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包括这件珍宝在内的类似的文物，在今后一段时间，恐怕很难在公众眼前出现了。根据瑞典《每日新闻报》报道，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馆总馆长布里塔·索德奎斯特不久前宣布，由于房屋租金大幅上涨，决定在2027年关闭旗下四座博物馆中的两座：东亚博物馆和地中海博物馆。

这一消息，在以博物馆文化闻名的瑞典引发震动。瑞典汉学家欧拉·黄用“疯狂”二字形容这一事件，认为政府必须介入此事，不能坐视不管。也有四千多名网友在网上签署了请愿书，请求不要将两座博物馆关闭。

在可能关闭的两座博物馆中，东亚博物馆是中国人尤为关心的一座。它的馆藏文物超过10万件，其中80％到90％来自中国。更为特别的是，博物馆中绝大部分的馆藏背后还有一段特殊的故事。因此，这样一座具有特殊意义的博物馆一旦关闭，大量中国文物的命运，也将陷入迷雾之中。

对此，瑞典汉学家罗多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与瑞典皇家文史科学院教授霍坎·米勒等人已联名发表文章，呼吁相关方面重新评估相关的租金政策。而在这挽救博物馆的声浪中，瑞典官方至今没有给出明确的态度，人们也无法得知东亚博物馆未来的命运。

瑞典东亚博物馆中国展馆 （图/网络）

高房租挤走博物馆？

登上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船岛，找到那座始建于18世纪的明黄色建筑，就找到了著名的东亚博物馆。走进其中，人们可以欣赏到新石器晚期的绚丽彩陶，商周、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还有数十万本中国古代典籍，感受中国古代文化扑面而来的震撼。目前，东亚博物馆由于修缮原因暂时关闭，计划在2026年秋天重新开放，但如今，重开的承诺似乎无法兑现了。

对于东亚博物馆面临的关闭风险，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馆方面有不少苦衷。馆长布里塔·索德奎斯特称，2026年2月初，她突然得知，负责管理瑞典文化遗产的机构瑞典国家财产委员会上调了世界文化博物馆旗下民族学博物馆的租金，租金的上涨幅度高达57％。该委员会还指出，未来，同属世界文化博物馆旗下的东亚博物馆、地中海博物馆的租金也会上涨。而她马上就要在3月提交所有博物馆的预算，问题迫在眉睫。

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中国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获得的人头形彩陶器盖。图/艺术互动

综合评估之下，索德奎斯特只能做出“断臂”的抉择。在她看来，旗下四座博物馆的经济负担一直很重，如果房租再上涨，世界文化博物馆将无法同时负担所有博物馆的运营。而根据测算，房租上涨后，如果政府每年能够多提供35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2554万元）的补贴，那么原本的运营方式还能继续下去，但政府并没有伸出援手的意愿。

而瑞典国家财产委员会的涨价，似乎也有自己的理由。该机构在官方网站的说明中提到：长期以来，他们的房租定价一直低于市场水平，并不符合市场化运营的规律，这是他们提出大幅涨价的原因。而且，该机构没有进行补贴或者资助的权力。在他们看来，博物馆想要获得资金支持，应该去争取国家预算或者议会拨款，而不是向他们诉苦。

这不是东亚博物馆第一次面临关停的命运。早在2016年9月，时任世界文化博物馆负责人安·福林就曾提议关闭东亚博物馆，将其与民族志博物馆、地中海博物馆合并。当时，她给出的理由也是“没钱负担”。后来，因为遭遇了强烈抗议，博物馆才得以幸存至今。

而现在，危险似乎真的来临了。这一次，一些政界人士也开始为东亚博物馆积极发声。斯德哥尔摩市反对党领袖扬·约翰松称，如果城区租金太高，两座博物馆可以考虑搬迁到郊区，但绝对不能选择一关了之。他强调，斯德哥尔摩是享誉北欧的文化之都，政府相关机构却要主动提高租金，逼迫文化机构搬迁、关停。这样的做法，对城市的文化吸引力是一种打击。

尽管世界文化博物馆方面已经保证，无论结果如何，东亚博物馆、地中海博物馆的馆藏都会被完好保存，但人们依然对这些文物的去向忧心不已。目前，瑞典官方对这件事的态度还没有最终尘埃落定。

与中国考古学的“缘分”

