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相遇 电影人应该做什么？ —— 戛纳电影节周六午餐的一个瞬间

大国相遇 电影人应该做什么？

—— 戛纳电影节周六午餐的一个瞬间

By Dr. Jeannie Yi 纽约锦声

今天是我在戛纳电影节的第三天， 也是让我第一次真正看见了美国电影工业的力量和整个戛纳电影的生态。

以前，我总觉得戛纳是一个欧洲电影节，艺术电影圣地，前卫导演的天堂，可是当我真正在电影节的大堂里上下三层楼的走了一大圈， 在海边电影广告的宣传推广中坐下来，在 Majestic Hotel、在 Eden Theater，在各种 screening、market、meeting 和穿行在路边法国南部风情万种的酒店和咖啡厅时， 我忽然发现美国电影工业的力量，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当然，戛纳是非常迷人的。 海风、阳光、French Riviera、美女、帅哥、红毯、香槟、震撼人心的电影海报。整个城市，像一个关于青春与欲望的大型舞台。人们都 非常美， 让人心跳。年轻女孩穿得极少，戴着 oversized sunglasses，踩着高跟鞋，像 walking cinema。男孩们也都穿得像电影明星， 白衬衫居多。 每一家 café，都坐满了，尽情的享受，灿烂的微笑，各种故事在空气中弥漫。 你会觉得：全世界最会做梦的人， 都集中在这里。

可是当我真正观察整个电影市场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戛纳Cannes 的底层结构，其实仍然被美国电影工业 深深占据。 大约一半以上的重要声音、销售distribution、平台platform、
资本、话语权，打打杀杀的各种电影，几乎都来自美国，美国占有的空间也大， 一走进去， 觉得就又回到了好莱坞11月的美国电影节！ 剩下的，才是：中国日本韩国泰国拉丁美洲法国英国等等。甚至很多欧洲国家，存在感都非常有限。电影海报也是小小的。 然后你会忽然意识到：美国真正强大的，并不仅仅是军事或经济。而是它塑造 imagination 想象力的能力。Hollywood 最大的力量，其实是让全世界的人，用美国方式去理解 爱情 成功英雄 家庭政府 自由和自我freedom & individuality甚至别离和死亡。

走了一大圈下来， 我也看到中国也在把”storytelling” 当作国家力量，所以中国、日本、韩国、泰国，都在 very aggressively 进入电影、娱乐与 streaming。但他们占有的空间和铺位， 看起来确实微不足道。

中午12点

海边最豪华的酒店之一- Majestic 酒店大厅里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五百多个导演、编剧、制片人、演员，都在讨论着自己的剧本结构，融资方案，AI的使用， 发行渠道distribution，网上播出streaming，全球市场等等。而我的问题是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那就是死去的人，怎样才能真正“回来”？

按照昨晚的约定， 我和纽约大学Tisch电影学院的老教授Karl坐在一起午餐， 和他谈了一阵后， 更是让我深深感受到美国电影工业之所以强大，并不是偶然。因为它背后，有非常完整的系统：film schools，screenplay structure，agents，studios，financing，distribution，global language advantage，streaming platforms，audience training等等。 最重要的是：Hollywood 非常懂 人性的诉求。 它知道人为什么哭。为什么爱。为什么孤独。为什么想成为另外一个人，而且不仅是讲给你听， 还用画面展示给你看： 三秒钟换一个场景。 我知道这点是因为我女儿是纽约大学Tisch本科毕业的，她也很会讲故事。
老教授说我的电影“Main Street“ 其实正好站在一个特别微妙的位置，因为它既不是纯美国故事，也不是纯中国故事。它是：Chinese American Story。它讲的是：站在两个大国之间，我们该怎样生活，特别是我们的“华二代“。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 忙得不可开交的Karl教授愿意挤出一些时间给到我和我的电影“缅街“。

我对老教授说： “Main Street“ 真正的伤口，其实不是移民，不是贫穷，也不是文化冲突。而是没有 closure结局。中国人讲的善始善终。 我的故事里， 三个母亲离开中国的时候，都还只是非常年轻的女孩， 未成年吧， 她们带着对未来的幻想，对美国的向往，对金钱 爱情和成功的渴望，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和故土。可是后来，她们忙着生存，忙着工作，忙着随便嫁给老外换张绿卡， 忙着当母亲…..。等她们终于回头时，父母已经老去，甚至已经不在了。于是她们的人生里，永远留下了一个 黑洞。 心上有个洞，怎么办？
她们没有机会跟过去道歉、或者说“其实我一直很想你们。“ 所以她们把这一切，都压在了自己女儿身上，当然也压在她们的同路人的身上。 控制。焦虑。牺牲。没完没了的抱怨。 因为 忧伤 哀怨没有出口。

我不知道这个电影该怎样结束？因为死去的人，你怎么再见面。 你怎么道歉呢？

Karl 教授说：“Technology 已经改变了人类与记忆的关系。以前我们分身无术。因为肉体和我们的思想 感情 精神不能分离。肉体不存在了，一切就结束了。但是今天：Avatar、AI、digital memory、voice reconstruction、dream imagery，已经让“缺席的人”继续存在于我们的 情感世界emotional reality 之中。如果一个人留下过声音图像语言文字memory trace，那么某种意义上，他们并没有真正消失。最近， 奥巴马不是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接受采访吗？

哦， Main Street的结尾，可以让活着的人与过去面对面的对话？“亲临现场“。 比如， 也许是在梦中，也许是在 AI reconstruction 中，也许是在 memory ritual 中，也许坐在深夜厨房里，听着一段熟悉的声音， 久违的亲人的形象就会再现。 她们心上的那个黑洞， 不就会被无边的原谅和爱包围，填满？

