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

在4月21日周二的凌晨4点，我被Khadija Haidary发来的一系列WhatsApp消息惊醒——她是我们的管理编辑。

第一条是：“警察来了。”

随后看到的图像，让我始终无法忘却：一辆警车停在她的酒店外面，她和她未满4岁的儿子以及丈夫坐在一辆皮卡里，最后还有在伊斯兰堡一个遣返预备营门前拍摄的一段短视频。

而后杳无音讯。她失联了。

我的心沉到了地底。

自1月19日房东将她和家人赶出藏身了一年的公寓以来，我们就一直担心这一刻会到来。她的移民申请已在由加拿大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进行审核的过程中——像很多人一样，她正在等候被二次安置。

但等待本身已变得越来越危险。

巴基斯坦对阿富汗难民的打压使继续留在当地变得日渐艰难，而不用被迫返回阿富汗的离开路径又不明晰。

我向Khadija建议她举家前往坦桑尼亚，那是少数几个阿富汗人仍然可以前往、又驻有加拿大大使馆的国家之一。他们可以在这个相对安全的非洲国家，继续办理二次安置的申请。我已经将自己的姐妹和她的家人也送往了那里。

自从2023年被塔利班审讯、随即逃离阿富汗后，Khadija和家人已经在伊斯兰堡居住了2年。

她立马就同意了我的提议。

我们设法获得了旅行签证，为他们在巴基斯坦的逾期停留交了罚款，又拿到了出境许可。

在2月26日凌晨4点，她和家里人前往卡拉奇的真纳国际机场登机，却被拦了下来。巴基斯坦的工作人员们告诉她，她只有回阿富汗这一条路。

在收到了塔利班因她的新闻工作而给出的威胁后，Khadija于2024年10月逃离了阿富汗。在今天，她的知名度只会更加引人注目——回到阿富汗很可能意味着死亡。

在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的帮助下，我们成功订到了2月28日的另一张机票。

但她又一次被阻止登机。工作人员们给出的解释还是一样：因为她和她的家人是通过医疗签证进入巴基斯坦的，她不能去像坦桑尼亚这样的第三方国家。

经历过卡拉奇机场的创伤，Khadija和家人选择坐车来到20小时外的伊斯兰堡。这个时候，他们的出境许可过期了。我们重新申请，在一个月后获得了第二张许可。

4月20日，我们订到了第三次机票——这次，从伊斯兰堡机场出发。再次地，他们还是不被允许登机。

次日，Khadija和她的家人在酒店房间被逮捕，尽管他们仍然持有一份有效的出境许可。

他们被带到一个遣返预备营，采集了指纹，被列入到一个遣返至阿富汗的名单上。他们在那个地方被拘留了60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内，她仅仅被允许使用自己的手机5分钟，来给家人发送最后的信息。

在那5分钟里，她告诉我他们可能会在周一，4月27日被遣返。

那是我人生中最为焦头烂额的60个小时。我是那么地沮丧，愤怒和害怕。

尽管我在领英和推特发布的紧急求助帖中没有说出她的名字，我仍然担心为这件事发声会给她带来更大的危险。因为觉得曝光只会招致更多麻烦，我们已经隐瞒了她经历的斗争数个月。

在那60个小时里，我作为Zan Times的主编，被迫面对一个已经恐惧了很久的情境：如果我的同事中有人被逮捕了，该怎么办？

我对此的想象总是充满了恐慌、孤独和无力感。我一直以为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将会孤立无援。

然而，令人惊奇的转机出现了。

包括自由新闻无限（Free Press Unlimited）、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无国界记者以及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在内的组织，快速地行动起来向Khadija和她的家人伸出了援手。他们建立了一个Signal群组，协调了各方的努力，以一切能想到的渠道去协助他们。自由新闻无限组织还帮我们雇请了律师，将Khadija的案例带上法庭。

联合国的阿富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理查德·贝内特，直接参与了此事件，向联合国难民署、巴基斯坦的人权组织、加拿大大使馆以及加拿大移民部门的官员写信，敦促他们即刻采取行动。

与此同时，我们在加拿大的朋友们也联系了大使馆、移民部门以及国会的议员。身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记者和活动家们也组织了自己的行动。甚至连曾经与Khadija合作过的中国记者们，也建立了自己的网络去支援她。

随后展开的不只是一次介入，而是许多个同时进行的、绝不放弃的、充满决意的介入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