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22年，20年没有发生性关系，其中有两年更是完全零交流，却必须每天同住在一间5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共用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呼吸同一片静默的空气——这种让人窒息的婚姻生活，为什么会有人愿意过？

从业近20年的婚姻律师张荆提起这个15年前经手的案子时，满是唏嘘。这对夫妻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却连水电费的分摊都是有零有整的，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比如说32.57元，其中一方把总费用除以2后，把钢镚儿放在纸条上，然后另一方凑上另一半钱才去交”。

日子寡淡到极致，却没人提出离婚。直到女方在一次体检中，发现自己甲状腺长了许多结节，才意识到自己在极度压抑的环境中度过了22年，遂找到张荆咨询离婚事宜。

这是张荆在从业生涯中最早遇见的干婚，即仅维持名义或形式上的婚姻，但实质上两个人互不干涉，也互不承担对彼此的义务。

“干婚”这个词古已有之。在明代神魔小说《西游补》第十三回中，行者道：“合过些干婚，当得数么？”老翁道：“总是婚姻，不论干湿。”其中的“干婚”，就是指挂名的婚姻。

如今，这种婚姻形态在社交平台上的讨论度很高，不少网友认为，这种现象在一线城市中尤为突出。这看似是一种格外“正确”的活法：选择干婚的人多半经济独立，也更爱自己。他们不吵不闹，只是不再交谈；他们不同床，但仍可分担房贷。

既然相互依存性不高，这些夫妻为何宁愿忍受漫长的孤寂，也要选择干婚？《新周刊》和张荆谈了谈这种当代婚姻的奇特样本。

我们为何在婚姻里“留一手”？

现代婚姻本是自由恋爱的产物，但干婚夫妻却主动让其干涸成情感的荒漠。

张荆将现代干婚者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典型的干婚者，多见于老一辈。可能他们年轻时的婚姻就如同合作社，是生存共同体，婚姻质量非常差。但即便恨透了对方，夫妻对婚姻的破裂却很忌讳，旁人劝他们离婚，他们都坚决反对；而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就互相诋毁。到了晚年，他们各过各的，基本上零交流，但仍维持着婚姻关系。

另一类是当下主动选择干婚的年轻人。这类夫妻会呈现出一些惊人的相似特征：极致计较，从金钱到家务，界限分明；彻底的经济“不透明”，彼此收入成谜；深入骨髓的疏离，分房而睡，充满猜忌。他们认为，拿出信任、时间和热情，容易陷入圈套之中。

张荆觉得，这和互联网时代情感文化的迅猛发展有密切关系。近年来，两性情感的不同声音和立场正在改变着婚姻的生态，男性刷到的常是“我的房子凭什么加她的名字？”“女方收了高额彩礼后悔婚跑路”，女性常刷到的则是“生育劳动不被看见”“婚姻当中充满压榨和陷阱”。

被挑唆的两性关系，成为流量非常高的内容。人人都仿佛活在一个被算法离间的时代，“恋爱脑”一词也被污名化。“但恋爱脑本身不应该是一个贬义词。我记得上大学时看过一句话——人如果投入到荡气回肠的爱情当中，潇洒就会荡然无存。这是作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应有的正常的生理反应和情感状态。”张荆说道。

更深层的裂痕，来自性别进步的错位。女性早已大步向前，在经济与思想上独立，不再愿意承担与母辈相似的婚姻角色，在婚姻中要求的也不再是供养，而是平等与尊重。

但很多男性的进步是“夹生”的。张荆举了一对90后夫妻的例子：丈夫要求妻子必须经济独立，房租严格按每人各负责一个月交付，因为“我没有义务养你”。甚至丈夫出国工作期间，房租也全归妻子承担，因为“我没住”。但与此同时，他又催妻子抓紧生孩子，履行家庭责任。

这是一种让人窒息的逻辑：我要你像现代妻子般独立，又要你像传统妻子般付出。这很容易让女性产生自我怀疑：我在婚姻当中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

房子也是无法绕开的“大山”。2011年前后，房价的飙升让婚姻的“经济合伙”属性空前凸显，也让一些人将其视为可乘之机。张荆曾碰到一对当事人，认识7天就确定恋爱关系，第27天女方就跟男方提议由男方出资买房结婚，房产登记在双方名下，结果两个月后女方就找茬提出离婚，明确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这种用非正常手段敛取财富的“捷径”，也让很多人在成为夫妻之前就留了个心眼，或者提前拟好婚前财产协议，做好长期AA制的生活规划。

于是，很多人在走入婚姻时，不再是基于爱和冲动，而是因为没有勇气去过一种和别人不一样的生活，只能带着一份无形的戒备走入婚姻，双方都保持情感上少投入，金钱上不混同。如果一方的经济状况有所变动，另一方会马上变脸。

只有孩子，或许是两座孤岛之间勉强搭建的一座桥，也是干婚夫妻不愿意分开的最重要的原因。在张荆看来，绝大部分维持干婚状态的夫妻都有孩子，为了孩子，干婚夫妻可以忍受彼此做合租的“陌生人”。

无痛离婚，是好事儿吗？

干婚最残忍的结局，不是争吵时的撕心裂肺，而是离婚时死水一般的平静。

十几年前，来找张荆谈离婚的夫妻，常常是伤心到了极点，有一种情感被撕裂的痛楚。而现在，坐在她面前的干婚年轻人，理智得像在解除一份商业合同。“他们离婚的时候，没有那种伤痛的感觉，这其实让人感觉挺悲哀的。”

