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日前宣布：从下届奥运会起，女子项目参赛者必须接受一次性基因检测。这意味着，此前被采用的跨性别者“自我认同”或“药物降酮”参赛路径，将被更严格的生物学标准所取代。

奥委会做出这项决定早有伏笔。去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一项行政令中这样写道：“允许男性参加女子运动项目对女性来说是侮辱、不公平且危险的，剥夺了女性和女孩参与和在竞技体育中脱颖而出的平等机会。”这份名为《禁止男性参与女子体育运动》的行政令，规定任何允许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赛事的组织，都将面临联邦资金被切断的风险。

震慑很快转化为实际行动——宾夕法尼亚大学网站上的一组竞技纪录被悄然删除。跨性别选手莉亚·托马斯（Lia Thomas）曾创下的三项自由泳校史纪录被还给原纪录保持者。放眼全球，从大学泳池到奥运赛场，关于“谁有资格参加女子组比赛”的争论，早已进入新的阶段。

◆跨性别选手莉亚·托马斯创下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自由泳校史纪录已被删除。（图源：《宾夕法尼亚日报》）

运动场上的公平之争

跨性别选手在体育赛场上的身影由来已久。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波兰短跑运动员斯特拉·沃尔什（Stella Walsh）赢得女子100米金牌，然而多年后的一次体检中，人们发现她拥有男性生理特征，舆论哗然。1940年代，捷克跑者兹德涅卡·库布科娃（Zdenka Koubkova）和德国跳高运动员多拉·拉特延（Dora Ratjen）在被发现是雌雄同体后被禁止参加奥运比赛，此后二人都以男性身份度过余生。1968年，染色体检测被引入体育领域，奥地利女子滑雪冠军艾丽卡·申内加（Erika Schineggar）被检测出染色体为男性，她随后接受手术，以男性身份重返赛场。

关于跨性别选手出现在体育赛场的公平之争并非新鲜事。当女子组不再只有“她”，冲突变得难以回避。

美国网球运动员蕾妮·理查兹（Renée Richards）是现代体育史上最早因跨性别身份引发关注的选手。她曾在男子组参赛，成为小有名气的潜力选手，但在完成变性手术后申请参加197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组时被拒绝。她随即提起诉讼，1977年纽约州最高法院裁定，将染色体测试作为唯一决定性别的标准是“极不公平的”，理查兹最终获得参赛资格，并在1977年的美网女双比赛中闯入决赛。

◆1978年，蕾妮·理查兹参加西雅图女子职业网球锦标赛。（图源：美联社）

理查兹的胜诉并未一锤定音，反而开启长达数十年的政策摸索。2004年，国际奥委会首次出台针对跨性别运动员的参赛指南，规定只有完成性别重置手术、变更法律性别，并接受至少两年激素治疗的运动员，才有资格参加女子比赛。

加拿大山地自行车手米歇尔·杜马雷克（Michelle Dumaresq）成为这一政策下涌现的标志性人物。她在1996年完成变性手术，2001年开始参加女子职业比赛，首场比赛就以突出优势击败了当时的女子职业组冠军。2002年，她夺得加拿大全国冠军，并代表加拿大参加世锦赛。

2006年，加拿大山地车全国锦标赛颁奖仪式上，亚军达妮卡·施罗特（Danika Schroeter）身穿一件印有“100%女性冠军”字样的T恤登上领奖台，以此抗议杜马雷克的参赛。尽管加拿大自行车协会随后对施罗特处以三个月禁赛的处罚，但杜马雷克坦言：“那一刻我不再热爱这项运动了……那毁掉了我的一切。”

◆2004年上映的纪录片《100%女人》讲述了跨性别运动员杜马雷克的人生。（图源：Marina Dodis）

2015年，国际奥委会进一步调整政策，取消了手术要求，跨性别女性参赛只需通过激素治疗将睾酮水平降至与顺性别女性相当的范围，并维持一定时间即可。这一“降酮门槛”被视为兼顾包容与公平的折中方案，但相关研究尚未给出明确结论。

