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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的家里，杨莎正为一家中小企业设计人工智慧（AI）转型方案。 她没有团队，桌上只有一台电脑。

不久前，她从中国科技巨头腾讯离职，注册公司开始创业。 新公司只有她一个人，却在为一群企业主提供管理咨询服务。

“我看到太多企业不是没有工具，而是不知道该怎么用。 ”杨莎说。

像杨莎这样单枪匹马的创业者在中国越来越多，尤其集中在跨境电商、教育科技、软体开发等领域。根据北京中关村人才协会发布的《中国OPC发展趋势报告（2025—2030年）》，截至2025年6月，全中国“一人公司”已突破1600万家。仅2025年上半年，新注册的数量就达到286万，同比增长47%。

AI智能体（AI Agent）在中国日宜普及，被认为正在加速“一人公司”的增长。过去一些需要团队分工完成的工作，越来越多地被压缩到一个人和一套AI系统，覆盖的典型领域包括产品设计、内容生产，以及市场投放、运营管理等商业运作。

AI驱动的一人咨询公司

杨莎入读AI与商业转型课程，她惊讶地发现，班上同学一大半是中小企业业主。

坐在杨莎对面的是一位户外家具公司的总经理。几分钟前，这位负责人还在为如何使用AI智能体而困惑。 20分钟后，一份优化方案出现在萤幕上。

“客户从哪里来？ 订单如何流转？ 哪个环节最慢？”杨莎一边提问，一边把答案输入系统。她熟练地操作电脑上的AI工具，把客户管理、自动化营销等企业运作中的关键步骤重新设计。

杨莎回忆，这位负责人看了之后惊讶地说：“我（之前）花了80万（人民币，下同）外包做转型方案，一个月时间…… ”

杨莎曾负责公益组织的数位化转型，把腾讯云等相关AI工具打包成“工具箱”，捐赠给这些机构，通过培训教他们使用。

离职前，她报名了香港大学学习AI与商业转型课程。 原本以为同学多来自互联网或科技行业，出乎她意料的，“一大半是中小企业业主”，许多来自制造业、化工、外贸、环保等传统行业。

他们的共同状态，是焦虑。 “有人直接说，再不转型，可能一两年公司就没了”，杨莎回忆。

但焦虑并没有带来清晰的路径，有企业专门成立“转型办公室”，请来IT团队安装“龙虾”系统，却无法真正改变业务流程。

“这个供需之间的断层，就是我看到的机会”，杨莎说。她认为真正的转型需要从老板层面自上而下推动，并结合整个业务流和商业模式，而大企业的解决方案过于复杂，中小企业既买不起，也消化不了。

杨莎认为，企业转型要从老板做起，因为只有了解公司整体运作流程，才能用AI赋能分析出其中的难点。

创业后，她为一家负责共享单车的企业提供咨询。 这个公司每天有400多名一线工作人员外出巡检，拍摄单车停放情况，将现场照片反馈回总部。 每人每天需上传约50张图片。

“最大的痛点有两个，”杨莎说，“第一是（资料）存储，第二是如何辨别车辆是否规范停放。 ”

针对这些需求，杨莎协助企业搭建了统一的数据平台，引入AI图像识别，并生成数据报告，判断共享单车的停放是否违规。这样一来，过去需要人工逐一筛选的数万张照片，现在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识别与统计，企业还能即使巡检。

杨莎还在教育领域应用AI工具和智能体，协助教育机构重构招生和营销等运营流程。

她把过往优秀的咨询话术、课程特色、常见问答等等“喂”给AI智能体，让系统可以全天候即时回覆家长的资讯，也可以根据学生年级、薄弱学科等资讯的内容，自动对潜在客户进行评级。

教学内容上也发生了转变，老师过去需要花大量时间备课、做教学材料；现在只需输入指令，系统便能在一分钟内生成相应的教案。

杨莎认为：AI的价值，不在于替代员工，而在于重构流程。目前，她的客户主要来自教育和跨境电商行业。

从个体到生态化的一人公司

在深圳的刘锦亮在帮助大家学习如何装备“龙虾”。

随着AI赋能的单人创业者越来越多，一些更有经验的创业者开始尝试将分散的一人公司连结起来，形成可规模化运作的商业网络。

深圳的刘锦亮早年在大厂工作，后来到一家上司公司担任高管，负责每年30多亿交易额的跨国生意。 积累到一定资源和经验后自己出来创业。他的公司在2016年成立，主营家居床垫和睡眠监测产品。

刘锦亮当时的创业路径再典型不过：先找品牌做代理，有了订单后建仓库，随后招聘市场人员，写文案、做海报、跑宣传。

“一套完整下来，最少要六个人，” 他回忆，“ 人一多，成本就上来，风险也跟着放大。 ”