100多年前的一天，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第一次来到中国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面对着厚厚的黄土层，他感到自己的心脏在狂跳。他伸出手，感受土壤的松散、碎裂。很快，他发现土壤中布满了陶器碎片，花几分钟的时间，他就找到了一片绘制着黑色花纹的暗红色碎陶片。这一切让他觉得简直“不可想象”。他也确定，这片土地上将有重大发现。

安特生与中国考古学、中国文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是东亚博物馆的奠基人和首任馆长。如今，东亚博物馆内那些令人牵挂的核心馆藏，很多都是他千里迢迢从中国寄回的。而他在中国的考古研究活动，他与文物之间千丝万缕的缘分，背后也有一段传奇、曲折的历史。

1914年，学习地质出身的安特生应北洋政府之邀，来中国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任务是替中国人“找矿”。他一边研究矿产问题，一边到山西、北京等地收集古生物化石，收获颇丰。慢慢地，安特生的研究兴趣从古生物转向了古代人类文明，考古活动中的丰富证据让他确信，他能在这个领域有重大发现。

位于斯凯普霍尔门岛的瑞典东亚博物馆(黄色建筑) 图/东亚博物馆网站

1920年，安特生的助手刘长山在河南渑池县发现了大量陶器。此后，安特生前往考察，确定了彩陶和石器的存在。1921年10月，安特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人共同对仰韶村遗址展开发掘。他们在17个发掘点，约30万平方米的空间中，发现了大批令人震撼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骨器、陶器和蚌器。

很快，这个遗址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安特生向合作的中国学者传授了科学、严谨的工作手法，为中国的考古学建设打下了基础。很快，在“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安排下，安特生主导了甘肃等地的考古调查，“马家窑文化”“齐家坪遗址”等遗址相继被发现。

到了1925年，安特生和中国的合作告一段落，他手中的文物如何处理也成了问题。虽然安特生在中国的活动得到了授权，但这些文物并不能归属他个人所有。除此之外，他的活动还得到了瑞典“中国研究委员会”的资助，“中国研究委员会”的主席，正是考古学专业出身、对中国文物极度狂热的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六世。因此，瑞典方面也希望能占有这批在中国发现的文物。

最终，古斯塔夫六世和“中国研究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计划。他们建议，安特生将各个遗址中挖掘出的人类遗骸全部留给中国，而他在中国获得的陶器、动物骨骼等，可以先运抵瑞典进行描述、研究。待研究工作完成后，瑞典方面会将安特生藏品中的“最多一半”寄还给中国。此外，瑞典还保证，将创建一个关于中国文物和艺术的博物馆，将分得的中国文物传承下去。

从现在的角度看，这个计划有损中国人的利益，也并不公平。但在当时，中国刚刚建立起自己的考古学科，没有能力独立发掘和研究文化遗产，没有相关的文物保护法，更没有对文物的话语权。最后，“中国地质调查所”与瑞典签署了协议，同意在未来将安特生的收藏平分。

负责操办返还文物问题的安特生并没有食言。回到瑞典，他就投入了文物的整理与博物馆的筹建工作。1929年，安特生担任馆长的“远东古物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其中的第一批珍贵藏品，就是安特生带回的约3万件未修复的陶器、陶器碎片。而这座博物馆，就是如今的东亚博物馆的前身。

从1927年到1936年，安特生先后7次将1300多件文物返还给中国，返还的文物典藏在“中国地质调查所”下属的“地质调查所陈列馆”。可惜的是，抗战爆发后，中国大地陷于战火，安特生返还的绝大多数文物已经不知所终。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身份也变得模糊。

上图：东亚博物馆展厅展出中国古代绘画，中间一幅为北宋画家易元吉的作品。(图/网络)；下左：瑞典东亚博物馆展厅内展出半山文化墓葬场景复原。（图/网络）；下中：瑞典东亚博物馆馆藏中国陶制墓葬俑 图/东亚博物馆网站；下右：青铜珐琅杯，出产于中国宣德年间。图/东亚博物馆网站

幸运的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安特生当年返还给中国的文物还是现出了踪迹。2005年，在中国地质博物馆的藏品库中，工作人员发现了三个重量明显轻于矿石标本的箱子。最终，他们在箱子中找到了一些古陶器碎片。经过核对，研究者证实，这些文物应该是当年安特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联合发掘、留在中国的成果。而箱中“混进”的一件写有特殊编号的陶器碎片，就在安特生返还给中国的文物清单上。

