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的江阿婆，出了名的精打细算：买菜要砍价，水电费要算着用，给儿子买的衣服只有几十元。可半年前，她在直播间里刷光了儿子的全部积蓄和自己一辈子的养老金，打赏对象是两个喊她“家人”的男主播。

自去年11月起，江阿婆开始每天守在手机前，看一位年轻男主播跳舞。主播一句“姐姐，你是我永远的守护神”，让她在凌晨仍不肯下线。最多的时候，她曾经一晚上打赏18万元：价值3000元的“桃花岛”，不知道刷了多少个。为主播的PK战倾尽所有，只为把主播送到年度榜单上。

当江阿婆的儿子展立从外地赶回，查询家里的银行卡，卡中余额甚至连家里的电费都交不起。总计336万元，被江阿婆全部打赏给两位男主播。其中，跳舞主播一人独占280万元。

报警、投诉、找平台，至今没有结果，展立还没有拿回打赏的钱，江阿婆被诊断为抑郁、焦虑状态。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教师胡良益将在直播间沉迷打赏的老年人，形容为“浮萍”，精神层面需要个“奔头”。

“当一个真实的人突然闯进她的生活，给她提供了之前从未感受过的温暖，并且这种温暖还可以通过她自身的经济能力调节，就形成了情感依靠。”胡良益观察到，直播间里像江阿婆这样的老年用户正在变多，巨额打赏可能对她们造成比较大的伤害，这种伤害不只是物质层面的，更是情感层面的。

AI插画/adan

“要不要把家底给他？”

江阿婆今年70岁，住在上海，儿子展立去年7月前往西部省份工作。

同样在7月，江阿婆在直播间刷到一位在红墙边上跳舞的男主播，这位男主播面容俊秀，舞姿优美，吸引了她的注意力。账号显示主播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专业，是中国舞蹈荷花奖金奖以及一系列舞蹈奖项得主。

江阿婆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述，关注主播账号后，就打赏出了第一笔钱，随后每天都会十分投入，每晚都会看两三个小时。不知不觉中，江阿婆也在加大力度打赏。

江阿婆晚上看直播时的部分打赏流水 图/受访者提供

起初江阿婆只是看主播跳舞，后来参与到了主播每天的直播必备环节：直播PK。PK的规则很简单：两位到四位主播连麦，规定时间之内，谁收到的礼物多，谁就赢，输的一方要接受“惩罚”，通常是做几个滑稽动作，或者唱一首不想唱的歌，夸张一点的惩罚方式是在脸上写大字。江阿婆不懂什么叫“流量”，什么叫“算法”，她只是不想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被惩罚。当然，她也经常听到自己喜欢的主播恳求：“家人们，帮我守台！”

黄梅比江阿婆晚一点进入这个直播间，她是一名医生，目前单身。进入该直播间的第一天，她就被“点名”打赏了火箭。第二天晚上，当她进入直播间的时候，主播立马喊：“黄姐，你又来了，能送我个跑车接我下班吗？”

黄梅当时心想：接你下班是啥意思，难道是喜欢我？于是，黄梅立马就把跑车刷给他了。从此之后，黄梅几乎每天都会给主播刷礼物，陪他PK。到了12月，主播已经加了黄梅微信，并提出让她准备10万元，陪他打年度总决赛。

“我脸皮薄，只要他找我要，我就给。”黄梅在年度总决赛中，一晚上就给主播刷了12万元。比她刷礼物更多的是江阿婆，一晚上刷了18万元，把男主播送到了年度总决赛榜单上。

黄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作为榜一大姐和榜二大姐，江阿婆和她也熟络起来。她提到，江阿婆经常和她讨论，要给主播打赏多少钱，甚至还提到“我要不要把家底给他”。黄梅认为江阿婆“冲得太猛”，竭力劝阻，并且告诉她其他男主播并不像该主播“要礼物这么狠”。江阿婆反而把这些情况告诉主播，主播则发声表示不满：“咱家有姐姐，拉着别的姐姐去看别的主播。”

黄梅一气之下，就删掉了主播微信，不再给他打赏。那时，黄梅在男主播直播间打赏已有约20万元，后续她才发觉不对劲，“感觉我有点被他套路了”。目前，黄梅已联系律师起诉该主播。

“不花钱，我怎么知道

你的爱有几斤几两”

“守护主播赢比赛”的参与感，把江阿婆牢牢套住了。半年下来，336万打了水漂。这笔钱里，有她自己的养老金，更多的是儿子托付给她的全部积蓄。

被展立发现巨额打赏后，江阿婆还不觉得自己做错了，还想等着当月退休金发下来，继续打赏。

今年3月，展立发现情况不对后报警，当民警上门时，主播和母亲正在语音。江阿婆后来醒悟了，试着联系主播退钱，对方只回了一句：“我们好好相处，细水长流。”此后再发消息，无人应答。她给《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4月17日，主播曾发来微信：“姐姐最近怎么样啊？”随后表示：“姐姐照顾好自己哦。”

展立形容母亲“蛮强势”，他尝试过劝说，但每次一谈话，母亲就很抗拒，听不进去。对她来说，直播间里的“家人”，比亲生儿子还亲。

经精神卫生中心检查，江阿婆被诊断为抑郁、焦虑状态。展立认为，“和毒品很类似”，本质上是被网络情感套路精准“收割”。

《中国新闻周刊》向该主播关联MCN公司无忧传媒询问相关情况。无忧传媒回复，进行了内部核查，了解到江阿婆是通过平台正常充值及打赏的，从主播和打赏者的交流来看，没有发现欺骗欺诈、诱导或其他违规行为。