《英国运动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经过三年激素治疗，跨性别女性的肌肉量和力量仅会减少约5%，而男女生理差异的基线高达40%。加拿大体育道德中心则在2022年发布的一份科学综述中指出，接受激素治疗的跨性别女性在体育竞技中没有比顺性别女性具有更明显的生物学优势，她们的肺功能、跳跃高度等指标甚至更低。

科学证据的两面性并未让赛场上的争议平息。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公平之争被推至顶点。当时，新西兰举重选手劳雷尔·哈伯德（Laurel Hubbard）成为现代奥运史上首位公开以跨性别女性身份参加女子个人项目的运动员。她曾在2001年以男性身份创下全国青少年举重纪录，2012年开始性别转换，于2017年重返赛场。

◆新西兰选手劳雷尔·哈伯德是首位参加奥运会个人项目的跨性别运动员。（图源：美联社）

虽然哈伯德按照当时的规则控制了睾酮水平，但反对者并不买账。比利时选手安娜·范贝林亨（Anna Vanbellinghen）就说：“任何参与过高水平举重训练的人都知道，这种情况对这项运动和其他运动员是不公平的。这就像一个糟糕的笑话。”

到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国际奥委会进一步要求跨性别女选手必须在青春期发育（12岁）之前完成性别过渡，以此来保证其他女性选手公平竞争的权利。曾入选东京奥运会替补名单的美国小轮车选手切尔西·沃尔夫（Chelsea Wolfe）和法国短跑运动员哈尔巴·迪乌夫（Halba Diouf）等人因此无缘巴黎奥运会。

值得注意的是，公平之争始终集中在跨性别女性身上。跨性别男性（女转男）在体育领域的存在感要低得多——这群人需要接受睾酮治疗，在竞技表现上往往不被视为具有结构性优势，甚至还会处于不利地位。这种不对称性直指问题核心——争议的本质并非“身份认同”，而是生理差异带来的竞技优势。

反DEI浪潮的一部分

当竞技场上的生理优势被定格为一种不公平，原本紧密的身份政治阵营也出现裂痕。

一度被称为“跨性别教母”的凯特琳·詹纳（Caitlyn Jenner，原名布鲁斯·詹纳）曾以男性身份在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上夺得男子十项全能冠军，创下世界纪录。1991年，詹纳与名媛金·卡戴珊的母亲结婚。据詹纳说，这段婚姻为其带来爆棚流量的同时，也延缓了其变性的进程。二人最终于2014年分道扬镳。

离婚后，65岁的詹纳进行了变性手术并公开出柜，还推出了自传纪录片《我是凯特》，吸引大批关注。据詹纳说，导致其婚姻结束的原因不仅仅因为性别，“性别因素大概只有两成，另外八成是因为我所受到的待遇”。

◆凯特琳·詹纳曾以男性身份夺得奥运金牌，多年后成为跨性别女性，还登上《名利场》封面。（图源：盖蒂图片社）

针对跨性别女性参与女子体育赛事，这位曾经的“教母”表示反对：“我是XY染色体，这一点无法改变。男性在体育竞赛中确实有着更大优势，这对女性来说并不公平。”

詹纳的“反水”并非孤例，体育界针对跨性别参赛的规则收紧从来不是孤立的政策调整，而是整个“反DEI（多元、公平与包容）”浪潮的一部分。

DEI是近年欧美企业和公共机构推行的核心政策框架，旨在通过制度性安排，如设定少数族裔和性别少数群体的招聘比例、建立包容性培训体系等，促进职场和教育领域的多元化。当这种社会运动从边缘走向中心，往往会激发出反向的力量。

这种力量在2025年特朗普再度上台后获得系统性推动。2025年1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规定美国的政策只能承认两种性别：男性和女性，禁止联邦资金用于“推广性别意识形态”，要求所有联邦机构在官方文件中使用“性别（sex）”而非“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美国教育部随即展开行动，将跨性别运动员参与女子体育比赛作为重点审查领域。