为何这些陶器、碎片会出现在北京？事实上，如今的中国地质博物馆，前身就是创立于1916年的“地质矿产陈列馆”，也是安特生返还文物的接收机构。抗战期间，“地质矿产陈列馆”的馆藏在北京、重庆等地分别保存，战后又在北京重新合并。这些馆藏，成为中国地质博物馆的藏品基础，也是安特生文物可能出现在中国地质博物馆藏品库中的原因。

近年来，还有一批安特生返还文物的近况在南京被公布出来。2024年，徐建清主编的《远古之孑遗——南京博物院藏安特生考古资料》出版，书中指出，南京博物院一直存有300多件安特生考古所得的石器、陶器，但长期以来没有整理。后来，在整理、研究的过程中，中国地质博物馆原常务副馆长曹希平判断，这300多件文物中有28件陶器，应该是安特生返还文物中的一部分。此外，南京地质博物馆内也有少量安特生文物。

借着这些模糊的信息，人们也只能推断出，安特生文物出现在南京的原因，与抗战爆发之前，“中国地质调查所”曾带着“地质矿产陈列馆”的部分收藏迁往南京有关。而安特生的经历也能证实，他曾在1936年11月来到中国亲自送还文物，参加活动，还在南京“中国地质调查所”见到了自己早年采集的仰韶文物。

活成“孤本”的瑞典东亚博物馆

瑞典与中国签订的文物协议，客观上让中国考古学界开始有了明确的权利意识。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与袁复礼在山西南部发现了夏县西阴村遗址。当时，李济的考古工作受到了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资助，但他坚持与对方签订协议，约定发掘工作必须由中国学者主持，发掘出土的文物也必须全部留在中国。

此后，中国学术界开始在考古行动中采取各种方式，避免文物外流。1927年，北京大学联合多家机构组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协会规定，外国人来华考察应该以团体的方式进行。该协会与来“考察”的瑞典人斯文·赫定签订协议，让他保证将考察得来的文物留在中国。

到了1930年，中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古物保存法》诞生，明确规定“地下埋藏及由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归国有”。但在乱世之下，大量中国文物依然在战乱中消失无踪，或由于各种原因流落在海外的艺术馆、博物馆和收藏家手中。于是，放眼世界，以协议的形式大规模收藏中国文物的博物馆，几乎只有瑞典东亚博物馆这一家。

如今，东亚博物馆与它所收藏的中国文物一起，度过了近百年的时光。1939年，安特生退休，他和东亚博物馆的继任馆长、汉学家高本汉一起，继续投入对中国的研究。他们也在瑞典培养了一些中国文化的传承人。高本汉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生中，就有马悦然、林西莉等一批对中国极为了解的汉学家。

曾与中国签署文物协议的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六世，在1950年加冕成为瑞典国王。他花了大量精力研究中国文物。1959年，古斯塔夫六世把收藏的2000多件中国文物赠予了瑞典东亚博物馆。1963年，东亚博物馆搬迁至船岛的地址，这个位置，与古斯塔夫六世所在的王宫相距不远。很多人认为，这个安排，是因为国王希望随时都能看到他热爱的中国文物。

后来，安特生、高本汉和古斯塔夫六世相继离世。瑞典东亚博物馆也经历了几位“中国通”的管理，他们始终关心着这批文物的命运。2002年，东亚博物馆曾联系过中国方面，公开寻找安特生返还文物的下落。2004年，时任东亚博物馆馆长、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马思中，还将博物馆收藏的一匹非法流入瑞典的陶马返还给了中国。

这些专业学者对博物馆的管理，如今都变成了历史。近年来，东亚博物馆的管理者不太了解中国文化，有能力守护博物馆的人已经失去了话语权。因此，博物馆的命运会陷入今日的僵局，也算是意料之中。正如2016年那场拯救东亚博物馆的行动中，马悦然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今，瑞典方面把来自不同文明的博物馆“混搭”在一起管理的行为，听起来似乎符合“多元主义”的精神，但本质上只是一种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缺乏对文化本身的深刻了解。

但也许，人们还是可以期待，这批中国文物在将来仍然有机会出现在公众眼前。也许人们会找到一种更合理的形式，去守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参考资料：《从极地到中国——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传》，作者扬·鲁姆嘉德，译者万之，文物出版社；《正业居学：李水城考古文化论集》，作者李水城，上海古籍出版社；《穿越历史的迷雾：仰韶文物现身记》，央视《探索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