现在，AI开始改变这一模式。

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找客户”这件事上。 过去，他去一个陌生城市卖床垫，第一步是“扫街”。他先在地图上搜索装修公司的位址，带著名片和资料，一家家上门敲门，发名片介绍产品，留下联系方式，再慢慢跟进。

现在，他让AI系统先去筛一遍。 从互联网上抓取本地装修公司的资讯，包括地址、联系方式、线上评价、案例数量等等，甚至社交媒体上的曝光情况，再根据数据进行分析和排序，从中筛出最具潜力的客户。

“原来200家，现在可以精准的选择20家去谈。 ” 刘锦亮说。

除了客户开发，他还利用AI生成市场分析报告、产品介绍与宣传文案，辅助设计海报与推广材料，降低了对设计人员的依赖。过去需要数天完成的准备工作，如今几小时内即可完成。

刘锦亮通过手机企业微信发送指令，电脑打开由AI智能体自动生成的操作程序APP，上面显示出本地装修公司的信息。

他意识到，一家公司原本由“人”承担的功能，可以被重新组织。

创业10年后，他做了一个反向的决定：不再继续招人，而是把公司缩小。

他把“前端”的业务拓展、市场行销方面工作交给那些“一人公司”；保留品牌、产品、仓储、供应链等“后台”部分。

加入平台的创业者通常只需一台电脑和一部手机。每天的工作从登入平台开始：AI系统会自动推送潜在客户名单，附上装修公司或零售商的背景资料与评分。创业者根据系统建议筛选目标客户，通过电话、微信或线上会议进行洽谈。

AI还会为他们生成产品介绍、报价方案和推广文案，甚至模拟销售话术，帮助提高成交率。

这些创业者不需要打卡，也不属于同一个组织。 但共用同一套“后台”资源，以及一套不断更新的AI工具。 “一个人，一台电脑，就可以开始”。 刘锦亮说。

在这种结构里，这些单人创业者既不是员工，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加盟商，而是独立运转的个体。 刘锦亮把这个模式叫作“孵化”，或是一种平台连接。 他的目标，是连接100个这样的“一人公司”，与他提供的后台资源合作。

刘锦亮说，过去每人每月需要支付约8000元工资，加上各方面收费和补助，企业要支付将近2万块；再加上市场与后台管理费用，综合成本约3.6万元。

现在，他只需要购买Token（词元）来支撑业务运作。 他说，目前使用的是腾讯平台，前期注册附送点数，不够的话可以额外付费，每月成本100元以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低成本、大规模的试验场”

最近几个月里，中国多地政府相继推出支持“一人公司”的政策。

2025年底，北京发布首个“人工智慧OPC服务计划”，提供拎包入驻、租金减免和算力支援。

今年1月，深圳市从市级和区级两个维度增加投入，单个专案最高支持达到1000万元。

3月，广东省推出省级专项政策，开始建设“一人公司”社区。 杭州、苏州、青岛等地也陆续跟进。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商业人工智慧教授张晓泉对BBC说，与过去不同，政策不再只是降低注册门槛或提供税收优惠，而是围绕AI时代的基础设施展开：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成为新的创业资源。

这种变化背后，有国家层面的推动。中国“十五五规划”已经定下主基调，将人工智慧提升至国家战略。 电力保障、数据中心建设等基础设施持续投入，为AI发展提供了底层支撑。

相比传统企业，一人公司可以更快吸纳个体进入工作状态，短期内以更灵活的形式缓解中国就业压力。张晓泉说，许多孵化空间来自空置的产业园和办公楼，算力和工具由平台提供，整体投入并不高。

创业者的数量增加了，但试错成本较低，像是一场低成本、大规模的试验。

创造力与风险并行

这种模式呈现出明显的中国特征。

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地缘政治部门主管鲁晓萌对BBC说，美国企业对数据隐私和责任风险非常敏感，大公司在AI应用上更为谨慎。 而在中国，政策环境更具包容性，地方政府主动提供补贴和试点空间，允许中小企业在不确定中试错。

“美国是精英式创业，人少但成功率高；中国更像是草根式创业，依靠的是庞大的基数。 ”张晓泉说，虽然成功率可能不高，但由于尝试的人足够多，总会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和协作模式。

但门槛降低，也意味着竞争加剧。 大公司依然掌握数据、客户和品牌优势。 “强者可能变得更强。”

张晓泉特别提醒，当大量非精英人群进入创业行列，失败后的保障可能成为新的的社会问题。 传统的社保体系建立在雇佣关系之上，并不能覆盖创业失败的个体，风险也因此更多地转移到了个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