2022年，宾夕法尼亚大学跨性别游泳运动员莉亚·托马斯成为首位赢得全美大学体育协会一级联赛女子冠军的跨性别选手。她的胜利引发争议，批评者认为，即使经过激素治疗，她在男子组积累的生理优势依然存在。

2025年，美国教育部对宾夕法尼亚大学展开调查，认定该校允许托马斯参赛违反了旨在保护女性教育机会平等的《第九条修正案》。宾夕法尼亚大学最终与联邦政府达成和解：删除托马斯在校期间获得的所有赛事纪录，向与她同场竞技的女选手发送道歉信，并承诺“不再允许男性参加女子体育项目”。美国教育部长琳达·麦克马洪称这是“女性和女孩的胜利”。随着行政权力将体育纪录“一键删除”，“认同优先”的时代正在退潮。美国前总统拜登曾将3月31日定为“跨性别者可见日”，他在任内发布声明称：“我们向所有跨性别美国人传递一个信息：你们被爱。你们被倾听。你们被理解。你们属于这里。”

◆2024年3月31日，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跨性别可见日”庆祝活动上。（图源：盖蒂图片社）

特朗普政府则在今年的一则声明中回击道：“拜登政府用‘跨性别’信息亵渎了复活节星期日，将激进的左翼意识形态置于信仰、家庭和生物学真理之上。”

两党的政策差异体现出美国社会的撕裂。曾被视为进步标志的“觉醒文化”，成为部分精英群体反思和抵制的对象。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与跨性别女儿薇薇安·詹娜·威尔逊（Vivian Jenna Wilson）公开决裂后，誓言将摧毁“觉醒的思维病毒”，还说自己之所以将公司撤出加利福尼亚州，正是为了抗议该州一项旨在保护跨性别学生隐私的法律。

政治转向不仅集中表现在体育领域，也发生在公共话语的各个角落。三届奥运金牌得主、体育法律学者南希·霍格谢德-马卡尔（Nancy Hogshead-Makar）对此有精准概括：“当下碰撞的是两种理念：一种是性别认同的理念，认为‘跨性别女性就是女性’；另一种是基于科学与生物学的判断。”不过，霍格谢德-马卡尔也提出忧虑：在医疗治疗或女子体育方面，意识形态不是事实。

生物学标准亦受质疑

长期以来，国际奥委会在跨性别者参加奥运会的问题上并无统一规则，曾于2021年要求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自行制定准则。

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去年6月就任后，在此问题上“大转弯”，表示国际奥委会将主导制定统一方案。她在一则声明中称：“奥运赛场上，即使是最微小的差距也可能决定胜负。因此，让生理性别为男性的运动员参加女子类别赛事，显然是不公平的。此外，在某些运动项目中，这也根本不安全。”

按照最新规定，自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起，所有希望获得参赛资格或参加奥运会女子组赛事的运动员，都必须接受SRY基因筛查以确定其参赛资格。只有生理性别为女性的运动员，才有资格参加女子类别的奥运赛事。

国际奥委会的转向并非突如其来，多个国际组织已经先行一步。

2022年6月，国际泳联禁止12岁之后变性或经历过任何阶段男性青春期的跨性别人士参加女子项目顶级赛事。同一年，国际橄榄球联合会禁止跨性别人士参加女子橄榄球比赛。

2023年3月，国际田联更新面向跨性别选手的参赛规则，禁止经历过男性青春期的跨性别女性选手参加女性精英赛事。两年后，国际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Sebastian Coe）宣布引入基因检测，以确认女子组参赛者的生物学性别。

美国拳击协会更新了2024年规则手册，对跨性别运动员的身份界定出台严格政策。该政策规定，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必须以其出生性别参加相应赛事”；18岁以上的跨性别女性选手必须接受生殖器移植手术，并在手术后至少4年内提交季度睾丸激素测试达标结果才能参加女性组比赛，18岁以上的跨性别男性选手也必须满足类似要求。