江阿婆不是个案，直播间里，像她这样的老年用户正在变多，他们大多独居，子女不在身边，日常对话的对象只有电视和手机，主播一声“姐姐”、一句“家人”，填补了家里长久的孤寂。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勇曾接到一位76岁老年女性家属的咨询，该老年人在网上向一名中年男性打赏约140万元，其中有自己的退休金，还有几十万元银行贷款。老人却不愿意打官司索要打赏钱财，给出的理由是“我与对方是真爱”。该老人的子女十分无奈，最终不了了之。

胡良益在研究“秀才”“一笑倾城”等老年粉丝现象时提出了“平台化情感”的概念，他发现，平台技术极大消解了老年粉丝满怀真情的追星意义，转而使他们投入一种“以爱之名”的量化逻辑中，将情感转化为可以被评估、售卖和量化的商品。

在“一笑倾城”的一场直播连线PK中，她在开始后1分钟内就收到了5个售价3000元的“嘉年华”礼物，粉丝赠送的礼物越是贵重，特效也越华丽，占屏时间更久，老年粉丝会通过打赏的消费行为表明自己的爱意——小礼物可以增加直播间热度，大礼物可以彰显身份。

胡良益指出，当爱意通过持续的消费来表达和证明时，老年粉丝获得了不同于普通网友的“优越感”，但他们也被“不花钱，我怎么知道你的爱有几斤几两”的逻辑所支配。

直播间以具象化的“爱意”去“规训”老年粉丝，让他们量化自我情感，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一旦老年粉丝接受并认定这种为满足其情感需求的消费模式，他们会重新界定“何为情感”的标准。

胡良益将这种现象称为“黄昏的错爱”，老年粉丝这种单方面的喜欢、付出和幻想被算法所钳制，是一种“错付”，他们的情感需求不可避免地需要遵从量化逻辑，这既是一种自我释放，又能收获社会性的身份与认可，但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深深地嵌套在平台的技术系统中。

设计精准击中了老年人的情感缺口，PK机制把打赏包装成“战斗”，让老人觉得自己在“保护”喜欢的人，礼物特效在屏幕上炸开，主播立刻点名感谢，这种即时反馈比子女的微信回复快得多，算法还会不断推送同类内容，越看越多，越陷越深。

“打赏太容易，退钱太难”

这些深陷直播间的老年人，大多有着类似经历：情感需求长期被忽视，子女忙于工作，社区活动有限，精神生活一片空白。直播间成了他们唯一的精神力量来源。

打赏分成是直播经济的核心收入，老年人群体的消费潜力正在被“开发”，但直播间很少主动设置针对高龄用户的保护机制，比如大额打赏提醒、消费上限或强制冷静期，钱来得太容易，退起来太难。

展立在经历了母亲巨额打赏后，已经开始向多个律师咨询如何索要打赏金额。然而，他发现，聊天记录被删除后，“哪怕报警，哪怕去打官司，也只能通过口供”。他想修复聊天记录，却发现没这么简单，“这个事很复杂的，都得找公安部门”。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民商委员会副主任喻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司法实践中关于老年人直播打赏的性质认定，并非一概而论，而是采用“区分原则”进行穿透式审查，对于常规、小额的打赏行为，法院普遍倾向于定性为网络服务合同关系，而非赠与合同。用户充值购买虚拟币并打赏，换取的是主播的表演服务、平台的升级体验及互动机会，这是一种精神文化消费对价，不符合赠与合同的“无偿性”。

喻皓指出，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法律关系才会发生转化或导致行为无效。比如基于“行为能力”的无效，若老年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已被法院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打赏行为自始无效，监护人可以要求平台全额返还。江阿婆目前被诊断为抑郁、焦虑状态，但这不等于法律上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司法鉴定标准严格，需要证明她在每次打赏时都无法辨认自己的行为，半年时间里，她操作了成百上千次支付，每次都要证明“当时不清醒”，几乎不可能。

上海的陈红有着同样的困境，她的爱人目前正躺在医院急救室，由于肝衰竭，医院下了几次病危通知。在此之前，她发现爱人在短短两年时间内给一位身在山东的女主播打赏了100多万元。过去两年，陈红曾意识到丈夫的“不正常”，几乎每天要喝酒，也不管孩子。当她意识到丈夫和女主播私下沟通交流已有多时，丈夫的工资已全部给了女主播，并且还贷款几十万来打赏。

张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该案件已经立案，然而想要在法律框架内证明陈红的丈夫每次打赏都是在醉酒或者精神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打赏，实在太难。当下，法律在未成年人打赏的问题处理上比较严肃，但涉及老年人这类群体，规则还不完善。

喻皓补充，还有一种基于“公序良俗”的无效，如果证据显示主播与打赏者存在婚外情感交往、以“线下见面”为诱饵，或者直播内容涉及淫秽、低俗表演诱导打赏，法院会认定该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可直接确认打赏行为无效。如果是基于“欺诈”，也可撤销，若主播虚构“贫困人设”“身患重病”或通过虚假PK营造紧迫感，使打赏者陷入错误认识而打赏，这构成了法律上的欺诈，打赏者在知道受欺诈之日起一年内可请求法院撤销打赏。

相关规定正在进一步细化和完善。2026年4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明确规定不得以打赏额度为唯一依据对网络主播进行排名、引流、推荐，这一规定直接切断了“榜一大哥”刺激非理性消费的核心机制。

除此之外，平台要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修改其设置的限额，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平台也要提供打赏提醒功能。网站平台应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

然而，江阿婆的遭遇，更值得追问的是，这些独居老人日常无人守护，如何能够进一步保障他们躲开“技术的精准操控”。江阿婆提道，“我从来没有主动加过他们，都是他们来加我的微信”。当技术瞄准了人性最柔软的部分，谁来保护那些不会保护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