“理念优先”（Idea First）的信念，试图用一套看似极具吸引力的理念，来改造令人不甚满意的现实世界。

不过，作者也敏锐地看到，上述三派虽然都隶属于新右翼，并支持特朗普执政，内部却多有分歧，甚至互相攻讦。克莱蒙特学派崇拜建国原则，后自由主义者怀疑启蒙宪制，民族保守主义者则着力构建一套有关国家和文明共同体的神话。在这个意义上，《狂怒的思潮》这本书非常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把“新右翼知识分子”或“特朗普智囊团”之类较为空泛的说法，落实成为一个由诸多具体人物、机构、刊物、门生关系、播客节目和学术会议构成的网络。对于希望进一步了解新右翼的读者来说，可以顺着作者画出的线路，按图索骥，继续去了解安东、雅法、德尼恩、维尔缪尔、哈佐尼等人的著作和言论，并考察这个盘根错节的网络是如何将来自不同派别的新右翼知识分子勾连在了一起。

如前文所述，该书出版之后，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对于身处新右翼知识分子群体外的读者来说，或许听说过安东、德尼恩等人的大名，但未必了解他们的智识背景，不清楚他们身后的一整套组织运作和所代表的思想传统的来龙去脉。因此，本书满足了美国的进步派和自由派读者的一项迫切需要：终于有了一本由局内人撰写的著作，不再只是批评特朗普的离奇言论，或者轻浮地嘲笑特朗普支持者有多么无知封闭，而是开始梳理站在特朗普主义背后的知识分子所持有的立场，他们究竟有何严肃的想法，在争论些什么，以及希望把美国带到何处去。

不过，批评者的火力也相当猛烈。在《狂怒的思潮》中受到作者严厉批判的安东，就在《克莱蒙特书评》上撰写了一篇名为“狂怒之路”（Fury Road）的长文，予以严厉回击。在安东看来，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严肃著作，不如说是一场“讯息操纵”（information operation），目的就是把所有试图将特朗普所代表的政治规划和政治图景加以理性化的人，都扣上一顶“种族主义精神变态”（racist psychopaths）的帽子。除了指控劳拉．菲尔德对他本人、雅法、凯斯勒等人的描述存在事实偏差外，安东也批评作者迎合了进步派和自由派人士对特朗普运动一直以来的轻蔑，并以阴谋论视角污名化了新右翼知识分子。此外，也有一些批评者认为，这本书不过是一份看起来较为高端的八卦手册，用来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https://lawliberty.org/a-quiet-refusal-to-compromise/）。很明显，在不欣赏这本书的评论家看来，《狂怒的思潮》毋宁说是提供了一份重点打击对象名单（hit list），甚至是一份敌情报告。

持中论之，本书确实是一部针对新右翼知识分子的相当系统的梳理，从知识社会学意义上厘清了这一群体的整体脉络和内部分野。然而，劳拉．菲尔德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所提出的核心批评，即“理念优先”，本身也暴露出作者的局限。这类指责其实并不新鲜。在漫长的历史中，针对思想家、哲学家乃至广义上的知识分子，能够做出的最简单和最不费力气的指责，往往就是一句“不接地气”。并且这类指责，在大众当中常常很有市场。菲尔德对于新右翼知识分子的批评，听上去不过是这类旧有话语的再度回响。对此，持有相反政治立场的评论者，也完全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进步派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不也常常受到类似的攻击吗？互相批评对方“不接地气”，或许可以宣泄怨愤，但无助于在公共讨论中达成共识和消弭矛盾。

此外，菲尔德这部著作没能回答，但也更值得所有关注新右翼崛起的观察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一群体能够在过去十多年里迅速崛起，并在共和党内部取得制度性的影响力？美国的保守派知识分子越来越走向激进化，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美国社会，又能够提供什么更深刻的启示？

在过去二百五十年里，美国人始终自诩高居山巅之城，承担着向世界播撒“地上的盐”和“世上的光”的昭昭天命，并以此论证美国相对于旧大陆的例外性。无论是早年秉持着反天主教立场，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的清教徒，还是十九世纪对保守反动的欧洲诸国政体深感失望的数千万移民，都希望摒弃旧大陆坚不可摧的等级制和权威习气，在新大陆开启新的生活。与此同时，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旧大陆，也醖酿了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代世界的所有左派和右派激进主义政治思潮。反之，大洋彼岸的美国，则坚定地拒绝了这些思潮（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the Revoluti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55）。

然而，在今天的美国社会，激进主义政治思潮显然拥有了更为有利的土壤，甚至可以从本土生长起来，在社会内部逐步生根发芽。的确，过去的几十年里，关于美国例外论是否正在走向终结的讨论，始终不绝于耳。当美国社会整体上变得与旧大陆更加类似的时候，也难以避免地出现当年产生于旧大陆国家的种种症候。或许可以说，当美国试图让自己被世界效法的时候，也难以摆脱效法这个世界的命运。

这番讨论当然并非菲尔德撰写《狂怒的思潮》时的问题意识，但这部书仍然可以充当激发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引子。在这个意义上，该书尤其值得中国读者认真对待。作为中国读者，从旁观者的外部视角审视书中所写的新右翼激进知识分子，有可能获得比局内人更深刻的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