体育界的这股浪潮亦蔓延到政策领域。2025年4月，英国最高法院裁定，《2010年平等法》（该国最重要的反歧视法）中“女性”一词的定义必须基于生理性别。英国最高法院副院长帕特里克·霍奇（Patrick Hodge）表示，这一裁定并非某一群体的胜利，而是为法律界定划清边界，同时强调跨性别者仍受法律保护，免受因性别重置带来的歧视。裁定落地后，英格兰足球协会和板球委员会相继禁止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比赛，生理性别的地位进一步被强化。

与此同时，一些国家选择了更为包容的路径。澳大利亚板球协会允许球员根据自我认定的性别参加社区比赛，无需医学检查。加拿大的政策相对包容，尽管民调显示大多数加拿大人认为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体育竞赛并不公平，但在国际规则适用之前，运动员仍可按其自身性别认同参赛。

也有国家在政策上出现了明显的收紧。今年3月，印度通过一项法案，取消了跨性别者的自我认定权利，转而要求通过生物或身体特征进行界定。跨性别活动人士拉克斯米·纳拉扬·特里帕蒂（Laxmi Narayan Tripathi）对此叹息道：“这粉碎了我们的身份。”

美国则陷入激烈拉锯之中。联邦层面，特朗普2025年2月签署的行政令明确规定性别不可改变，并要求政府证件只承认生物性别。但各州之间却出现分裂。一些州通过严格限制跨性别者参与女子体育竞赛的法律，另一些州则试图保护跨性别学生的参赛权利。

◆2025年2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展示新签署的行政令，他身边环绕着女性运动员。（图源：盖蒂图片社）

今年3月，美国司法部对明尼苏达州提起诉讼，指控该州允许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体育比赛违反了《第九条修正案》。司法部在诉状中称，明尼苏达州的政策制造了不公平竞争，剥夺了女孩平等的教育机会，使她们面临更高的身体伤害和心理伤害风险。

明尼苏达州总检察长回应称，这是为了引起关注而做出的可悲尝试，并表示将继续对抗联邦政府欺凌弱势儿童的行为。目前，全美有27个州限制跨性别运动员按照其性别认同参加校内体育比赛。

然而，生物学标准并非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支持跨性别者参赛的人士认为，将竞技结果简单归因于生理差异是一种过度简化——体育竞争不只是身体条件的较量，训练资源、成长环境乃至长期存在的性别规范都在塑造所谓“优势”。

◆美国西雅图一处法院外，支持跨性别者参赛的人们举着标语牌。（图源：路透社）

强制检测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人类遗传学家埃里克·维兰（Eric Vilain）指出，那些存在性发育差异（如染色体为XY，但外表与自我认同均为女性）却不自知的女运动员很可能因此遭到毁灭性伤害。

维兰指出，新政策在逻辑上存在矛盾，它只针对跨性别女性，却允许天然睾酮水平较高的顺性别女性（如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参赛，“这种选择性执法构成了双重歧视”。

印度短跑运动员杜蒂·昌德（Dutee Chand）便是一个例子：作为一名天生患有高雄激素血症的顺性别女性，她体内的天然睾酮达到了男性的范围。昌德2014年因此被禁赛，但在2015年通过上诉赢得裁决——仲裁庭认为，无法证明天然的高睾酮会带来不当的竞技优势。

◆印度短跑运动员杜蒂·昌德曾因天然高睾酮被禁赛，她在2015年通过上诉赢得裁决。（图源：盖蒂图片社）

在医学物理学家乔安娜·哈珀（Joanna Harper）看来，解剖学判断才是竞技公平的底层真相。“若要以‘公平’之名排除特定群体，首先需证明他们确实拥有无法抵消的不当优势，而目前的科学尚未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