她们终于可以说出没说的话；哭出没哭的哀伤；完成没完成的 ritual仪式。

Professor Karl 教授用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to air their griefso they can unburden and move on.”也就是说：人只有把悲伤真正释放出来，就能怀着爱意和感恩轻松地前行。

《Main Street》真正的 ending，不是 再次相聚reunion。而是重新搭建reconciliation 获得相互的体谅；说完那句未曾有机会说完的话。 让活着的人，能够沿着来时的路，回去一趟， 回到原来的初始地， 原谅过去、也原谅自己。

Professor Karl Bardosh 帮我解决了《Main Street》里的最大问题！

就在此时， 一条消息突然传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北京继续会面。
坐在我对面的 Professor Karl Bardosh，
忽然停下了我们之间的讨论。他说：

“Stop.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story right now.”

他说：“电影人最大的责任，是反映人类最深层的 欲望desire。”然后停了一下，说：“今天，全世界最重要的欲望就是和平。国家越大，责任越大。而 storyteller 也是一样的。因为国家决定贸易，国家决定战争，国家决定资源与秩序； 但 storyteller，决定人类如何理解彼此。“

我说是啊。 今天早晨，我坐在 French Riviera 的阳光下面。五十美元，就只够买两个 omelette和两小杯咖啡。 普通人怎么生活？
他们没有办法解决：通货膨胀房租医疗能源贸易战争。 他们只能把这些问题，交给政府。
而政府，又必须不断在贸易国家利益民众情绪世界秩序之间寻找平衡。

所以，教授说， 当两个超级大国见面的时候，他们谈的，并不仅仅是政治，而是世界还能不能维持某种稳定。老百姓真正关心的也是如果没有稳定， 我们怎样生活？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移民与故乡之间。

Karl 教授又说： “人类最大的危险，并不是 不同disagreement。而是选择不去理解彼此。因为理解非常困难，需要我们改变自己的观点。 教授说： 如果建一栋房子需要两年。但毁掉它，可能只需要两个小时。一个炸弹。

我想教授说得太对了。 国家是这样。家庭也是这样的。 人与人之间，更是这样。一句伤人的话，也许几秒钟就说完了。 但要修复， 可能要花一生的时间。

教授说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电影如此重要了吧？
因为电影真正伟大的地方，并不是 逃离远方和漫无边际的幻想； 电影训练人类重新进入别人的内心，让我们看见别人的痛苦，看见别人的 孤独，看见别人为什么愤怒，看见别人为什么害怕。于是：仇恨，开始慢慢松动。

我看着教授。 教授来自欧洲。经历过冷战，迁移displacement，因不同的世界观和理念，跟他人争论不休。 后来，他来到纽约，
在 New York University Tisch School of the Arts 教电影三十多年。今天，75岁的他，
仍然拖着自己的电影放印机projector，在 戛纳电影节推广 手机影院Cell Phone Cinema。
他说：“Every person now carries a movie studio in their pocket.” （每个人的口袋里都装着一个电影集团。）

午餐结束时，我突然明白原来中国人说一日为师一生为父。 教授正是这样一位好老师。

“准备好你明天的视频播放，“ 教授站起身， 把电脑仔仔细细放进他的手提包里。 刚才， 他盯着我把 “缅街“电视的片花和故事情节， 一一存档在他的电脑和手机上。 “明天， 缅街电视在戛纳电影节播出。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说“ 讲好中美故事，“

备注：

Karoly Bardosh —— 通常在业内以 Karl Bardosh 的名字更为人熟知 —— 是纽约大学帝势艺术学院（NYU Tisch School of the Arts）独立电影、实验电影以及新媒体叙事领域中备受尊敬的人物。他拥有横跨欧洲、纽约、好莱坞、印度和巴西的国际电影生涯。

关于他的一些重要背景包括：

纽约大学帝势艺术学院电影电视系（NYU Tisch Film & TV）副教授（Associate Arts Professor）。

获奖导演、制片人、剪辑师和编剧，拥有超过30年的行业经验。

被认为是“手机电影（Cell Phone Cinema）/ 移动电影制作”领域的早期先锋人物之一——在智能手机尚未成为主流电影工具之前，他就已经开始教授并推广这一理念。

通过多个移动电影与国际影展项目，与戛纳电影节保持联系。

毕业于美国电影学院（AFI）。他在AFI时期创作的短片《Iron and Horse》曾获得重要奖项，并被华纳兄弟（Warner Bros.）选中进行院线发行。

曾在印度、匈牙利以及美国等多个国家工作，并经常担任：

剧本顾问（script doctor）

电影节评委（festival juror）

艺术总监（artistic director）

创意顾问（creative consultant）

他在纽约大学的影响力，并不主要来自“好莱坞大片式的名气”，而更多来自：

深厚的电影文化底蕴

对实验电影的探索

对独立电影人的培养

国际电影节网络资源

对学生创作声音的扶持与启发

很多学生形容他是一位极具思想性、富有哲学气质，并能激发灵感的老师。

你刚才提到：

“他的学生去年拿了奥斯卡。”

这一点其实非常有可能。因为纽约大学帝势艺术学院长期以来培养出了大量奥斯卡获奖者与戛纳电影人。只是目前公开资料中，我无法确认具体是哪一位最近获奖的学生是他直接指导过的。

他的纽约大学官方主页：NYU Tisch – Karl Bardosh Profile

以及他的“手机电影”项目主页：Cell Phone Cinema at N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