包括在诉讼环节中，情感这一部分很轻易就被跳过了，法官一问是否同意离婚，另一方就干脆利落地表示同意，不需要进一步的调解工作。

在她看来，正常的夫妻结婚以后，会让彼此深度渗透到对方的生活习惯和社会关系当中，所以当一段关系断裂时，双方必定会感到痛苦。但是据她观察，如今很多夫妻并没有完成互相渗透，只是错误地理解了“独立”的字面意思。

张荆忘不了一对夫妻。男方对女方说：“我爱上别人了，你也不替我写博士论文，我找你有什么用？你要么接受三人行，要么我们离婚。”这荒谬的离婚借口居然没有惹怒女方，她只是平静地确认：“你想好了？好的，那我们谈谈离婚的事。”

签字那天，女方甚至露出一丝轻松的神情。这对张荆的冲击很大，她问女方：“他提出离婚的时候，你没有一点情绪波澜吗？你没有爱过他吗？”对方回答：“我只是想要个孩子，就想赶紧结婚，他做孩子的父亲还勉强合格。”

关系结束了，却像从未开始。这种婚姻形态，貌似规避了婚姻中可能出现的争吵、伤害与经济纠纷，但实际上失去的东西更多，带来的后患更大。

首先失去的是情感的依靠。张荆遇到过一对夫妻，家族生意很大，彼此都不愿意打破经济共同体，口头约定“各玩各的”。但当女方坦诚分享自己的交往对象时，男方却暗中录音，旋即翻脸，斥责女方“践踏婚姻”，甚至辱骂殴打。人性的嫉妒与占有欲瞬间上头，口头契约不堪一击。

经济上的不混同，也是一颗隐形炸弹。双方的收入和财产从不透明，等到婚姻出现危机时，两个人都会穷尽一切手段调查对方到底有多少存款。债务则带来更大的风险。张荆经手过一个干婚的案子，丈夫做生意，以家庭名义借贷上亿元，把共同财产都做了抵押。当婚姻崩解，从未经手过生意的妻子却被从天而降的巨额共同债务吞噬，“女方想脱身，脱一层皮都不够”。

干婚者最常挂在嘴边的是“为了孩子”。他们以为一个形式上完整的家，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但张荆指出，如今的小孩聪明又敏感，对于父母之间假惺惺的相处，早看明白了。共同养育需要彼此尊重、配合，而干婚夫妻之间的冷漠与轻视，反而让孩子生活在虚假与分裂的戏台上。

干婚像一副精致的盔甲，人们穿上它，以为能规避婚姻中的明枪暗箭，却忽略了自身隐秘的内伤。因为婚姻的本质是经济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干婚通过“去共同化”貌似解决了矛盾，却也抽空了婚姻最核心的部分。

干婚的年轻人，还有救吗？

在现代都市中流行的干婚，算是对传统婚姻制度的反抗吗？

张荆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在她看来，干婚是在这个高速运转、一切被重新定义的时代里的一种异化。它甚至不像古代的“相敬如宾”，夫妻并没有被强迫实现婚姻的一些功能，比如传宗接代、男耕女织，而是男女在自由选择后，主动剥离爱情的核心。

这种异化的关系，连法庭也感到棘手。法庭能判决财产分割，却难以穿透私人领域。“零交流”如何取证？如何认定那句“各玩各的”口头约定？这些在诉讼中极易被推翻，毫无约束力。财产与债务的取证也异常困难，这增加了弱势一方的风险。

张荆认为，要扭转干婚这个现象，需要一堂关于“关系”的全民课，呼唤人性当中的真善美，让人们重新学会欣赏“恋爱脑”的珍贵，而不是在网络上学习PUA，或变得功利、精致地利己。“现在的人都觉得谈恋爱是很低幼的行为，谁爱上谁，为谁哭得死去活来，似乎特别蠢，但这些其实都是人类美好的情感。”

另一方面，法律需要看见更多婚姻中“看不见的劳动”。张荆直言，目前法律对女性和弱势群体的保护还需进一步加强，比如给女性在婚姻中额外的付出——生育、家务、琐碎的情绪劳动的补偿还远远不够，“比如现在的家务劳动补偿金，普遍判5万元，太可笑了”。

她借鉴国外经验，提出建立更长效、更实质的补偿机制，例如在离婚后一段时间内，一方要对因承担家庭责任而导致职业发展受阻的另一方提供持续性供养义务。制度上的保障，至少能让较为弱势的一方在走入婚姻的时候，能够更纯粹一些。

虽然干婚群体的数量正在上升，但张荆在大量负面案例中，也看到了积极的信号：当下没有离婚的婚姻，整体质量比过去更高。许多伴侣成为真正的人生合伙人，在生活中相互托举，在低谷时紧紧相依。这说明总有一些人能穿越时代的迷雾，决定合力面对漫长人生，勇敢地缔结最亲密的盟约。

婚姻不是人生的必需品，但人性深处对联结、依靠与温暖的渴望从未熄灭。只有当婚姻制度更多地照顾到在家庭关系中更为弱势的群体的付出，切实有效地保障其婚姻权益，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而不是让其自我避害，直接“不婚不育保平安”，走向另一个极端。

毕竟，好的婚姻，好的情感关系，从来不是一场锱铢必较的零和游戏。