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政府发布的公告显示，通过这些外交接触，中国承诺解决区域能源安全问题，相关国家则承诺推进与北京的外交对话，部分国家还表示将在未来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上开展合作。这些外交斡旋保障了中国部分燃料的持续供应，帮助亚洲地区规避了战争爆发初期专家们担忧的最坏情况。

战争爆发以来，北京已与菲律宾、澳大利亚、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孟加拉国的官员举行了高层会谈。

中国传递的立场始终一致：这场战争并非中国发起，中国也不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但中国能够为各国提供化石燃料之外的替代方案。

北京将自身定位为未来可再生能源和本土能源驱动时代的引领者，这与特朗普总统推崇油气能源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的能源政策让全球大部分国家都面临中东等地区局势动荡的风险。

独立研究机构牛津能源研究所中国能源研究主管米哈尔·梅丹表示：“中国正谨慎地介入，为邻国提供支持。他们将此作为软实力工具，传递出‘我们会尽力保障你们的能源安全，但前提是中国利益优先’的信号，同时为未来以绿色技术出口作为能源安全保障的模式奠定基础。”

多年来，中国借助自身经济实力与技术储备，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全球影响力，为全球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大约1万亿美元的贷款与赠款，其中大部分流向发展中国家。而伊朗战争让中国无需承担向高负债国家放贷带来的声誉风险，便实现了影响力的进一步延伸。

欧亚集团中国区总监王丹表示：“中国官方清楚相关负面反应，他们将清洁能源视为修复‘一带一路’倡议不良形象的补救措施。”

战争爆发的首月，中国的石油仍在对外出口，不过专家提醒，不要过度解读月度间波动极大的出口数据。3月，中国对越南的航空燃油出口量环比增长34%，对菲律宾的化肥出口环比增长33%，柴油出口环比激增187%。

亚洲各经济体仍在承受战争带来的经济冲击，其规模已达到自新冠疫情导致全球贸易大面积停摆以来的最高水平。经济学家警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时间越长，对这个依然高度依赖中东石油的地区造成的长期损害就越严重。

但分析人士与能源专家表示，中国向特定国家持续供应部分石油产品不仅缓解了当地的燃眉之急，也凸显了北京方面在危机时期如何运用“胡萝卜”策略来赢得善意。

“中国的禁令并非全面禁止，”王丹说。“它更具选择性，而良好的外交关系显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越南和澳大利亚就是受益者，因为它们与北京的关系一直在改善。“所以它们确实获得了一些燃料，尽管可能未达到所需的全部数量，”王丹说。她最近曾前往中国并与行业专家会面。

中国有时也会以援助为筹码，要求对方接受其政治条件。3月，就在台湾紧急寻求新能源供应渠道之际，中国国台办向这个北京宣称拥有主权的自治岛屿抛出了一份几乎不加掩饰的交易条件。

国台办表示，台湾在“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能源资源保障会更好”。台湾超96%的能源依赖进口，约60%的石油运输需途经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战争暴露了亚洲的脆弱性，而利用自身资源保障地区稳定的并非只有中国。日本承诺提供100亿美元，帮助东南亚国家应对油价暴涨，并支持向日本工业供应重要设备的工厂。

但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也为其在全亚洲推广可再生能源技术创造了契机。中国在光伏电站、风电场、智能电网设备制造，以及电动汽车生产领域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向海外出口这些产品有助于维持中国出口的强劲势头，而出口正是中国国内经济增长乏力之际的核心增长引擎。

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埃里卡·唐斯表示：“这场冲突为他们实现能源强国的目标提供了跳板。只要能将能源技术作为胡萝卜或大棒来使用，对他们而言就是有益的。”

伊朗战争爆发数周前，中国官方媒体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提出，成为“能源强国”将提升中国在“大国博弈中的战略主动”。这篇文章也反映出北京更广泛的努力：增强中国在能源、原材料、关键矿产和供应链领域的韧性与自给自足能力。

战争爆发数日后，国家能源局国际合作司司长魏晓威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中国已“充分发挥能源外交的积极作用”。他提及了中国在数十个国家的相关项目，其中多数由中国国有企业支持，包括哈萨克斯坦和黑山的风电场，以及阿联酋、阿根廷、阿尔及利亚的光伏电站。

中东战事为中国过剩的电动汽车、光伏组件及其他绿色技术产品提供了出口渠道。3月，中国光伏组件出口量较上月增长了一倍多；尽管许多市场为阻止中国产品进入而征收关税，但电动汽车出口量也出现了增长。

能源危机之下，此前针对中国制造商向全球市场低价倾销商品的抱怨有所减弱。

“很多国家此前都对中国的产能过剩、向国际市场倾销的行为表示不满和批评。但当你身处危机之中，这些问题看起来就没那么糟糕了，”唐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